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生
听惯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口头禅，迎接着“八十”的到来，实在使人感到亦喜亦愧。喜在自己蠢活了八十个年头，愧在年届八十一无所成。
这八十年来，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勉强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写了些东西。借用新闻界一位前辈的词句就是“一任文章白了少年头。”为了迎接八十的到来，我也决心写点儿东西，秀才人情聊以自慰。
写什么，怎么写，让我大费心思。写自传，太嗦；等人写评传，自觉尚不够资格。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口述请人记录最为简便，这适用于老弱病残和不惯于写作的人，我还不甘于此。最后决定还是自己动手，以片断叙述的方式写一本回忆录。
我一向喜欢看回忆录这类的作品，特别是许多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煌煌六巨册，不但是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且词章华丽，荣获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总统卸任后，都要写回忆录，每本都是畅销书。除了是一大笔收入外，更是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向历史做交待。尼克松总统为了在任内收存回忆录的材料，特别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套录音设备，结果这些录音成为“水门丑闻”的罪证，而他因“水门丑闻”垮台之后所写的几本回忆录，不但使他大发财源，更帮他洗刷了不少历史上的污点。总统的回忆录有人买，第一夫人的回忆录也很畅销，卡特、布什夫人都有类似回忆录的作品出版，而克林顿夫人的回忆录虽然尚未动笔，却最赚钱，投标拍卖，竟以800万美元成交，且款项须在出书以前预付，创下了有史以来回忆录卖价仅次于天主教皇（卖价850万美元）的惊人纪录，但更惊人的是，在任期间风潮不断的克林顿总统，他的回忆录售价1200万美元，是令人咋舌的最高纪录。
总统以下的各色人等无不要写回忆录，其中以新闻记者最为普遍。记者见多识广，是历史这个大舞台的头排观众。他们所看到的不但是台上表演，更有许多幕后活动。台上表演可以当新闻写，幕后活动都是写回忆录的好材料。我自己做记者的经验是，新闻采访所得的材料，能写成新闻见报的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都属于不能见报的幕后新闻。
抗战期间有几位在国民党官方报刊工作的记者合办了一个新闻刊物叫《新闻天地》，专门发表这些记者采访所得而不能在国民党官方报刊上发表的内幕新闻。这个杂志的封面口号是：“天地间皆是新闻，新闻中另有天地。”出版后风行一时。
以专写内幕新闻闻名世界的是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冈瑟尔（JohnGunther）。他走遍全球专门搜集内幕新闻，写成《欧洲内幕》、《亚洲内幕》等大部头的畅销书，建立起内幕新闻的权威地位。凭着这个权威地位，他最后发展到无需自己奔走采访。他到一处，只要在旅馆住下，自有人把内幕新闻材料送上门来。甚至他到饭店用餐时，把大衣挂在衣帽间，餐毕穿上大衣，就发现口袋中被人装满了各种内幕新闻的密报材料。
由于内幕新闻的泛滥，更使知名人物感到为了自卫有写回忆录的必要，否则在“周公恐惧流言日”，倘若自己不写回忆录，其“一生功过有谁知”？我不敢自居为名人，但也曾遭遇到被人胡说乱道的烦恼。前两年的一天，我在北京街头散步，看到报摊上陈列的一本杂志以我做封面，我好奇地买了一份，读后简直哭笑不得。告他吧，不值得，也许正中了他的诡计———使他被一告成名；忍了吧，有如骨鲠在喉。当时我就想，将来退休之后应该写一本自传或回忆录，以正视听。
怀着这种思想，我经常鼓励别人写回忆录。香港回归后第一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选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向他建议开始写日记，作为将来写回忆录的素材。
我虽然爱看回忆录，鼓励别人写回忆录，但等到自己写回忆录时，却感到谈何容易。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写的必要，第二个问题是读者会不会感兴趣。我曾就教于一位朋友，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有两个退休的老头儿，闲来无事，计划结伴做一次长途旅行。他们租了一部汽车（在美国可以自己租车开，开车没有年龄限制），从A城到B城，长途漫漫。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老头儿甲提议他们轮流开车，轮流讲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头儿甲先开始，一边讲一边开车。他越讲越激动，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泣不成声。他一口气讲了几个钟头，直到声嘶力竭，停车稍息换班时，他发现身边的老头儿乙居然酣睡如泥，老头儿甲大失所望。轮到老头儿乙开车时，老头儿甲告诉他，老头儿乙不必讲故事，他也要大睡一觉。
朋友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显然是不赞成我写，他认为一个人自己的回忆，别人未必感兴趣。他的故事像一盆冷水浇顶，虽没有熄灭我写回忆录的热情，但也提醒我落笔一定要小心，在正式落笔之前要经过一番心理上的酝酿。
我首先考虑的是这本书的定名。1999年我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庆，曾摘取李后主的名句“四十年来家国”以《五十年来家国》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又以此为题接受北京电视台的采访，在国庆节前夕播出。这一次，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书名，我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三十年，定名为《八十年来家国》。
八十年，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段悠悠岁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以历史作背景看，这八十年的确是一个翻天覆地、充满变革的大时代，我自己也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我曾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大时代中颠沛流离，也有幸置身于许多历史性的场面中充当一名目击者、参与者和记录者。
这是一本回忆录，我自己是主角，是自己写自己，一不小心就可能流入自吹自擂。为了避免这个毛病，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就是力求真实、平实，实话实说。涉及别人时，我的原则是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去臧否人物，绝不失其温柔敦厚。
写这本书的确有点儿像朋友所讲的故事中的老头儿甲在回忆往事，有时高兴得开怀大笑，有时悲伤得泣不成声。所不同的是，这本书中充满了我做记者时所耳闻目睹的名人逸事和幕后新闻，应当不会使人昏昏欲睡，其中的个人经历，我不敢说是可足为训，但至少是他山之石，可供读者参考。
回忆这悠长的八十年，也使我因此得以自省而有所感悟，我感到一个人的一生就像是一个冒险故事。我这一生的每个转折都有冒险的成分，每一次冒险都导向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如今八十年过去，回忆前尘，令我欣慰的是我的一再冒险，令我遗憾的是冒险得还不够。倘若时光倒流，可以让我从头再来，我一定要做更多、更大的冒险，这样我就可以了无遗憾地写一部辉煌的回忆录。
我虽然自叹自己年届八十一事无成，但仍觉得幸运之神对我不薄。我尚清楚地记得中年之后我最大的悲哀恐怕是今生今世再不能回到中国这个我生长过的地方了。我不能想象在垂垂之年因思乡怀故而在感情上可能受到的煎熬。1973年，我在年过50，去国24年之后，我竟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从那时起，到我握笔的此刻，已经过去了27年，以每年三次计，回国已有80次之多。这是我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是最值得记忆的珍贵岁月。
我在1985年出版过一本《赵浩生新闻作品选》，在《作者的话》一文中我曾这样写道：
我从1948年出国到1973年第一次还乡，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中经历过不少酸甜苦辣；但这些经历只是一个人在海外求生发展的遭遇，出国的人都有点儿类似的经验，说来也许并无动人之处。
从1973年首次还乡到现在，回国二十多次的经验中，不但充满个人的悲欢离合，更目睹到一个伟大的、与我血肉相连的祖国的新生和变化。其中充满动人心弦的感受和可歌可泣的场面。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曾和祖国十几亿同胞在这些经历中哭过、笑过；作为一个海外游子，我更有些特别的观察和感受。作为一个改行教书但并未忘情于写作的退职记者，我曾把这些感受记录发表……
这段16年前所写的话，正是我在这篇“序言”中所要说的话。
悠悠八十载，从出生到成长，从国内到国外。男儿有鸿鹄之志，但树高千丈，落叶一定要归根。如今我蠢度了八十个春秋，精神体力还可以使我不断飘然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借用曹禺先生送我的一幅墨宝佳句———“一点浩然气，快哉万里风”。我自己的感受是：“难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但愿《八十年来家国》只是我的回忆录的首卷。来日方长，还有更美好的日子可待，还有更精彩的文章可写！
2000年12月于美国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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