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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昨天在网络上成为讨论焦点。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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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另一位是农业大省的管理者,这两位嘉宾使昨天的“强国论坛”异常热闹。很多农民朋友和关心“三农”问题的网友们都踊跃提问,还呈上了一个普通四川农民家庭的“公粮”清单。王明义副省长在网友面前坦陈,自己的父母都是农民,而且都要过饭,情真意切的言语也让他成为网友们热问的目标。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嘉宾:徐更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明义(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长)
对话时间:3月6日13:30、16:30
不成规模种不出良品
网友:请问你觉得农民增收的难点在哪里?
徐更生:增收的难点有很多,提高农业规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有时候讲,就那么几亩地,如果不种金子的话肯定是富不起来的;二是科学技术问题,现在大家都说种优良品种,实际上优良品种种出来的不一定是优良的产品。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种植的规模都非常小,就这么几亩地、几分地都挨着,我种这个,你种那个,不一样的东西传粉的时候风一吹之后就都是“杂交”了,好的品种生产出来的都成了杂交品种,这样就卖不出去;三是库存问题,东北有一些大豆非常好,日本人点名要这样的大豆。前几年首先解决不了的就是仓库问题,反正你的批量小,就放一下,各种各样的品种放在一起,大、小的混着放在一起,最后卖不上价钱;四是信息不灵,农民不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东西,有了新品种他又不会种。总体来讲,难点非常多,我建议找一些科学技术部门的专家为农民做指导。
四川农民提税费清单
网友:以下是一位四川读者的来信,希望能够得到嘉宾的解答。
关于2003年农民上交款的问题我有几个地方不明白,向你们反映一下。以下是我全家4口2个劳动力的上交款:
1.农业税:205.07元(不知有水分没有?)
2.特产税:12.00元(听说国家已经取消,可下面还在收)
3.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50.00元(不知这个钱收起来干啥用,中央有文件吗?)
4.升钟水库配套工程世界银行贷款本息:108.00元(这个款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5.升钟水库放水费:100.00元(有的人根本就没用到水)
以上款项合理吗?
徐更生:好多都是不合理的。现在的特产税已经取消了,但却往往成为乡政府干部的一个间接收钱途径,比如要交的应该是十块,而乡里让你交二十块,好多农民这一年就白干了。
乡镇干部多引发“费”多
网友:我认为农民真正的负担不在于农业税,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认识?
徐更生:现在农民的负担中,农业税只是一部分。但是农业税并不很多,全国就是几百亿,实际上现在农民的负担远远不止这些东西,它的负担在苛捐杂税,叫“费”。这个费有的地方可能是几百种,而中央政府规定的就是几十种。原因是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规模太大,财政上面没有多少钱给乡里,乡里面的官员不吃农民吃什么?他就靠这个。
据我大略估计,现在的官员大概是这样,全国来讲一个乡的编制应该是三四十人到五六十人,但是加上退休的人可能是在二百到三百多人,比原来的编制要大三四倍、四五倍这样的规模。有人统计说是28个农民养活一个人,实际上可能不止这个数字。所以减负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政府体制的改革、职能的改革。只有职能减少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不管了,才能真正精简乡镇干部队伍,农民的负担才能减下来。但从政府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我们现在有两三千万的乡镇干部怎么办?
合作经济即将立法
网友:你对农业合作社有什么认识,你认为农村会不会重新走向合作化的道路?
徐更生:合作经济实际上是农民组织起来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以后要组织的合作社应该是一种家庭经营基础上农民的自愿联合,联合的主要内容在商品销售、生产、加工这方面。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在农产品加工上面占领自己的阵地,农民是不可能增收的,也富不起来。我们现在讲的是国际公认的合作社,按照这种原则组织起来,按照这样的合作社分配方式分配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人大法制委员会正在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的法律,国家也是在提倡这方面的发展。
融资应首选合作社
记者:请您谈谈民间融资特别是农村产业发展融资问题。
徐更生:这个问题是一个难题,农业中间如果没有农产品加工的话,农村是富不起来的。没有融资上的突破,企业就发展不起来。关于融资的问题,政府有责任在一些基础设施方面提供给农民一些方便,我建议应该首选合作社的形式。现在人们都说龙头企业怎样怎样,我倒觉得龙头企业只有两点好处,它仅仅能够保证农民在生产了这种东西以后不至于产生卖东西难的问题;它还可能能解决比较公平的销售价格,到此为止。但这和农民不是一码事儿,一些龙头企业发财,农民却发不了财,而且这种协议非常脆弱。
本报记者 张瑾 整理
王明义网上为农民减负算账(记者观察)
继徐更生之后,昨天下午4:30,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长王明义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与网友和本报记者进行了交流,并提出六项措施为农民增收减负。
“我们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它绝对不是我们仅仅开一个会或发一个文件能解决的,而是有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要做。”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副省长,王明义提出的六项措施一一为农民增收问题破题。
首先,要围绕农业结构调整这个主线做文章,提高农业自身的效益,比如要千方百计地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去种植一些市场行情好、经济效益高的产品,而不搞强行的种植。
其次,走加工增值的道路,让农民不仅得到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得到加工环节的效益,大力发展粮食的加工,尤其是精深加工,这样不但使一些农民进入加工企业里务工,得到务工收入,同时把农产品自身的价格也提高了。
第三,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就是把现有一般的、分散的生产,变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提高组织化程度,让一家一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逐步对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和农民建立“企业+基地+农户”的利益机制,带动一部分农民去种植、去养殖、去加工。第四,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降低成本,让农民增收,比如说对作物优良品种的引进。
最后两项是政府增加农业投入,以及降低乃至逐步取消农业税。王明义说,除了对农村生产条件所必需的一些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进行政策性投资之外,还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本次人代会的要求,逐步降低农业税。他介绍,就河南省而言,今年全省农业税降低这一项可以减轻农民负担7.5亿元左右。同时,全省除了保留烟叶的特产税以外,其他的特产税全部取消,这样也会减轻农民负担1.2亿元左右。此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这一项,农民受益大概11.6亿元左右,这三项加起来就是超过22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可以得到补贴和减免的税负加起来是25—28元左右。
本报记者 张瑾
王明义副省长:
“我的农民父母要过饭”(嘉宾特写)
他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有另外一个位高权重的身份———河南省副省长。但是,昨天,他在“强国论坛”面对全国千万网友的提问时,却表现得如此坦诚,甚至让人出乎意料。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都曾经要过饭。”一语既出,网友反应如潮:我们愿意和这样真实的副省长交流。
有网友问:你对河南农村了解有多少?你到过基层么?
王明义几乎是未加考虑即作答:“我不但是农村人,而且出身就在一个很普通也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的父母都曾经要过饭。当时我记得我们一家四口人住了一间很小的茅草房,床前支着锅,人不起床就没有办法做饭。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母亲还在家里要饭……所以,对农村特别是对贫苦农民的酸甜苦辣,我是有比较深刻体会的。我也亲眼看到一些基层的农民群众,为了解决生产生活的问题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
稍微顿了顿之后,他接着说:“农村的基层我走的比较多,在县里做一般干部的时候,我曾经住过生产大队,就是住在农民家里面。到政府之后,我又分管农村联系工作5年,应该说对农村、农业、农民还是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的。我很主张到农村调查研究问题的时候到农民家里坐一坐、聊一聊,让他们谈实话,到田间地头聊一聊,这样很多实际情况农民就会告诉你。”
本报记者 张瑾
今日话题:依法行政
《京华时报》(2004年3月7日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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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论坛的徐更生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