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布杜拉是我的罗马尼亚朋友，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一生从事研究和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
我同安娜相识、相交多年，在我即将离任回国的前夕，再次拜访了她。我以依依惜别的心情凝视着坐在我对面的安娜，她一头银发，脸色白里透红，深邃的碧眼中沁满睿智与慈祥；她端庄温雅，浑身透着一股书卷气；她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自如，这一切很难使人相信她已年届七旬。
1950年冬，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中国同罗马尼亚建交仅一年后，罗政府就派出了首批留学生赴华学习，这其中就有风华正茂的安娜。
安娜初到北京就遇到一件令她至今难以忘怀的事。他们一行来华时，正值隆冬，寒气逼人，而由于当时罗方派送留学生的单位错误估计，置装只给他们做了单薄的服装。当他们乘火车进入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时，中方有关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电告北京为他们准备冬装。待火车一抵达北京，早就等候在车站的接待人员即刻将准备好的厚厚的棉大衣给每个人披上，使他们从心里暖遍全身。到学校后，很快有人给他们量尺寸，3天之后，他们每人领到了一套虽不算时髦，却十分保暖、合身的棉衣裤。此外，他们就读的清华大学为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专设了留学生餐厅。安娜说，他们这些年轻人一到北京就感受到中国人的深情厚谊和真诚待人的美德。而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能为外国学生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确实令他们深为感动。特别是后来当他们得知这一切都是出自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和安排时，他们更是激动万分。
安娜1950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攻中国近代史，师从周一良教授。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毕业。她说那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她至今还珍藏着记录那段美好岁月的发黄的老照片，还同恩师周一良教授等及老同学保持着联系。
安娜从北大毕业后，便留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工作，开始了她的外交官兼学者的生涯。此后，她同丈夫罗明于20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多次被派往罗驻华使馆工作，将他们的大半生献给了促进中罗友好关系的事业，实现了他们当初的诺言。
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尼亚，安娜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她撰写了一大批介绍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专著、论文及学术报告等等。其代表作有：《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和平、独立和不结盟政策———介绍周恩来总理》等。古代史部分有：《4200年的中国史———记司马迁》、《张骞和班超开辟通往欧洲之路》、《长城和明十三陵背后的历史》等。介绍中国文化的专著有《象征之国———从孔子到毛泽东》。
1995年安娜从北京回国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除了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介绍中国文章外，还每月定期到罗国家电台《世界文化巡礼》栏目做一次介绍中国文化的广播讲座。她一有机会就到罗各地举办介绍中国的报告会。为了培养未来的汉学家，安娜把有志学习中文的孩子请进了家，她那不算宽敞的家成了孩子们的课堂。这些孩子年龄不一，学习进度参差不齐，安娜耐心地因人施教，为教好每一节课，她必须分别为不同程度的学生认真备课。为了教孩子们学好中文，让他们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培养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她经常给他们讲中国历史故事、民间习俗；带他们看中国电影、读中国画册；带他们参加中国使馆的活动，使他们亲自感受中国文化氛围等等。
安娜的中国情缘凝结得如此深厚，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缘由。她说，她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近二十年中，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她与一起来华学习的罗马尼亚青年布杜拉从相识到相恋，直至结为秦晋之好；她在中国生儿育女；在中国度过了她20岁、30岁、50岁和60岁生日。
更加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安娜有一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她丈夫布杜拉（中文名为罗明）同她一起来华留学，毕业于北大语言文学系，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是罗汉学界的佼佼者。他早年为中罗两国领导人当翻译时，他的翻译和中文水平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赞扬。罗明先后几次在罗驻华使馆工作，1991年至1995年升任为驻华大使，为促进中罗友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安娜夫妇为出生在北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取名为罗家幸、罗阳，而且在他们长大后，鼓励他们分别考上了北大历史系和北京语言学院中文系，他们同父母一样，中文水平也是一流的。而且，安娜的女婿和儿媳也都是学中文的。可见安娜和她一家的中国情有多深多厚。
近日，安娜给我来电话，说她正在准备“回老家”看看。我完全会意，她指的“回老家”就是到中国。是的，安娜早已把中国当成她的第二故乡了。
摘自《中国文化报》李志芳文
|
到BBS交流
写信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