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环球时报>>第十二版 台湾传真
2004年04月26日


当年称作“竹篱笆”现在沦为“贫民窟”
眷村,见证台湾50年

本报记者 吴薇
  宋楚瑜


  编者按:1949年,100多万国民党军队及家属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和创伤,仓皇渡海跑到台湾。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给台湾社会50多年的发展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眷村,就难以了解台湾的今天。
  “眷村”并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湾当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有点类似现在的社区。不了解眷村,就难以了解台湾的今天。
  特殊背景下的“竹篱笆”
  台湾眷村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49年,大约120万大陆人背井离乡跑到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他们随即进驻台湾各大军事要地。这些逃难的人几乎没带什么钱,家属当然也没地方住。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台当局于是动用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安置,无法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的眷属,就暂住在学校、寺庙、农舍或牛棚里,有的还自行搭建了简陋的临时住所。这就是眷村,也是台湾最早的社区。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
  来自台湾的姜先生告诉记者,眷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里面住的基本都是外省人,只有极少数本省姑娘,她们是在和父母决裂后嫁给国民党军人的。眷村分好几种,如果按级别划分,可分为普通军人村和将军村,后者的条件要好一些,而像“邮电新村”等是给军中文职人员住的。如果按军种分,就包括陆、海、空3类眷村,“像空基村和大鹏村,一听就知道是空军家属住的眷村”。
  国民党当局只是把眷村作为一个临时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极其简陋。最初只是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因此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一来台风,房子就被吹得东倒西歪,再加上没有下水道系统,一下雨就淹,竹篱笆逐渐变成了砖墙。台湾著名演员李立群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没什么家具,五口之家住个20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的房子,已经绰绰有余。”
  山东大馒头让人印象最深刻
  出生在眷村的杨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童年生活。他说,当时做一顿饭相当不容易,眷村妇女得共同请求部队派交通工具运送生煤。记者问他,当时觉得什么饭菜最好吃,他的脸上立即漾出一丝微笑:“是水饺。政府虽然给眷村发放面粉,但量很少,所以能吃到水饺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至于水饺馅,好的时候就用猪肉拌酸菜,差的时候也只能用豆腐干代替猪肉了。”洗澡也是一大难题,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20世纪50年代,很多眷村只有一口深井,需要用水的人得自己去打,因此在井边排长龙洗澡是常事。
  眷村生活苦,眷村的妇女更苦,男人成天在外面跑,逼得她们万事只能靠自己,很多人甚至生孩子的时候都是自己剪的脐带。随着子女一天天长大,生活压力也日益沉重,有些人家就开始“搞活经济”了:早上卖些豆浆、油条和烧饼;黄昏时分再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兜售自己亲手做的馒头和花卷。由于眷村里的外省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每人拿手的小吃都不同,久而久之,眷村外的人们也开始喜欢品尝这些南北风味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问了3位台湾朋友同一个问题:“什么食品在眷村最受欢迎”。没想到,他们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山东大馒头和四川牛肉面。台湾小吃天下闻名,眷村的功劳真是不小。
  孩子的教育更让眷村人操心。杨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当时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教育开销很大,无奈的父母只好手把手地教孩子用树枝在沙子上写字,省下纸笔钱用来交学费。讲到这里,杨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在眷村,我接触到不同省籍的文化。大陆讲艰苦奋斗,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眷村的精神。”
  眷村彻底丰富并改变了台湾
  这么多年过去了,眷村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正日益引起关注。学者认为,一方面,早期眷村被称为“竹篱笆”,多少意味着它是一个与外界鲜少沟通的世界。眷村人以一种难民的心态到了台湾,当时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比例接近于8.5∶1.5。在陌生环境的包围下,眷村人选择了自我偏爱,这种强烈的“外省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本省人的融合。当时每个眷村只有一部对外联络的军用电话,全村与外界互通信息全靠它。另一方面,眷村内部又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汇集处,这里的人们大多适应性很强。台湾朋友李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眷村没有谁家是关着门的,都是前窗挨后院,一家出了事,大伙都会去帮忙。小朋友之间就更是如此,李先生得意地说,当时眷村光是和他同岁的就有二
  十几个孩子,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学,如果和本省同学打架,大伙都一起上,“团结、有情有义”也是眷村的特色之一。
  台湾著名演员刘德凯曾说:“我在眷村生活了近20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上学、考试、打架、谈恋爱……这里面还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李立群和胡慧中。”
  眷村子弟就是在这种有些自相矛盾的环境中生活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学;一部分人成绩不好,选择了军旅生涯;还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据统计,台湾现存大型有组织帮派几乎都与眷村有关,最有名的如“竹联帮”、“四海帮”等都是从眷村发展起来的。
  眷村对政治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当时的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服从效忠于国民党,是其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因此在台湾,“眷村”一词原先曾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几乎等同于“反台独”。国民党执政时期,往往只要党部一个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候选人,为此还赢得了“铁票部队”的称号。但随着国民党的分裂,眷村后代也不再听从它的指挥,尤其在2000年选举时,眷村人一边倒地支持宋楚瑜。李立群曾这样总结说:“在政治、教育、经济和军事上,这批眷村人带过来的文化彻底影响了台湾,丰富了台湾,也改变了台湾。”
  眷村出了不少台湾名人
  谈到眷村,就不能不提从这里走出来的名人。一说起这个问题,台湾朋友往往会列举出一长串名单。政治人物中,宋楚瑜是最出名的一个。他当时住在士林眷村,童年生活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除了蹲在地上打纸牌、玩弹珠外,就是到地里挖番薯。另据了解,璩美凤当时还和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吴小莉住在同一个眷村,两人是同学。
  眷村出来的演艺界人士就更多了,除了前面提到的李立群、刘德凯和胡慧中外,邓丽君、杨德昌、林青霞和任贤齐等都在眷村生活过。邓丽君父亲在军中工作,刚到台湾时随着部队到处迁移,后来搬到屏东眷村,邓丽君就是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的。任贤齐几年前还创作了一首《老张的歌》,献给父亲和台湾老兵们。
  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眷村。此外,朱天心、苦苓等台湾文人也纷纷发表作品,描写眷村人在“原乡”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今日眷村,“闹市里的贫民窟”
  随着后代纷纷走出眷村,如今这里只剩下年迈的“荣民”(指1949年后随国民党到台的退伍军人)了。在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荣民”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每人每月只有一万多元新台币,仅能维持生活。“荣民”已成为台湾最贫困的阶层,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的贫民窟”。50多年来,不少“荣民”仍幻想着“反攻大陆”,因此一直未婚,到70多岁还是孤身一人。为了排解寂寞,他们往往养几只小鸡,每天就带着它们捉迷藏。也有一些“荣民”娶了大陆新娘。但她们没有身份证,不能工作,生活很艰难。
  近些年,台湾当局大面积拆除了眷村。极少数“台独”分子甚至叫嚣,眷村是大陆人攻打台湾的基地,必须废除。好在大多数台湾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眷村的历史价值,在他们的呼吁下,各地陆续兴建了眷村博物馆。当年因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台湾的眷村,如今随着老“荣民”逐渐凋零,其重要性也慢慢淡去。但眷村里发生的一切,那些交织着老迈与新生、过去与未来的故事,却将伴随着台湾人的记忆,历久弥新。▲

    《环球时报》 (2004年04月26日 第十二版)

    林青霞
    璩美凤都是从眷村走出来的台湾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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