“迪克西使团”的大多数人都与战略情报局(OSS)、作战情报处(OWI)或军事情报局(G—2)有联系。每个人主要都是向他的上级机构负责，这些组织内部都有很多竞争，因此扩张本部门势力范围的要求常常优先于克敌制胜的要求。

　　作战情报处是按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在1945年7月13日设立的，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战时处理和协调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新闻及情报交流的机构。这一机构由艾尔默·戴维斯(Elmer Dav is)领导，属于紧急情况管理部门的一个分支。美国国内的作战情报处通过国内的分支机构 ，宣传各类与战事有关的官方新闻，并通过适当的教育计划鼓舞士气。海外的机构主要是通 过收音机、传单和报纸在敌占区展开心理战术。主管重庆作战情报处的麦克拉肯·费舍尔曾经在延安逗留过三个星期。有吉辛治是一个来自隶属于夏威夷檀香山的作战情报处的新闻工作者，也在“迪克西使团”服务了一年。前面曾经提到，他和约翰·埃默森曾经一起审讯过日本战俘。有吉辛治也向伊顿汇报过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并向他提供了对红军力量的评估、党内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其他一些与即将到来的内战有关的事。

　　有吉辛治几次从延安去重庆见魏德迈将军，将军告诉他美国打算让新近训练好的、装备精良的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以保卫“自由的中国”。有吉辛治预言共产党会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取胜，这令魏德迈很不高兴，并让他向赫尔利重复他的预言。在大使馆，大使穿着长袜、衬衣和内衣接见了这位前记者。他还想系上他的蝴蝶领结，在告诉有吉辛治他 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时还一直在系他的领结。他已经把“曾在他背后捅过刀子”的职业外交官调走，他说，“而且他们还知道如何捅得更深，并卷了刃”。他说毛泽东直接向他报告， 并且他知道在延安的美国人中谁效忠谁。

　　麦克拉肯·费舍尔发现他的工作经常要与赫尔利打交道，感到很沮丧。他经常需要依靠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得到要发布的信息。这种政府部门和记者之间轻松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史 迪威对他的信任。其助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魏德迈的精力都被其他事情牵制了。

　　史迪威告诉费舍尔，他和谢伟思负责心理战术的任何事宜，因此费舍尔在1944年8月底到延安，去调查那些说共产党优待日本战俘的流言。到那时为止，只有共产党人可以抓住活的日本兵。因为不是国民政府的人杀了他们，就是他们自杀。费舍尔见冈野进时，冈野进告诉了日本共产党的战后建国计划。费舍尔把这些信息告诉了谢伟思，因为他向来对政治事务感兴趣。

　　费舍尔还调查了“日本人民解放组织”。他知道共产党抓住了一些日本陆军通信人员，了解了有关日本通讯的状况，甚至还给日本的卫戍部队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与他们交谈过。这次旅行中，费舍尔给共产党带了一些新闻纪录影片和照片。离开延安之前，费舍尔开始在宣 传上组织美国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行动，包括美国监测延安的短波通讯和通过共产党的渠道 为美国做宣传。

　　魏德迈相信来自军事情报局G—2的情报会对赢得战争有帮助。约瑟夫·迪奇上校在战区总部领导G—2。托马斯·万·纳塔(Thomas Van Natta)上校是战区指挥部的一个军官，他向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报告工作。万·纳特认为G—2的任务是双重的：那就是他们可能应该做的 和他们为宣传和训练的目的所做的。

　　严格地说，“迪克西”是G—2的行动之一，因此它的指挥官向迪奇呈送他们的报告。除了进行正式的汇报之外，彼得金还和迪奇有非正式的通信，因为迪奇非常关心“迪克西使团”。彼得金的信一般会有和他的报告一样的信息，也会有他自己作为指挥官对一些重要事情的评论：比如记录谁喝多了，谁不服管教或谁不完成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些关于履行职责的日常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与共产党交往的个人感受。

　　一方面，迪奇在重庆的办公室有特殊的情况。G—2有个华裔军官是广东人，他不说普通话。而所有的中国翻译都说英语和普通话，但普通话和广东话大不一样。有一个军官——美国博士阿尔弗雷德·伯顿被派到G—2，因为他能流利地说日语和广东话，可以当联系人。这样在美国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就要通过两个翻译。伯顿本属于第一批“迪克西使团”的，但魏德 迈说他的语言才能在重庆用得着，他就被留下了。他想办法在1944年八九月份去了延安，待了大概一个月，观察到了使团的情况，并和一些日本俘虏进行了交流，通常见他们都是一拨一拨的。

　　中国战区G—2的成功主要因为成功地整理和评估了关于战斗序列的情报或作战情报。托马斯 ·万·纳塔认为那些“中敌人诡计”的人令他的工作难做，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 估计敌人将会做什么来做出判断。在一次袭击之前，总有一些日本逃兵会越过战线扔下武 器。G—2军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审问他们，确定他们是哪个部队的逃兵。通常这些是 他们能得到的惟一有价值的情报。G—2认为新的部队要比有经验的部队更为危险，因为他们 的行动难以预料，但一个称职的作战情报官员一般都应在袭击前两小时向战友发出预警。事实上，那种分析送上门来的信息的能力极端重要，因为如果一名G—2成员不加分析地接受每 一条信息，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用的资料中。

　　军事情报机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往往作战情报部都会收到来自G—2的不正确的情报，比 如说日本人在某地，但当地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在那儿。据纳塔说，经过几次这样的错误之后 ，作战情报部的人对大部分来自迪奇办公室的情报都不加理会了。作战情报部与“迪克西使 团”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认为使团只不过是一个被派出去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小分队。 1945年秋天，G—2完成对日本军队战斗序列的研究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部署研究也形 成了。其判断的根据是共产党在日本控制的地区建立的运作机构提供的。

　　除了与作战情报部的交流外，G—2还在重庆经常地接受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作战情报部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说法有众多不相吻合的地方，迪奇的人通常都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 情报扔进废纸篓。通常那些被扔掉的信息都是在重庆的人想像之中的，让人觉得很荒谬，他 们所观察到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送来的情报相去甚远。有时候，战场指挥员甚至把士气操 作（Morale Operation，简称MO）部门散布的谣言当做合法的情报，传回美国战略情报局作 为行动的依据。

　　情报的重复引发了重庆总部每一个人都担心的问题。通常，迪奇会对来自同一地方与共产党 有接触、但彼此没有接触的不同的人递交的同一种情报加以评论。他也发现共产党的士气和 战略也毫无例外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对此印象很深，其赤利工作 组(Chili Team——美国战略情报局1945年秋派到共产党控制区考察的工作组，代号为“Chi li”)报告说，当他们行进在山区或在草地上休息时，听到士兵们在唱歌，唱的是关于农民 如何和八路军共同作战。美国人至少有三次看到八路军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而不像国民 党那样去抢农民的粮食，共产党尽可能在自己开垦的大片农田上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赤 利工作组没有在哪儿看到陈列着红星或镰刀斧头，相反所有的宣传标语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 控制地区的主要道路周围。

　　重复工作也关系到迪奇。1945年2月10日，他交给魏德迈一份备忘录，提出应该只有一个机 构去G—2索取关于日本人及其占领区设施的情报。他还说，只能有一个机构把物资和信息交 给中国人。他抱怨G—2、美国大使馆武官和英国大使馆武官都争着第一个去给中国人传递来 自华盛顿的每周战斗命令。

　　迪奇认为武官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他写道，比如除了他，武官处有三个空军武 官和两个陆军武官都在从中国人那里收集情报。另外，迪奇还知道武官处想在昆明开设一个 分支机构，并正在购买一所价值2600万元（国民党货币）的房子，这真是不必要的浪费，因 为昆明已经有很多美国情报机构了。

　　情报收集工作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在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海军中将米尔顿 ·E.迈尔斯的驻中国海军情报处之间。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是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创立、1942年 初开始运作的。这年12月，迈尔斯和蒋介石秘密警察机构的头目戴笠将军创立了一个中 美合作所（SACO）。戴笠是司令，迈尔斯是副司令，他们都有对具体行动的否决权。中美合 作所的权力独立于战区司令部，它的补给来自海军而不是租借法案。中美合作所最初每月有 150吨供给，但在1945年初，飞机每月运来几百吨军事物资，主要都是小型武器军火、半自 动武器和烈性炸药。这些“恐怖工具”经常都运到戴笠的“盖世太保”(“Gestapo”，译者 注：纳粹秘密警察)那里，被用于镇压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迈尔斯的官方头衔是隶属于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美国海军观察员。他的任务是收集情报 以及“骚扰”日本人。海军陆战队上校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充任海军武官，助理 海军武官是陆军中尉赫伯特·希契。驻中国海军情报处同样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气象分析 和船讯资料。另一方面它还是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负责训练和武装游击队战士以及支持游 击军事行动。

　　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独立于魏德迈，因此他视之为肉中刺。一个相对低级别的组织，却有独一 无二的机会在中国发起政治和军事行动。与那些“中国通”的建议相反，驻中国海军情报处 不支持政治现代化，而支持国民党内部最反动的反共派别。他们受到海军上将金和海军部的 坚定支持，不仅因为他们的政治计划，还因为这种做法可以给海军一个在陆军控制的中国战 区施加影响的机会。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提供秘密警察，训练镇压暴动的士兵，并在蒋介石与 史迪威的争论中支持蒋介石。在战时中国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中美合作所的政治 倾向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影响到当时的政策，也影响到对中国这两个相互争斗的政党的 未来预期。中美合作所对中国事务的直接卷入，及其想成为秘密警察计划的主导并致力于对 中国革命运动的破坏，使它在中美关系中有了与其本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

　　戴笠将军的暗杀本领使他变成蒋介石的安全主管，蒋介石在需要钉梢、调查、逮捕或暗杀谁的时候就会给戴笠打电话。迈尔斯因为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助理陆军武官肖欣驹（Hsia o Hsin-ju）少校是好朋友,因此和戴笠拉上了关系。这个人对华盛顿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中 国专家说，中国人对从前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感还是那么强烈，以致派美国人到中国使中国人联想到过去的国耻，会感到难以忍受的耻辱。迈尔斯是肖欣驹的密友，可以接受这种看法，但肖欣驹少校相信，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的其他成员是无知的新来的人，不懂中国的语 言和文字。

　　迈尔斯于1942年七八月份访问了印度后，开始筹建一个破坏训练中心，称这为“快乐谷”， 它坐落在重庆城外12英里的地方。美国人在那里用中国的方式生活着并和戴笠的人在工作中 平等相处、密切合作。多诺万将军在1942年9月任命迈尔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头目时，海 军 情报处的地位似乎加强了。多诺万这样做是为了使他自己能得到与迈尔斯的政治联系，但迈 尔斯却认为多诺万此举是为了限制他和戴笠的特殊关系而心生怨恨。

　　戴笠坚决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行动的继续扩大。他认为这一组织是对国民党的威胁。 他和迈尔斯都认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执行任何任务时都应当寻求中美合作所的许可。1943年 秋天，美国战略情报局散布“黑色宣传”的士气操作处（MO branch）想要派一组官员去重 庆时，戴笠没有同意。直到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的主管提醒戴笠，他拥有多诺万将军的全力 支持，包括他准备向美国总统建议应当重新考虑给予中国的援助，这样戴笠才同意其在中国 的行动。

　　迈尔斯从不认为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员，也不认为他应该为保卫这个机构及其运作负什么责任。中美合作所在1943年4月15日由总统罗斯福签字同意组建，确定了它的运作由海 军负责，戴笠还是独立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战区司令部，1943年末迈尔斯就不做美国战略 情报局驻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了。在高思的建议下，他的职位由海军观察员变为驻中国海军情 报处指挥官。高思不想让迈尔斯有外交地位，史迪威由于对戴笠的各种关系担忧，因此 不想在他的总部里有任何迈尔斯的代表。

　　迈尔斯的新职位并没有使他和史迪威的关系有所改变，但在这时一系列他所控制的海军行动 纳入了陈纳德的指挥。1944年六七月，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申请增加12名高级海军军官，准备 去搜集并评估属于中国南海岸和岛屿的情报，并计划用中国的港口来做舰队基地。中国人被 告知这些官员会成为迈尔斯的部下，因为他的计划越来越重要了，同时也是为了建立和运作 两栖的、河湖和港口游击队的袭击，这是蒋委员长最近答应的。

　　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它善于在不同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派系中制造矛盾。史迪 威的召回和共产党接着努力要与军方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秘密接触，更给了他们挑拨的机会。 加之1944年10月初，迈尔斯劝赫尔利用中美合作所的无线电设施与总统联络，因此蒋介石和 赫尔利之间最重要的电报往来都经过了中美合作所总部，这些情报就可能被戴笠的机构知道 。很多要送往华盛顿和重庆总部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重要报告和来自“迪克西使团"的情报 复印件几乎总是很快就到了迈尔斯那儿。尽管在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可能确信，迈尔斯和 戴笠会提前知道所有可能对他们政策形成的挑战，但中美合作所在“迪克西”从来都没有过特工。

　　史迪威和大使馆的人都在想办法削减迈尔斯的权力，迈尔斯想“对红色力量挑衅”，而当时史迪威想发动双方的力量来“息事宁人”。魏德迈取代了史迪威的位置，标志着迈尔斯权力“终结的开始”。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魏德迈不喜欢战区的各种情报机构独立于他的总部， 也不喜欢他拥有一切但被戴笠轻视，戴笠是中国的“希姆莱"(Himmler，德国纳粹党秘密警 察的头子)。

　　魏德迈接任后就与迈尔斯交手了。一次工作会议上，他让迈尔斯提供一些情报来回答某些问 题。魏德迈问：“答案是什么？我们现在在做什么？”迈尔斯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魏德迈问。迈尔斯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也许知道，但我是为戴笠服务的 ，我要得到他的许可才能说。”魏德迈狂怒地反驳道：“那么什么时候美国军官能不回答战 区司令的问题？”迈尔斯只是笑笑。

　　后来，魏德迈和迈尔斯详细地谈了为什么海军要管理那么多游击队。“我是陷进去了，”迈 尔斯解释说，“金将军在我得到史迪威的许可之后给我开了绿灯，现在游击队的确开始有好 的趋势。”他说他希望中美合作所的补给吨位可以增加到500吨，但魏德迈限制它，还命令 中美合作所不要训练和武装戴笠的军队，除非他们直接加入抗日的行动中。

　　魏德迈因为害怕中美合作所公开卷入中国国内冲突，又命令迈尔斯不要再批准在共产党地区 的中美合作所的美国军事行动了。因为不能直接和魏德迈对抗，迈尔斯托辞说中美合作所的 力量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他才命令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去支持戴 笠。他和戴笠甚至还和日本人及伪军合作，重新获得了对上海的控制权，还通过用一支破旧 的舰队武装国民政府军队，夺回了一些沿海城市，控制了港口地区。

　　这个时候魏德迈才知道迈尔斯权力欲望很重，以至于根本不顾现实，至少是不顾他在中国的 地位。蒋委员长建议美国人不要和戴笠合作，并敦促削减大多数中美合作所在中国的行动。 9月，迈尔斯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准备在会上宣布他不承认魏德迈在战区的权威，准 备“揭盖子”，但在他这样做之前，海军医疗人员迅速把他带回了华盛顿。他离开后，中美 合作所在中国的任务顿时削弱了。

　　迈尔斯的上司反对他的大多数所作所为，但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太粗糙、不成熟。他早在美国官方政策决定支持蒋介石内战前，就开始帮助蒋介石做内战准备，但在1945年夏天，魏德迈开始独立承担接近这一目标的任务。不过，迈尔斯对推进蒋介石的目标比抗日更有兴趣。他因此极力反共并且彻底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迪克西使团"。他指责包瑞德对国 民政府误传了使团的任务，还指责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人对共产党盲目同情。他认为共 产党其实是积极支持日本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迈尔斯自己对抗日的贡献很小，尽管他 为戴笠做了很多事，却没有做过任何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益的事。

　　那些认识迈尔斯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奇怪的人。他曾到处炫耀他自己设计的细长三角旗，它的 图案是三个问号、三个惊叹号和三个星号排成一行(？？？!!!***)。他在狂欢的时候会高喊 “中美合作所”，还曾经向约翰·戴维斯吹牛，说他的手下曾经在汉口用阿司匹林令几个 日 本海军军官中毒。他还向史迪威申请1万把匕首，用来武装中美合作所人员，准备以此在印 度支那刺杀日本人。

　　不过迈尔斯很难对付，主要因为他受命于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为美国海军将来在亚洲 的行动打基础。金相信，战后蒋介石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个将注定使中 国成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的人物。从金的这一观点来看，美国海军和蒋委员长之间的密切联 系会使美国在战后中国的海军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样毫无疑问，美国就可以像以前英 国使用葡萄牙海军那样使用中国海军，使它成为控制太平洋的助手。回顾这段往事，也许把 迈尔斯看成19世纪的探险家对他来说也许就是最仁慈的了，这种人以高尚的动机为名去别 国的土地，行缔造自己的帝国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