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共事务领域的两件事引起了相当的社会反响。一是针对北京某媒体日前关于《住房公积金拟征收个税》的报道，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郑重声明其“报道严重失实，完全是宣传误导”。王纪平指出，个人所得税征收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后，需进一步清理纠正的是地方各部门、各单位擅自实行的有关津贴、补贴，不包括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减免税项目；对于符合国家规定的住房公积金，仍可免征个人所得税。税务专家指出，个税征收有一个世界通行的立法原则，就是税前基本生活成本扣除。从目前我国基本扣除的项目上看，就是基本生活成本加“三险一金”。基本生活成本就是费用扣除标准，也就是目前1600元的扣除标准。“三险一金”税前扣除在写进《条例》之前，许多单位已经在执行这一政策。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单位扣除的一般是“五险一金”，除了上述“三险”外，还包括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据1月19日《北京现代商报》）。一是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耿素玲建议对在京居住两年以下的外地人员征收商品房税（据1月19日《新京报》报道）。
　　两件事都让人们唏嘘不已。前者使民众从个税负担加重的精神刺激边缘走了回来，而后者则又一次掀起了有关地域歧视争论的热潮。抑或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很快会遗忘住房公积金征税传言风波，同时也会对“耿素玲式”的惊人话语不再那么敏感，但它们身上带有的“话语权仰仗症”的印记，以及暴露出来的我国公共沟通机制失灵的症结，却值得我们思忖。
　　公积金征税传言涉及到三方主体———政府、媒体与公众。如果三者沟通顺畅、监督有效，则公共事务将朝着美轮美奂的方向迈进。然而事件中却是媒体先报道，政府后辟谣，那么究竟是媒体无中生有而失职，还是政府工作人员之前曾不经意“失口”，我们无法考证；同样，在耿素玲引起哗然的对外地人员征商品房税的建议做出之前，作为一位区人大代表的她是否真正考察了民情、“代表”了民意，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民众权利都处在最底端。在公积金与商品房是否征税等公共事务中，他们表达声音的渠道不够顺畅，也不能引起行政部门与一些人大代表足够的重视。这其实是公共事务沟通机制失灵的一种表现。武汉大学法学院周佑勇教授曾呼吁，“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机制，政府与公众才能取得协调一致、彼此信任”。
　　公共事务沟通其实是利益的沟通，目的在于保证公共利益与民众个体权利的双赢。人权保障与私产保护入宪，正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重新定位的体现与象征。特别对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并不断强化的现在，行政部门与媒介力量不能依仗自身的话语强权肆意行事，而应以沟通、聆听、体恤民众权利为基点，推进公共事务高效、良性地运转。
　　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曾说过，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利益沟通”等理性法律机制的健全与完善。诚哉斯言。行政机制、人大代表应该首先树立公共服务的理念，站在与民众利益平等的立场上，牵头建构彼此信任、协调一致的沟通机制。
　　回头再看上述两个事件，谣言与坏消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信任体系受到冲击，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大打折扣。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称，有了长期预期，才会有长期投资。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期待一套健全的公共事务沟通机制的建立，更期待行政部门与公共媒介的理性回归。


    《江南时报》 (2006年01月20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