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娟 丁逸旻
占里是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的一个山寨，至今仍没有一条连接到外界的公路。这个距离从江县城要步行两小时的侗族寨子，却因为它几百年来世代传承的独特生存智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由于拥有这样的生存智慧，这个寨子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人口增长率只有0．4％。而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幅度在1998年以前一直在1％以上。
截至2003年1月，这个山寨拥有762个居民，比1990年的729人只增加了33人。全村的户数为156户，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从1949年以来，全村的刑事犯罪率一直为零。
“你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一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似乎占里人的祖先在几百年前就懂得，他们的土地无法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衣食不足会导致犯罪。”贵州大学人类学教授张晓松说。她从1999年就开始对占里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由于人口规模适度，占里人比相邻村寨的居民生活得更好。现任贵州大学文化人类学所所长的张晓松说：“现在占里人均土地拥有量是1．4亩，是全县人均土地拥有量的两倍。这使得占里人能够种植香糯等产量较低、但品质更高的作物。”
张晓松介绍说：占里人生活的优越还表现在他们的寿命上。寨子里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而他们的家庭人口并不多。村民吴老故今年90多岁了，而他五代同堂的家里只有8口人。这样的家庭在村里并不少见。可在中国其他地区，这样五世同堂的家庭通常有几十口甚至上百口人。
另外一个让人惊奇的现象是，占里93％的家庭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只有5％的家庭有一个或两个男孩，2％的家庭有一个或两个女孩。
这个偏远的社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其实对计划生育并无所知。这项国策因为与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相冲突，所以在许多农村地区实施时，曾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在占里，它的实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他们早就开始自发地控制人口，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是‘计划生育’罢了。”张晓松说。
在占里，儿子和女儿拥有同等的继承权。通常，儿子继承水田，女儿继承棉田。山林和菜园一分为二，房基和牲畜归儿子，女儿出嫁时将带走家里的首饰和布匹等。
张晓松谈到：据说占里人有一种叫做“换花草”的草药，妇女在怀孕前服用能够决定胎儿的性别。但是占里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这种草药。
据说这种药物通常由药剂师来调配。药剂师都是女性，她们从母亲那里继承药剂知识。72岁的吴乃根是村里药剂师的最后一代传人，她曾经做过接生和流产手术，没有一例失败，因此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声望。
当被问及村里的家庭是怎样保持这样一个完美的男女比例的，吴乃根说：“都是自然的。”她说，她的姑妈会弄“换花草”这个药，但是自从姑妈去世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怎样炮制这种药了。
占里人似乎满足于“换花草”在控制人口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说法。但张晓松指出，其实占里人还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避孕的草药，以及用来进行人工流产的草药和手术。
在有几百甚至上千年历史的、被张教授称为占里的“草根力量”面前，现代观念的法律和道德显得苍白无力。这种由民间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草根力量已经被村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张晓松说，这种“有限的土地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的观念以侗款（寨规）的形式一代一代传袭下来，有的以民间歌曲和老人摆古的形式流传。
在寨老们的记忆里，没有一家生育过两个以上的孩子。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了，寨老组成的委员会将会惩罚这一家拿出粮食和财产分给村里的人，甚至还可能将他们逐出寨子。
据张晓松的考察，就连寨子里的宗教信仰都有利于控制生育。占里人的信仰认为，不到一岁的孩子没有灵魂，因此可以不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小动物看待。因此，母亲和药剂师在为控制生育的目的做流产时，就不至于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占里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也显示了他们的智慧。他们在水田里养鱼，还在鱼塘上兴建谷仓，以备着火的时候取水方便。而鱼的排泄物则作为粮食的肥料。他们砍柴时从来不砍伐整棵的树木，而是伐去一些枝条。当一家有孩子诞生时，他们会种上几十棵杉树。孩子长到18岁时，他们就会砍掉几棵树盖房子。由于种植的树总是比砍掉的多，占里终年都在森林的荫蔽当中，森林覆盖率达到75％。每个家庭收获的粮食都足够维持两年的口粮。
“这种与自然追求和谐，以及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值得羡慕，”张教授说。“政府应当从占里人自发的社区模式中学习经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生活。这比用强制的手段来控制人口更加有效。”
这位教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对这个村寨的影响。“当我第一次来到占里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现代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她说，“但是2001年村里安装了第一台电视，并安装了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天线。电视能够帮助村民更好地了解外界，但同时也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晚上孩子们不再唱歌了，因为他们被电视节目所吸引。”
她希望占里人能够认识他们文化中的独特之处，并且努力继承和保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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