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对科学的负效应负责?
|
|
李和平
|
二十世纪，是科学家大展宏图的世纪。只要我们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人类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科学家的参与：从曼哈顿工程到阿波罗计划，从核力发电到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无不与科学家的参与有关，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对科学家充满了敬慕之情。同时，我们也都很清楚地知道：从二战后期的原子弹事件到两伊战争，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南斯拉夫的野蛮轰炸到克隆羊的诞生，从温室效应到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无不涉及到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综合以上两种印象，人们提出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说法。关于科学家对世界的积极贡献，人们争论不多。但是关于科学家究竟是不是应该对科学的负作用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负责的问题，争论则很多。在这方面的争论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50年前后有些日本人对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责难。爱因斯坦在1939年7月签署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表达了德国有可能正在从事原子弹制造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建议美国自己应该赶在德国前面制造出原子弹。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议。美国在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8月6日和9月12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
1948年10月，有些日本学生问爱因斯坦：您觉得为我们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在道义上应当对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负责吗？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不。物理学的进步使科学发现有可能用到技术和军事目的上去，这的确会产生巨大的危险。可是，与其说责任是那些对科学进步有贡献的人，还不如说是在那些使用这些新发现的人———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在于政治家。尽管如此，没有任何论据或推理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的确是科学家们制造出原子弹，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它有多大的破坏力，并且知道它有可能被用于战争。但是有一个非常让人不得其解的是，当时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的内心是感到不安的，有许多科学家反对使用它，还有一些科学家后来因为觉得内疚而愤然离开了核物理学领域。而真正做出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和军事头头们，大多都满不在乎。爱因斯坦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他是1955年4月18日去世的，3月19日还给一位物理学家写了一封信以减轻自己内心的不安。可以说原子弹事件在这位科学家心中投下了永久的阴影。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尤其是以维尔穆特为首的英国生物学家在1997年克隆出小绵羊“多莉”以后，有关责任问题的争论遍及全球。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呢？下面我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首先，自然科学是在人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人类认识自然规律之后，就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运用。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发现自己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于是就对科学产生了盲目的信任。这一盲目的信任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自身是有缺陷的。为什么说科学自身是有缺陷的呢？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在这样一个整体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可是自然科学一方面把自然界的整体分成了一个个部分、一个个方面去研究，使我们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肥料化学只研究如何使农作物近期内多产而没有注意到化肥的长期使用对耕地的作用；农药化学只研究什么样的农药能最有效地杀死害虫而没有注意这样的农药把益虫也杀死了，从而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了有害的效应。另一方面是科学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运用我们以为是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认识去改造自然，其潜在的危险是巨大的。其次，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在科学知识上有优势的民族可以运用科学为自己谋求到其他人得不到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政治优势，并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进一步激化不同民族之间对科学片面应用的追求如核军备竞赛。可以说，科学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提供了知识基础，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反过来增强了人们追求科学知识片面应用的机制。总体而言，科学对社会的负效应与科学发现的动机及其应用有关，因此追究危害的责任不仅包括社会对科学成果的运用而且涉及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因为科学家的研究为社会运用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和十九世纪以前的科学家应该有所区别，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估。如果一个科学家明明知道某项科学发现将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那么他就不应该把这一发现公布于众，这是一个现代科学家必须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不论科学研究还是它的社会运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而这一舞台的导演是各国政府，因此政府应该对应用后果负主要责任。
|
|
《经济日报》 2001年1月08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