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明录
年逾古稀的黄企之双目炯炯。近30年来,他一直以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己任,不离不弃。 早在1972年,黄企之即参与发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府中国统一促进会”(老统一会),从那时起,大会小会,时时处处,他总是全力宣扬统一主张,一讲几十年,矢志不渝,因此被人们称为“统一先生”。 黄企之在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各生活了二十几年。他饱尝过生活的艰辛,磨练出一身硬骨头。 1937年,日寇屠城南京,当时十几岁的黄企之在逃离途中与亲人失散,独自一人辗转流亡四川,后来在江津国立九中读书6年,靠做童工和老师与同学们的帮助维持起码的学习生活。高中毕业后,因为囊中羞涩,他只好步行去投考唯一不收报名费的重庆中央干校,选读了自己毫无兴趣的学科,因为这总比失学加上食宿无着落要好。 1946年,他奉派到台湾工作。 1971年,他离开台湾到美国,先在俄亥俄大学进修半年,后久居华盛顿。 多年的坎坷经历,无数次挫折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黄企之做人的准则,也不能击败他向生活挑战的勇气。 在台湾的大学带职进修时,他拒送红包给老师,还当着同学的面直言不讳,摔了老师的茶杯,而他的博士梦也随着茶杯破碎而破碎;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的时候,他为越南之战的得失与教授辩论,针锋相对,结果是教授不能以理服人,则以分数“整人”;到美国第四年时,他和夫人开了一家餐馆,但却为此打了近20年的官司,因为律师极不得力,法官歧视外裔,他只好自己苦读法律书籍,自己写状子,结果使得自己在美国法律知识方面的造诣达到了足可以拿一个法学博士学位的程度……他从逆境里走出,更加坚定了信心:人生就是战斗,邪不敌正,坚持正义就是胜利。为了自己的信仰,他总是执著地奋力前行。 1979年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出《告台湾同胞书》,倡议两岸实行“三通”。黄企之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大陆方面对统一的诚意和决心。但台湾当局依然坚持敌对立场,违背民意,拒绝大陆方面的正确主张,提出所谓“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在这种情势下,黄企之于1982年9月在美国华府毅然发起成立美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被选为会长。这一行动在当时美国华侨华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后,黄企之随即竭诚表示拥护,他认为“‘一国两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构想照顾到各方面利益,“兼相爱,交相利”,有利于海峡两岸互补互利,共同发展。中英香港协议签字后,他又高兴地说:“在英国侵占香港百余年后,新的中国壮大了。中国人又可以庄严宣布,孙中山先生遗嘱中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了。”近年来,当台湾民进党中的一些人提出“台独”党纲,鼓吹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时,他立即著文揭露,无情痛斥。他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对“台独”分子的猖狂活动嫉恶如仇。 黄企之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自1940年6月1日在漂泊的生活中写下日记的第一行起,到如今已经积成厚厚的52本,500多万字。在这部日记中,他记述了60年来身历的世事沧桑,也写下了自己的思索感悟。这些日记是他生命时空的记载,也是一部海外统一运动小史。现在,他的日记正在整理付梓。 1996年,黄企之以70高龄,参加世界华人“我的一天”征文比赛,获得二等银球奖。在那篇题为《日日新的一天》的文章中,他写道:“每天,我都在追求‘日日新’。虽然生理上我已70岁,心理上从无70岁的感觉。我自觉我的体力比50岁时还好,我的精神仍仅20岁,我在追求和平统一事业中不断地焕发着青春。可以说,‘我的一天’,来日方长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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