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计划，10月12日美国金融高官集体访华。各方消息都称，美金融高官此行将表达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近年，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走高，中国对外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汇率问题是集中表现。
　　而日前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坦言人民币初调2%是依据2000至2004年5年期间外贸顺差占GDP的2%左右和中国的进出口弹性来确定的。果真如此，那么全年贸易顺差将接近1000亿美元(相当于GDP10%)的预期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升值预期。
　　外需扩大已经带来了诸多麻烦，净出口不宜再高。此外，没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这潜藏着各种风险。正是按照这种经验认识，中国保持增长必须扩大内需减少对外依赖。这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组织、国内外经济学家和经济高官的共识。
　　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占据GDP40%以上，这两年又急剧走高，导致国内经济结构性偏热，目前正被调控，并被“防止反弹”；而结构性过热的另一面是产能结构性过剩，而这将进一步寻求通过降价和扩大出口来释放，这无疑会增加外贸依存度和贸易摩擦。
　　维持增长要依靠内需，而内需的担子落到消费头上。
　　然而，按照恒常消费说和经验的证据，消费短期内也难以改变，目前的中国消费尤甚。
　　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速最弱，占GDP的比重近几年连年下降。
　　如果消费不能相应补上，内需不能相应扩张，则进口增长会较慢，国内生产能力就很可能会更倾向于出口，内需不强会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周小川表示，“这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如是，内需扩大长期应寄希望于消费。但消费的扩大，分为公私两部分，积极财政的退出，意味着公共开支难以大幅度增加，消费增加主要依赖于私人消费，一要取决于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二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
　　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正表明边际消费倾向难以提高。而储蓄提高最终将导致内需不振而促使产品出口进而转化为外贸顺差的扩大。这正是外贸顺差问题的症结。
　　宏观形势波动和社会保障改革不成功降低了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了边际储蓄倾向，这让人们更加节欲，消费并未因为收入增加而增加、内需照样不振。
　　千千结有千千锁，关键一结还是改善社会保障提供足够公共产品，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问题远不止于此，据估计，银行80%的储蓄为20%的储户拥有。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首先得在国内发展高端消费；其次得缩小收入差距，让80%的人腰包也鼓起来。
　　否则，要么继续承担贸易战的成本，或者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达10%左右，或者改善内部结构，政策取舍在于成本的权衡。实际操作需要三杆齐下。


    《国际金融报》 (2005年10月13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