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
劳动时间只能决定交换比例的“可成交范围”。现在我们来分析确定具体交换比例的过程。
渔夫拥有海狸，但是需要鹿。他来到市场，寻找愿意用鹿交换海狸的人。猎人这时正好也在市场上，他拥有鹿，但是需要海狸。
渔夫看见猎人身后堆放了6头鹿，就漫天要价：“我用1头海狸换你6头鹿，好吗？”
猎人想，“我用抓5头鹿的时间就能捕捉1头海狸，不行！”于是还价道：“两头海狸换1头鹿。”渔夫当然不同意。因为他捕杀2头海狸需要4天，而打1头鹿只需要2天时间。
为了能够成交，他们会逐渐降低自己的要价。当对方的要价进入“可成交范围”后，双方都开始动心了，但他们还想尽量压低对方的要价。
猎人会诉说鹿如何狡猾敏捷；渔夫则会说海上如何危险等等。当他们再也找不出理由时，就会告诉对方自己实际花费了多少时间（在实际生活中，小贩会告诉你“进价”是多少）。猎人情急中说出自己猎一头鹿平均需要1天时间，渔夫一听立即跳了起来，告诉猎人他捕杀1头海狸平均需要2天时间！尽管他们怀疑对方的诚实，但仍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新一轮的讨价还价。
最后，渔夫说动了猎人，使他觉得既要驾驭渔船，又要搏击风浪、追逐鱼群，比在森林里打猎困难得多，同样劳动1天，渔夫的确比自己劳累。双方最终确定交换比例为1头海狸换3头鹿，即渔夫用2天劳动的产品交换猎人3天的劳动产品。显然，这个交换比例是落在“可成交范围”内的。
这个比例是笔者随意确定的，但读者可以再次看出，斯密先生的断言“海狸1头当然换鹿2头”不是必然的结果。
上述分析表明，最终确定交换比例涉及对异种劳动的评价。
如果双方都认为某一方的劳动比较艰苦复杂，交换比例就会比较有利于这一方，即“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对此我们并不陌生。但复杂劳动换算成简单劳动的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亚当·斯密说：“（劳动的）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7页）
李嘉图说：“为了实际目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5页）
马克思说：“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资本论》第58页）这个“社会过程”显然不可能是议会辩论、全民公决或法律规定，更不可能是武装冲突，而只可能是市场上的讨价还价。
也就是说，各种劳动的简化比例是在市场上、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形成的。
各种劳动昨天的简化比例，可以在今天讨价还价时作为参考，但今天各种劳动的简化比例是多少，是保持不变还是增大或减小，只有在今天的交易结束后才能见分晓。
我们知道，劳动量由劳动时间和劳动的复杂或艰苦程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
既然各种劳动的简化比例是在市场上得到确定的，那么，一次劳动的“量”不仅和这次劳动持续的时间有关，也和市场对这种劳动的评价有关。
如果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那么商品的价值也必然和市场有关。劳动的复杂和艰苦程度无法客观测量，因此对各种劳动的评价难免受人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如果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劳动量，那么这种价值至少部分地也是主观价值。
马克思说：“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资本论》第58页）这虽然减少了建立理论时的“麻烦”，却使理论偏离了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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