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力
鹌鹑岗在巴黎第十三区西部，布朗基林荫大道南边。1871年5月“流血周”期间，这里曾是巴黎公社保卫战的最后阵地之一，至今仍让人怀念。
那年5月23日，凡尔赛军队已攻入巴黎，公社波兰籍将领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指挥国民自卫军左军，紧急下令在鹌鹑岗筑起防御工事据守。翌日，凡尔赛军队占领彼埃沃尔山谷，从地狱广场用排炮猛轰鹌鹑岗的公社阵地，整天硝烟弥漫。符卢勃列夫斯基4次打退了凡尔赛军的疯狂进攻，坚守阵地两天一夜，却终因正面和侧面两边受敌，寡不敌众，于25日下午在奥斯特里茨桥公社炮火的掩护下率部撤往塞纳河右岸。撤退前，公社军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俘和20来个通敌的修道士。但是，200余名公社战士没能随主力突围，被困在鹌鹑岗，几乎全部惨遭杀害，只有少数进入彼埃沃尔山谷花园的树丛中脱险，其中就有年仅8岁的维克多·塞里耶侥幸生还，长大了向后人叙述旧事。塞里耶于1940年12月14日辞世，他对鹌鹑光荣史迹的见证却流传开来。
笔者第一次来到五钻石街46号时，约见我的“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主席克洛德·维拉尔称他领导的协会是原“巴黎公社老战士兄弟会”的继承者，宗旨在于让公社的精神遗产开花结果。
“协会常设在鹌鹑岗，因为这儿曾是前人为捍卫公社理想流血牺牲最壮烈的地方。”维拉尔教授说，“从词源上说，‘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1793年宪法明确了这一点，而真正首次将之付诸实践的是巴黎公社。可以说，巴黎公社是有史以来最真诚的民主，在其产生的时代已经提出了我们至今仍面临的问题，因而具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性。”
“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自从在鹌鹑岗安家之后，至今已拥有2000多名会员，更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踊跃加入这支队伍。经该协会的不懈努力，巴黎市政府同意将鹌鹑岗街与希望街交界处的广场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于2000年4月19日举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礼。
几天后，“巴黎公社广场”上的标志牌不料被人夜间盗走，且不知掩耳盗铃者为谁。
“经我们协会出面交涉，广场上又安了漂亮的新标志牌。”维拉尔教授笑着对我说，“当局原来安置的纪念牌上只写了‘巴黎公社’，没标年代，易与1789年至1795年的第一个‘巴黎公社’相混淆。这回，按我们的要求，新牌上确切标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这样，反倒更好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维氏还送我他们刚出版的一部题为《今日巴黎公社》的文集，里面汇总了法国22个党派和群众组织领导人阐述巴黎公社原则的文章和当代诗人雅克·葛什龙等诵唱巴黎公社的赞歌《源泉》、《给孩子们讲公社》、《樱桃时节》、《壁垒》和《公社战士墙》。这本文集里还重刊了法国19世纪象征派作家维利耶·德·里拉唐的《巴黎声影》。这是里氏写的巴黎公社见闻录，1871年5月曾在利沙加勒主编的《人民论坛报》上连载。作者出身封建贵族，且有“伯爵”封号，却热情颂扬巴黎公社，说通过这场运动，“受奴役的民众宣告自己有生活和享受阳光的权利。”他确认：“民众皆兄弟，而凡尔赛分子是仇敌。”从八十年代初起，我跑遍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巴黎不少文献中心，但都没找到过里氏的《巴黎声影》，这回不期从鹌鹑岗觅得，归路上满心欢喜。
今岁是巴黎公社诞生130周年。3月14日，巴黎民众组织纪念游行；次日，由“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主办大型“兄弟宴会”，他们还要从鹌鹑岗出发，到巴西，或来北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同庆公社的生日，探求新世纪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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