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何永康教授在南京某报发表的《我看“县中模式”》之后，我写了《何教授，你为何推崇“县中模式”》作为回应，日前有幸又读到何教授《回眸“南京”》一文，我按捺不住，再次提笔与何教授商榷。
　　何先生告诫：“南京就不同了，一有风吹草动，许多嘴巴立即围上来，你指导一番，他训斥一番。”形势这样险峻，不要说是南京市教育局，就是何先生自己也先被吓得“我行文时时小心，努力静心，勿浮勿躁，弄不清对方观点决不评说，以防人家扣帽子”。但是看何先生这几日的文章，我不仅没看出何先生真的“谦虚”，也没有看出何先生真的“小心”，只是觉得何先生对我们太多“戒心”。
　　在何先生的文章中，他“友情提醒”说：“南京的孩子不要轻易决定去县中借读，因为猛一离家，生活上很难自理，情绪上会出现低潮，加之语言（方言）上一时难以适应，其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竭力推崇“县中模式”的何教授，出人意外地反对南京的孩子亲近原汁原味的县中，并断言“其结果往往得不偿失”，这就让人感觉他的话是在自相矛盾了。何先生同时深情地感慨“人们啊，当你住在高楼大厦、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那些汗滴禾下土的农民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多了一点‘上大学’心计和心眼就说三道四啊！”何先生用生花妙笔，把我们推到了“农村娃娃”心灵凶手的位置后，又把我们推到贻误南京教育的审判台上。我虽未在南师大中文系就读过，但却是读何先生文章成长起来的，对何先生的道德文章非常了解，并且十分敬佩，我想，何先生之所以不直接与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和校长们交换看法，而是在平面媒体上发文章、办专栏，不就是要引起争鸣，让大家说事吗？
　　再来看看何先生开给南京教育的药方，“从总体上讲，南京的娃娃再‘紧一点’，‘苦一点’，县中的娃娃再‘松一点’，‘乐一点’，事儿不就摆平了吗？”何先生这个轻松的建议，我已经批评过了。何先生自己也承认“城里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就业的门路多，农村的孩子则不然，苦于生计，他们的家长比城里人更迫切地期望上大学，这种态度有何不可？”既如此，何先生在无法立即扩大高考招生量，提高高校录取率，也无法降低农村孩子的期望值的情况下，又怎么能保证农村孩子面对更激烈的竞争“松一松”、“乐一乐”呢？而且当县中的录取人数下降后，校长、老师们会不会有何先生所说的“一个地方高考总是搞不好，不但有负于民众，而且有负于国家”的压力？会不会有何先生所说的“只有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才是”的趋动？所以，何先生的说法真的是值得商榷。
　　我倒不是说南京的孩子不该认真读书，不该上大学，而是说如果何先生的建议被采纳，是对江苏基础教育而言的又一次“折腾”。何先生作为师范类大学的大学者，多年来一直热耽关心基础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方面起引领作用，怎么说出上述的话，而指出来的方向却是地道的“县中模式”？南京从来不缺少“应试教育”的硬件、软件、人件，南京教育缺少的恰恰是一如既往地搞素质教育的勇气和胆识，南京的高考失败也并不是素质教育搞得太多了，而是素质教育搞得“太假”了。在加强师德建设、杜绝家教方面，我和何先生意见是一致的，但何先生说“后继措施必须跟上去；一方面确保教师收入不受影响，年年都有好奔头”，则又谬也！何先生，当你知道了南京教师家教收入与工资收入的比例关系后，你就会知道你这个“浪漫”的设想，做起来会压垮多少学校，多少校长的。
　　在南京市还没有取得像北京、上海的单独命卷权之前，压力和风险肯定是有的，但要比全省都绑到应试的战车上狂奔要好，高考暂时的落后只是一时之“痛”，“委身”应试教育则是“晚节不保”，况且以南京的政治、文化、经济地位，以南京教育的硬件、品牌、资源，在全省高考中考多少名才是一个合适的位置呢？南京乃至全省的教育，包括考生、家长，甚至民族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才是尽头呢？学生的前途和家长的愿望固然是现实的问题，但决不是与“素质”、“人文”绝对对立的，南京教育的优势就应该体现在探索“素质教育”之路的同时，保证高考成绩不下滑。
    盐城市解放路实验学校
    潘文新
    本报前段时间关于“县中模式”的系列报道推出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媒体上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专家的说法、市民的意见产生了激烈的交锋。百家争鸣是件好事，今天刊登潘文新先生的文章，一方面是为了对本报首发“县中模式”探讨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广开言路，集纳各种声音，以推动我们的教育改革。
    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参与有关“县中模式”的讨论。
    ———编者


    《江南时报》 (2004年11月22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