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
物物直接交换很麻烦，货币的出现方便了交换者，“商品甲→商品乙”变成了“商品甲→货币→商品乙”，即，交换者先卖出商品甲，得到货币，然后去购买商品乙。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等价交换的，因此，商品甲的价值等于出售时所得货币的价值，这些货币的价值又等于商品乙的价值，即商品甲和商品乙的价值是相等的。
商人的行为模式则是“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由于买卖的目的不是交换商品，而是得到更多的货币，因此货币已经成为“资本”了。这不仅是商业资本的运动模式，也是产业资本的运动模式，因此马克思把“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G-W-G'）称为“资本总公式”。
“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同样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环节：“货币→商品”和“商品→货币”。马克思认为，这两个环节都是“等价交换”，但总的结果却是较多的货币，因此，这里存在着“（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资本论》I，第177页）。
马克思认为，“先卖后买”和“先买后卖”这两个过程的区别，仅在于构成全过程的两个基本环节的前后顺序不同，在当事人看来，这并无差别，商人的活动甚至是“多余的”，因为“A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B，B可以直接向A购买商品”。（《资本论》I，第178页）。因此，“先卖后买”起点和终点的价值相等，“先买后卖”也应如此，商业资本无法自行增殖。
然而，在分析问题时，不能脱离特定的外部条件；忽视这些外部条件，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商品供需者A和B两人能够直接交易时，商人的确是多余的，商人的资本的确不能增值。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例如，绝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直接向印刷厂购买《资本论》。
商人的作用首先是代替生产者销售商品，使生产者能把本来销售产品的时间用于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商人也方便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使他们不必浪费很多时间去寻找生产者。由于一种商品的消费者往往同时是其他商品的生产者，因此，商人的出现增加了全社会用于生产劳动的总时间，商人的活动等效于一种劳动，商业资本是商人的劳动工具，商业资本的增值实际上是商人劳动的收益。
前面的分析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全部商品都能顺利出售。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商品不一定总是能够卖掉的。他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资本论》I，第124页）
生产者自己销售商品时，如果商品不能全部卖掉，他就必须花费额外的劳动把它们运回家，还要考虑如何妥善保管，以免霉蛀等等。而现在，这一切可能的烦恼都交给商人了，因此，商人的利润也可以理解为承担风险的报酬。
“早期的商业资本家，主要是在流通领域活动，一般他们都不直接从事生产，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有3种：一、充当交换的中介人，将甲地生产的商品贩到乙地，从乙地贩到甲地，利用地区间的差价，赚取利润……”（刘永佶，王郁芬：《剩余价值发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上述文字说明，即使早期的商业资本家也不是原地倒卖，不是通过“从农夫手里买进两包谷物，再卖给农夫身边的猎人”来获取利润。商业资本的增值来自长途运输商品的劳动，来自承担沿途风险（沙漠和风浪，土匪和海盗）的报酬。在上述这些情况中，拥有商品的A都无法“直接”把商品卖给需要货物的B。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商人的存在有了意义，商业资本有了增值的理由。
“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同样没有反映产业资本运动的特征。产业资本的总公式应该是“货币→商品I→商品II→更多的货币”。其中“商品I”是生产要素，“商品II”是最终的产品。由于消费者无法用专业生产者那么少的代价生产出所需商品，因此，商品不必“等价交换”。总之，“资本总公式”不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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