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在中国，为解决国有资产的代理问题，曾经进行过无数次的制度设计。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的新尝试。根据这一制度安排，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惟一具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利的部门，它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取代党政机关管理国有企业。为了防止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各级政府下属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国务院条例中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义为事业单位。虽然如此，仍有一些学者担心，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会不会异化为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不会重新沦为政府的一个干预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的机构。

　　确实，在一些地方，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尚未成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重组就已经加快。更严重地是，一些党政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兼任当地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简单地将这种现象理解成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倒退并不妥当。在一个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少数国有企业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要员担任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政府”的表现。因为只有搞好国有企业，地方财政才不会破产，地方的各项公共产品的供给才有保障。地方一把手兼任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也是在新形势下迫不得已实施的一项举措。但问题就在于，行政功能与企业功能的天然区别决定了这种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必然会走向死胡同。

　　首先，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当地百姓提供公共产品，而国有企业的直接职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强求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职能，那么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被淘汰。反过来，如果政府主要领导人以搞好国有企业为己任，而忽视了对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那么这个政府实际上就是不合格的政府。所以，政府角色与企业角色的不协调决定了党政主要负责人不能兼任当地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

　　其次，从合法性来看，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数十个严禁党政干部经商的规定，一再重申党政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党政干部直接到国有企业中任职违背了国家的有关规定，损害了党政干部的廉洁性。

　　第三，红顶商人的出现还容易形成不公平竞争，导致整个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党政干部兼任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势必导致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管理者和市场主体同一化，这对于民营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如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发生了纠纷，民营企业能否寻求政府领导人居中调解？如果在政府资源的配置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了冲突，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党政干部将如何应对？

　　红顶商人的出现，说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急需重整规则的时期。从干部带薪下海经商，到党政一把手兼任国有企业负责人，说明中国今后的改革面临市场竞争与政府职能转化双重压力。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政府要员直接经商说明中国的市场环境尚需改善，正常的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建立。从政府职能转换来说，由于一些地方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当地政府领导直接操纵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如果这种局面不加以改善，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无法形成，地方政府也将彻底变形。

　　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中国的国有资产分布极不均衡，如果允许地方党政官员“占山为王”，势必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解决国有民享的问题。红顶商人的出现，改变了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分配体制。人们不能想象，一个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也无法想象，一个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领导，如何领导国有企业开展有序的市场竞争。只有当我们彻底抛弃ＧＤＰ情结，用更科学的指标考核责任政府，类似红顶商人的现象才能够避免。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3年 第三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