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新农民角度解析新农村建设，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样，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才不会被误解为单纯的新村建设，甚至搞成另一种形式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概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也是新中国50余年亿万农民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追求的艰辛和努力，颇有意义。

　　陈永贵们与当时的生老病死保障

　　1928—1936年的乡村建设和农村复兴运动，是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或传统知识分子推动的。这次乡村建设从教育农民、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着手、组织乡村自治着手，但这种努力注定是没有成效的———当帝国主义侵略者从外部、封建地主阶级从内部掠夺农民的时候，不触动这种利益分配格局，断不会有惠及全体农民的新农村建设，更不可能涌现新农民。

　　1949年后，在国家独立基础上，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决定的物质资本占有机会的基本均等，公众教育和卫生保健制度造就的人力资本占有机会的基本均等，造就了新一代有独立意识、力图把握自身命运的农民，形成了新的农村风貌。

　　毛泽东时期新农村建设，是与大寨陈永贵、“江南大寨”吴仁宝、“牧区大寨”宝日勒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吕玉兰、侯隽等为代表的亿万“社会主义新农民”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在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大背景下，陈永贵们抱着为国家作贡献、为乡亲谋福利的信念，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农民的生老病死有所安排。

　　例如，今天的“华夏第一村”华西村，上世纪60年代建村之初，就确立了“十五年将华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村支书吴仁宝带领下，经历了“头昏肚痛不算病，腰酸腿疼不脱劲，烂手烂脚不缺勤”的7年苦战，上世纪70年代前期就实现了“亩产超吨粮”，全体村民就都搬进了集体建的设施齐全的新瓦房。而陈永贵带领大寨群众“愚公移山”的气概和绩效，更为当时人熟知。

　　这些农民先进分子的共同特点，是有为国家、民族、乡亲们谋利益，即“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并且实际改善了国家、民族、乡亲们的福利。从人本身来说，他们都可谓“大写的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观为个人、客观为大家”的“经济人”相比，他们“主观为大家、客观损自己”的品格，更令人钦佩。

　　2002年，笔者在江西余江县倾听了一位当年血吸虫病患者的回忆，可以让从来没有见过当年新农村建设和新农民的青年人，更具体形象地认识当时的新农村是什么样的———

　　“我十八九岁时，才1.4米，1951年血防站来检查，才知道是血吸虫病。当时，除了不下田的地主富农和妇女没有病外，贫下中农下田的都有病。当年十五六岁的同龄人死了2/3，挨到解放只有1/3。

　　血防站来查病治病。每人检查，彻底根治。我共治了3次。3次住院均免费治疗，后两次还记了70%的工分。治疗又免费，这里又记工，乐得‘踵踵嗵’（蹦蹦跳的意思———记录者注）。

　　‘文革’前，只要有大队证明生活困难，医院就可以减免挂账。合作医疗当时能够维持。但是到1981年‘单干’就没有了。当时上面有拨款，现在搞不起来了。老百姓喜欢，但是没有经费，上面没有拨款……”

　　现代农村以农民的自主自立为前提

　　“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大寨的陈永贵离开了副总理岗位，吕玉兰离开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岗位，宝日勒岱离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副书记的岗位，邢燕子离开了天津市委书记的岗位，甚至吴仁宝，也离开了江阴县委书记的岗位……。

　　今天人们谈韩国的“新村运动”，更多地介绍他们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殊不知，所有的做法和步骤都有一个不成问题的前提，就是韩国农民的自主自立地位。2003年笔者访问韩国的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每一个合作社接待我的，都只是合作社的雇员，他们都服从合作社的成员———农民。现代国家的现代农村或曰新农村建设，无一不是以农民的自主自立，与其他集团的平等地位为当然前提的。

　　无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成长，症结在农业、农民和农村与外部集团的“关节点”。在“三农”内部，农民之间的相互利益冲突，远不如作为整体的“三农”与非“三农”的利益冲突；一般而言，农民之间不能妥善处理的利益冲突，背后实际起作用的仍然是非“三农”因素。例如，规范农民之间土地关系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出现的问题，远不如规范农民与非农民集团之间土地关系的《土地管理法》问题多；即使涉及《土地承包法》的问题，也总是有涉及《土地管理法》的势力作用其间。

　　打击报复带头抵御不法侵害、带头监督政府和村社干部、带头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农民，甚至以“扰乱秩序”处罚拘禁；宁肯出更多的钱买通关节，不愿意向农民承担不法侵害的补偿责任；等等，现实生活中农民活动分子受打击现象还时有发生。一段时期，农村社区在被漠视中出现“原子化”现象，我们与其指责农民的“素质”不高，“自私自利”，不如实际保护农民的维权行为，不如严惩漠视农民权益的强势集团，不如以实现农民的自主自立，与其他集团的平等地位为当然前提。

　　在法理上，我们的农民已经拥有独立的土地产权，农民已经在经济上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理应有动力有能力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争取更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权利不能从法理层面落到现实层面，农民始终和到处受到不法侵害，大部分忍气吞声、畏缩不前，少数义愤填膺、不惜鱼死网破的话，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

　　新农村建设呼唤“新农民”

　　今天，新农村建设的一切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随着现代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阶段也已经到来，新农村建设要求必需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

　　政府再怎么增加拨款，若离开农民主体的话，完全不可行。离开了农民主体，中央政府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真金白银”及惠农政策会层层流失，再好的惠农政策，再大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也建不成新农村！如黑龙江省青冈县建设乡“贫困户指标”要贫困户拿钱买、扶贫资金购买的牛比狗大不了多少。新农村建设真正欠缺的是“新农民”，新农村建设不能“见物不见人”。

　　我们今天强调“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然而，新农村建设要求的，不仅仅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还需要有具有自主意识，追求社会、社区利益最大化的领军者。

　　能够让一般“经济人”凝聚起来的，只能是“大写的人”。他们有更远大的目光，将自身的收益寓于大众收益之中，信奉“锅里有碗里自然有”，“大河有水小河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只身到华西，亲眼所见，当一半村民已经住进小楼，华西村班子却在一个大棚子内办公，吴仁宝坚持要最后一个搬进小楼，他的“有福民享，有难官当”；他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他退回5000万元奖金……村民承认，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

　　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扶持，只有得到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响应，直接参与和监督，成效才可以期待。

　　新农村建设呼唤新农民。新农村建设以新农民为标识和归宿。如果新农民不能随新农村建设而出现和成长，说明一点：我们需要检视我们政权的执政基础在哪里。

　　背景解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指上世纪80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权是其核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减负。基本上，改革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减少乡镇一级政府的领导数量；二是精简机构、精减人员。三是改革县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

　　“作为第三次大调整的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三次调整内容和意义不一样，过去政策是单向的，新农村建设是系统的、综合的政策。”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如是说。

　　“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因此，将‘三农’政策统一到新农村建设，可以比较全面地反应出‘三农’政策的目标和未来的追求。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在农村找到的新质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这样思考。

　　《人民论坛》 (2006年 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