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谦
尽管对今年“五一”可能出现的消费高潮，不少有关方面已经作了准备，然而其来势之猛，仍然有着太多的意想不到。尤其是国内旅游者的人流之巨，使得一些著名城市和著名景点都有一种不堪重负之感。如联系到去年的“十一”和今年的元旦、春节，感于事、系于心，于是便有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虽然我也为游人的过于集中而担心，也为没有听说出现重大事故而庆幸，同时更为国人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内容、更高的生活质量和较宽松的消费环境，从心底里高兴。
在一些经济学家为启动内需或寻求经济增长点煞费苦心之时，自去年10月起的几个消费热潮，使更多的研究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化有了更多的新认识。居民收入与积蓄的增长、闲暇时间的加多、消费观念的变化、价值观的进步，以及消费环境和消费氛围对消费的促进，让人越看越清楚。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如何解决节假日期间消费激增时供需失衡的问题。但是，一些理想化或纯学术的设想，不一定都具有可行的价值。我以为，尤以“大力使用价格杠杆”和“应由企业自己解决市场供需失衡”等建议最不可行。因为目前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并不顺畅，适应市场的法制体系并不完善，如从目前供需差额来衡量，用价格上扬所造成的需求的平衡，显然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消费的最大压抑，同时也是与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工资制度相冲突的。
另外，供给的增加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从广义上而言，旅游业就是对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所作的具有整合意义的供给安排。当前增加供给的办法之一，自当是做好统筹协调工作，以进一步发挥这一整合的效应；另一方面自然还应适时适地增加一些短线和缺项的供应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航班、车次等的无限量增加，因为目的地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而如用最高需求去新建饭店、餐馆，去安排旅游景区景点等旅游目的地的容量，三四个长假节日之后的过剩供给，所形成的亏损却也是任何个人、企业和地方当局所难以承受的（更何况目前已经有很多地方和企业正在为常年的供大于求而苦恼）。
既然目前国内旅游的（及交通、商业等）供不应求只是在短时期内发生的现象，最佳的解决办法理应是适当均衡过于集中的需求。我个人的建议是，国家可否考虑今后对四个“黄金周”的放假日期不作硬性安排，而改为可供选择的多时段的建议性通知（即在不增加或减少原有假日的情况下，使其可以有限度地相对灵活），如“五一”节，它与相邻的两周公休日的连接组合，不妨考虑可以是4月25日至5月1日，或5月1日至5月7日，甚至可以是4月19日至4月24日加5月1日，或5月1日加5月8日至5月13日等。各省自治区市可根据本地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段，并在发布通知之前先在各省自治区市间互相通报协调；在各省自治区市内也允许各地县市及单位也有所变动。这样，就可免去当前的消费过于集中。不仅消费者、旅游者可获得较为满意的消费空间和旅游环境，供应商和旅游目的地原有的潜能，还可得到更好的发挥和利用，同时更宜人的消费氛围和旅游条件还可以激发出更多的消费欲望。如从进一步启动内需和培育经济增长点来考虑，此一假日的适当灵活错开，在不增加更多投入的情况下，不仅使有关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同时对居民节日生活的改善和优化，也将产生更多良性的经济回报。
以北京今年“五一”为例，如各省市“五一”放假的时间得以错开，则今年北京这7天遭遇的250万来京游客的压力便可分散，同时因节假日而形成的增量又将比250万人为多，这无论对北京市、对旅游者、还是对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商业等等都将是极为可取又极为有利的。
（作者为北京旅游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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