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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陈丹青 
  2005年08月10日08:1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就文学论,就人物论,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官吃过饭。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时期人物被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文坛上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色彩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唐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烟,嘻笑言谈。唐还说,那时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鲁迅怎样看待,人家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有好玩,开心的一面,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在乱世中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与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90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不及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好玩与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目——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而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的,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来的,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而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读到结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农民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那种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得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峭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而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高贵的品质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之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令人起敬。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老先生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被统称为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他们似乎还是不及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许多聪明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绝望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反倒是现代西方人能意会,即便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浅薄而开心的美国文化中,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爱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惟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演,由作者修订交本刊发表,原文1.3万余字。)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梁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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