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家庭
记者在豫南平原的一个村庄里艰难地跋涉，终于来到李家门前，门上紫纸白字的春联，上联是“水流东海永不归”，下联是“日落西山还相见”，横批是“思念双亲”。院门虚掩，院子里静悄悄的。
李家的房子外观上不算寒碜，但房内空空荡荡。两年里，李老太太经历了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如今，这位73岁的老人守着12岁的孙子和10岁的孙女，以后的路怎么走？
前年，老人的儿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烧不退，一直拉肚子，头发脱落，一天天消瘦，原来70多公斤的汉子，终于瞪着不甘心的双眼抛下老母和妻儿离开人世，死时体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样的厄运又降临到他妻子周某身上，与丈夫的症状一样，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个月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亲人，完全丧失了记忆，任凭儿女在身边声声唤“娘”，她充耳不闻。
说起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没有流泪，她的眼泪已经在两年前流干了。她告诉记者，虽然知道儿子、儿媳的病并没有治好的希望，但还是尽全力去延长病人的生命。结果，病人的命没延长几天，生者却因此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中，连生计也成了问题。
李某夫妇得的是艾滋病！从来没读过书的李老太太说：“都是前些年卖血卖出来的祸。”
惊人数据
河南省某县的这个小村庄得艾滋病的人很多，以至于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艾滋病村”。
据该村计生专干骆某介绍，1999年他们村有42人去世，2000年是44人，其中青壮年占到30％，几乎都是死于艾滋病。
“有个研究艾滋病的专家来俺村调查，说有艾滋病的占百分之六七十。现在，计划生育在俺村不用费劲了，让他生他也不敢生。”
骆专干的说法有些笼统，准确地说，是这样的：1999年，湖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接到当地医疗工作者的求援，来到该村考察。第一次在村里有选择地抽取了11份血样，化验结果为10份呈HIV阳性；第二次在自愿化验的村民中抽取了155份血样，竟有96份HIV呈阳性，艾滋病感染率高达61.9％。
卖血种祸根
这些老实本分的农民怎么会得上这种世纪绝症？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血站这一以救死扶伤、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血站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区一度曾有33个血站成立，仅这个县城就办了4个。其中有私营的卫生医疗部门办的，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办的；有技术、有条件的办，无技术、无条件的也办。
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加入了卖血者的行列。卖血被当成了一种有效的致富门路。当时，这个县城一个小型血站登记挂号的卖血者竟达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卖血者达444人至500人。另外，还有一批数目可观的外出卖血者，他们成群结队地北上郑州、开封，西进平顶山、焦作，南下武汉等地，有的还成立了组织，选出头目，让他专门出面联系卖血业务。
当时，这个县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对此现象忧心忡忡。卖血的确为一些急等钱用的人解决了燃眉之急，但由此发生的悲剧也不少。例如，频繁卖血使卖血者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体弱、贫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艾滋病已悄悄走进这个县，卖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卖血队伍出现了所谓的“血头”，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的亲友，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他们实际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转卖，以赚取利润的生意人。
为了赚钱，他们草菅人命，采血时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时共用一个针头，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张旗鼓的卖血中酿成了这场大祸。
大祸终于在90年代末爆发。
“艾滋病村”的现状
2月10日，记者艰难跋涉在泥泞的村路上，一位妇女的话语不经意地飘过来：“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得了艾滋病！”记者震惊：艾滋病的阴影，死亡的阴影就这样时时刻刻笼罩在村里人的心头。当你环顾四周，总可以看见几个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这种阴影又怎么可能消除！所有当年卖过血的人都忧心忡忡。这里的人们在饱尝了贫困之后，还得去品尝比贫困和艾滋病本身更大的痛苦，他们在无助、迷茫和痛悔中生活着……
（摘自3月2日《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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