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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第四期


“搜捕”野人进行时(Tracking down savager)
文/本刊记者  周晓红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野人?神农架地区时常传出野人现身的消息,是传说是事实还是商业炒作?野人跟我们人类究竟有什么关系?破解野人之谜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沸沸扬扬传了多年的“新闻”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野人之谜何时才能大白于天下?满头银丝、一脸自信的人类学专家袁振新,为我们回顾他30年的野人科考历程——

    袁振新,
    江苏省江阴人,
    67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科学考察队主任委员、
    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前任馆长,
    人类学专家。

    “当然有野人,我们有大量人证、物证,并且已经检测过它们的毛发,科学界已经承认它们是灵长类的新物种!”袁老的回答极其肯定。袁振新已经跟野人打了30多年交道,他的答复既代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考察队(简称野考队),也代表科学界。
    它蕴藏着人类进化的奥秘
    关于野人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以前。据周朝文献记载,南方土著人曾给周王进献过两头“野人”;楚诗中“野人”被叫做“山鬼”,胆小害羞、十分爱笑;到了宋朝,“野人”搅扰后宫、惊吓妃子之事也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明朝时期,连大名鼎鼎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收集了关于“野人”的条目。前些年,在南方的一些药铺里还能找到准备入药的“野人”牙齿。野人喜食野果,客观生存需要决定其生活区域必定要有大片植被。历史上野人分布最广的时候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其中以南方最为集中。
    1960年袁振新被分配到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于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著名人类学专家裴文中、贾兰坡,开始从事古人类学的研究。他第一次出野外考察是到广西柳州。柳州盛产优质木材,森林植被茂密,历史上巨猿曾经在此聚居。考察巨猿洞的时候,袁振新发觉当地百姓中盛传关于“变婆”捉人的传说,引起了注意。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苏秦岭矿产调查活动中,中方化验员樊井泉曾经亲眼目睹一对毛人母子捡拾野板栗。该事件被一位苏联专家写进文章中,引起很大轰动。1958年有人在喜马拉雅山发现雪人后,又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雪人热”。上个世纪60年代,裴文中提出的关于“物种的发生、发展、衰退直至灭绝必定要经历一个群体数量由小到大、再到小的发展过程”之理论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进化过程中人猿分开之后,很多猿类物种保留了下来,诸如我们熟知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人猿分开之前,距今大约一两百万年前,在巨猿种群十分强大的时候,人还是很弱小的群体。按照裴文中的理论,巨猿灭绝要经历一个从大到小的衰退过程,一个优势物种突然灭绝了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恰恰科学界还没有发现相关证据。这些给了袁振新一个启示:巨猿这个与人类祖先同源的物种是不是没有灭绝?巨猿、变婆、毛人、雪人是不是同一种动物?
    上世纪70年代开发神农架,野人在该地区频繁活动的消息传到外界。中科院动物所化验野人毛发后证明,此毛发确是灵长类所特有的,并且是未知物种。“人是猴子变的”,这是世人皆知的进化结果。到目前为止,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只能依靠化石。由于从猿到人的进化系统学说存在化石上的缺环,科学界并不能够细致地描画猿进化为人的全图。野人也许就是能破解这些问题的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活化石”,蕴藏着人类起源的奥秘。野人很可能就是人类的近祖,人类学家研究它将获得更加直接的证据。于是,中科院批准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并于1976年特批了14万元考察经费,还调拨了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大解放,正式拉开了野人科考的序幕。
    百人搜捕千人追踪
    神农架地区山连山、岭连岭,地势落差大,树林高大繁茂,山顶处还有无数人类无法攀援的洞穴,地形极其复杂,“搜捕”野人工作异常困难。树林中铺满了干枯的落叶,别说人踩上去声音很大,就是一片树叶徐徐飘落也能听见“簌簌”的声音。野考队的队员们最初缺乏经验,三三两两一组,时常说话解闷,尽管工作勤奋、上山频繁,一个月过去了,连猴子都没有看见过。
    经有经验的猎人指点,袁振新他们才明白,原来是“侦察方法”有误,并逐渐掌握了野人的特点和习性。野人高大健壮,看似笨拙,实则智商很高,异常敏捷,翻山越岭、攀援洞穴,身手之迅敏非人类所及。它们非常聪明,喜欢在可以望见上山小径的僻静处搭窝,如果看见上山的是老人、小孩或者女人,它们不但不跑,还会做出各种动作吓唬他们。如果来的是强壮的男人,没等对方发现,它们就已消失在崇山峻岭间了。野人的听觉和嗅觉非常灵敏,对香烟、香皂、牙膏、皮鞋等当地百姓不使用的东西十分敏感。要想不被它们怀疑,队员们就得从气味到体态完完全全像当地人一样,才能得到与其接近的机会。
    袁振新等人从此不刷牙、抽当地产的土烟、穿跟当地人一样的衣服、草鞋,静悄悄地融入神农架的密林中。为了更好地观察野人,袁振新在傍晚时分上山,爬上一棵大树,用绳子把自己捆在树上,防止夜里打瞌睡掉下来。渐渐地,他和野考队员们看见了一度躲避他们的各种小动物,观察到不可思议、鲜为人知的动物生活,发现了一个与寂静白天成鲜明对比的动物夜世界。看来,近距离观察野人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搜捕”野人这项工作并非像想像中那样有诸多“理所当然”和“应该”,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野考队员们的面前。当地百姓知道北京来的这些专家们是特意来捉野人的,一旦谁在山上碰见了野人或者听说谁刚刚发现其行踪,就在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当时野考队采取的方式是一有消息就叫来大部队进行围捕,结果没等布下天罗地网,就让其逃之夭夭了。几经失败,野考队再度改变战术:用照相机、摄像机拍下野人。这个办法听起来简单且行之有效,可是队员们即使跟野人近距离遭遇,也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情况居多,偶尔看见“真身”,未待打开镜头盖,又眼睁睁看着其隐匿于浩渺的林海。
    寒来暑往,数易春秋,野考队始终没能成功拍到野人的照片。
    表演“模仿秀” 的野人
    就在神农架野人科考一筹莫展的时候,秦岭地区也传来了关于野人现身的消息。
    一个猎人在秦岭山中行走,突然与一个成年雄性野人面对面相遇。猎人与野人之间隔着一条小水沟,只有几步远。猎人十分紧张,准备逃走,却被野人截住了。野人没有攻击猎人,只是一会儿学老虎叫、一会儿学鸟叫,把常在秦岭山中活动的各种鸟兽的叫声轮流学了一遍,还不时加上配套的动作。相持了大约两三个小时,见猎人不肯跟自己“交流”,野人才很扫兴地离开。
    一个月后,在完全相同的地点,一个采山货的人也被一个野人截住两三个小时。这个野人也把各种鸟兽的声音、动作表演了一遍,最后也是以失望告终。
    之后,两个人先后把此事报告给相关部门。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知道此事后,分别让这两个人把野人的外表描述下来,并请人当场画了下来。双盲试验的结果证明,他们碰见的是同一个野人。之后,这个野人几乎每年都会在同样的地点出现几次。
    这给了袁振新以及野考队员们莫大的鼓舞。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神农架地区的野人也会模仿人类的行为。在神农架的山坡上住着一个孤老太太,她曾经跟老伴、儿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老伴去世后,儿女们也搬出神农架,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就在山坡上种了一片玉米。这个寂寞的老太太有时会难过地哭泣。
    一天,一个老百姓跑来告诉袁振新:一个成年野人正在老太太的玉米地里哭!几经询问,他们断定老百姓没有弄错,老太太当时在屋子里,根本没有出来。野人喜欢偷吃玉米,老百姓敲锣、放鞭都撵不走。那天这个野人吃完玉米,就坐在地里模仿老太太哭。等科考队赶到,野人已经走了,留下一堆玉米棒和清晰的臀印。野人把啃过的玉米整整齐齐地码放成一堆,每根都保留着完整的层层绿皮,上面没有任何牙印,一棵玉米粒都不剩。
    这说明野人的牙齿简单平坦,釉质层很厚,犬齿不发达。已经发现的野人下颌骨表明,其下颌骨形态是“V”形,处于人类和巨猿之间。这些都为进一步完善人类进化系统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由于一直没有得到野人的活体,社会各界的反对声音逐渐增大。野考队留下少数队员,其余人撤回北京。1976年,袁振新主持完成了一份《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报告》,将所有考察结果详尽地总结出来,开始了为期14年的北京周口猿人博物馆馆长工作。
    了不起的科考队员们
    野考队的少数留守队员和后加入的新队员一直没有停止对野人的追踪调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为大众所熟悉,比如发誓不捉住野人不出神农架、不刮胡子不剪发的张金星,比如纯粹因为喜欢这项活动主动要求加入其中、多年来一直自筹经费的于氏三兄弟。这样的队员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坚持不懈的跟踪,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才使得搜捕野人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在常年坚持野外考察的背后,他们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张金星妻离子散、冬天独自留守神农架被冻掉三个脚趾甲;于氏三兄弟辞了工作一齐上阵,拿出全部积蓄投身野考,二弟于工在考察途中亡于车祸……尽管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他们全都不言后悔。
    野考队员们发现的野人新信息越来越多,于是有关部门在1993年再度组织了大规模科考工作,在更广阔的范围调查野人行踪。从1994年秋至1996年4月,野考队已完成了对神农架及鄂西北地区的初步摸底探险考察,考察范围涉及神农架、鄂西北20多个乡镇,近千平方公里范围,获得大量关于野人的信息。在考察过程中,他们还意外地发现了神农架地区竟然会有白熊和金丝猴这样的珍稀物种,再度为奇异珍稀野生动物的研究与保护作出了贡献。
    距离那一天还有多远?
    既然野人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那么世人还要等待多久才能亲眼目睹野人活体?难道野人搜捕工作还要长期进行下去吗?
    于氏兄弟中的大哥于军非常相信野考队能够在未来三年内,通过已经掌握的野人活动规律围捕到一个活体野人,向外界作以交代;与之相反,袁振新更倾向于只取其毛发、角质层及少量血液,不捉活体的做法。毛发检测已经证明其是新物种,根本不需要用活体来证明。再者,科考队员中就有神枪手,如果想捉活体何必等到现在?他认为破谜不等于破坏其群体生活,每一只野人背后都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从他们发现过的野人父子、母子、一家三口的例子中可以分析出来。未来三年中,野考队将采取两种最有效的办法:一是跟企业合作,在野人必经之路安装红外线监测器,用录像的方式为野人做真实记录;二是学习珍尼·古道尔的方法,继续“冒充”当地人,不露声色地潜入其生活,达到深入群体、保护群体、繁殖群体和研究群体的目的。第一个目标在三年内完成不是问题,第二个则需要更长时间。
    著名大熊猫专家潘文石说:人类寻找到大熊猫整整用了100年,找到堪称“鱼化石”的种鳍鱼也用了100年,科学的发现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乐观的袁振新老人认为,只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神农架地区开展生态旅游,把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用在对野人的保护上,就可以达到保护、研究野人和发展经济的双赢目的。“野人的适应性很强,它们连鞭炮和修路工人都不怕,旅游线路跟它们的核心生活区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既然野考队已经探明野人的活动范围是在广西、四川、贵州、神农架等地,估计其数量大致保持在几百只左右,那么假以时日,又怎能等不到那一天呢?


    《绿色家园》 (2004年 第四期)

    1976年袁振新第一次进入神农架考察
    神农架
    王方辰  摄
    袁振新制作的野人脚印模型。
    袁振新在研究他搜集到的野人毛发。
    野人吃过的玉米棒。
    袁振新在向见过野人的当地农民了解情况。
    图/袁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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