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环球时报 > 第五版 国际论坛·对话 2003年02月07日

中日关系:冷与热之间

  中日两国2002年的贸易额已突破了100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由钓鱼岛事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引发的两国政治摩擦不断激发着民众的对立情绪。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关系热而政治关系冷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上图)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上席研究员关志雄就此展开对话。

  经贸关系之“热”与政治关系之“冷”
  冯昭奎:中日贸易连续3年创新高。2002年两国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日本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直接投资明显回升,就国别而言,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关志雄:2002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对象国,同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超过对美出口的一半。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在今后几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1年日本对美、对欧盟、对东亚“四小龙”、对东盟主要4国的出口都减少了,唯独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对中国出口的大幅增长越来越成为拉动日本出口增长和经济恢复的重要动力。
  冯昭奎:但是,从去年秋天发生沈阳领事馆事件,到新年伊始出现钓鱼岛问题,又到最近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间的政治摩擦接连不断。此外,在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也甚嚣尘上。这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经热政冷”的局面。中日关系扭曲的现实与日本缺乏明智的对华政策大有关系。
  关志雄:我想这与日本政治家的素质和选举制度有关。在现行小选区选举制度之下,政治家们关心的是选区内的小事而不是国家大事,所以他们往往心胸过于狭窄,只关心争取更多选票,而选举的输赢大都取决于国内问题,不会考虑什么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设计对外战略。在仅仅关心国内问题的选举中选出来的政治家,往往不具备对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判断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家甚至不如官僚,因为官僚还能为了发展经济和产业而注意推动对外关系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
  冯昭奎:我也感到日本的政治家重“战术”轻“战略”,缺乏远大目光和宽阔胸怀,他们对外交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而日本的政治制度则是造成日本政治家目光短浅和“战略的贫困”的根源。我认为如何对待同中国的关系,是对日本是否具备一个有远见的外交战略的试金石。因为中国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而且近在日本身边。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然而诚如俗话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日本不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国单方面要“为善为伴”也“为”不起来。
  关志雄:遗憾的是,当前日本政治家当中,主张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且言行一致的太少了。现在,日本不少政治家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主张要牵制中国的发展。我常对日本朋友们说,如同前几年亚洲金融风暴所显示的那样,邻国的繁荣和稳定总比贫困与混乱更符合日本的利益。
  “向后看”的中日关系
  冯昭奎:尽管去年小泉说过“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但在事实上日本的政治家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转过弯来。值得指出的是,对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早在1954年就预见到了,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说:“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紧接着,周总理亮出了他极具智慧和洞察力的精辟论点:“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搞不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双赢”的过程,其有力证明之一就是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向工业化迈进,中日间的贸易不是缩小了,而几乎是不断地迅速扩大。
  关志雄:我想问题在于日本自身,由于经济没有搞好,形成长期低迷局面,而使国民感到不安,于是就要找心理支撑,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过去日本在亚洲“一枝独秀”,而现在眼看中国的崛起,很多人就感到难受,心理不平衡。我认为中日双方应走出“相互不信”的阴影。处于弱势者常怕人来欺负,所以中国人一向对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以阴谋论来作解释。现在反过来很多日本人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中国。
  冯昭奎:遗憾的是,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为了谋取一己政治私利,不惜损害日本同曾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置很多需要同周边邻国紧急协调解决的问题于不顾,这很让人失望。早在小泉上台后不久,人们就曾预计,如果他的改革陷入困境,他也许会采取“矛头向外”转移国民视线的做法,现在被不幸言中。
  关志雄:我也反对小泉作为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一部分国民都有或近或远的亲戚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应该说,对于大多数到神社参拜的民众来说,参拜靖国神社与否定侵略历史,主张走军国主义道路是有区别的,真正要否定或歪曲历史的只是少数人。然而,作为日本首相的小泉去参拜,同一般国民参拜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不被认为是对过去侵略历史不愿做反省的表现。我担心现在的政治家越来越多的人是出生在战后,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责任感越来越淡薄。最近日本一家华文报纸载文评价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文章题目是“向后看的中日关系”,可说是抓住了当前中日关系的突出特征。
  冯昭奎:问题是谁在把中日关系推向“向后看”。参拜供奉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往亚洲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人民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正是典型的“向后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日本对中国并不了解
  关志雄:在日本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不多;真了解中国的人又缺少影响力。有些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十分活跃、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对待中国的发展既持对立的立场又持悲观的估计,他们有很多弟子,似乎把持着相关学界的主流。在我看来,那些在冷战时期长期担当“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的所谓“中国问题权威”,他们还在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陈旧思维来研究现在的中国,总是倾向多看中国的阴暗面。
  冯昭奎:有3点需要向那些其实并不懂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建言:第一是不要只靠走马观花,而应真正深入实际的中国;第二是不要“跟风”,不要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商品化”;第三是不仅要提高对中国了解的水平,而且要提高对整个世界了解的水平,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中日关系是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有些国际政治学者的理论出发点就是所谓“现实主义”,这成为他们的“习惯的视角”,因此他们特别关注别国的力量发展和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图,特别对像中国这样邻近大国的实力增长特别敏感,认为这种发展会打破原来国际关系的平衡,对自己形成威胁。不过,我感到日本确有不少学者能重视国家间的合作、协调、共同利益的一面。这不仅包括一些经济学者,也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但是,在中日关系上,这部分学者的声音似乎没有成为主流。
  关志雄:我感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凡是从国际政治观点研究中国的成果多取与中国对立的立场,而从经济发展观点研究中国的成果则往往取与中国合作的态度。有些对经济问题理解很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能比较客观地看问题,出于对经济现实的深刻理解而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那些客观、冷静的学者或评论家当中,有不少很有见解的专家学者或“政策开发者”,他们能从日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主张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合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不过,这或许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的“偏见”,一些研究政治的学者比较愿意找矛盾造麻烦。我本人的感觉是,现在日中之间的对立太多,站在中间就两边挨骂。在日本一些从事日中关系工作的有识之士甚至被说成是“亲中派”,甚至被人骂“卖国贼”。
  冯昭奎:在国际关系上只有当两国处于敌对、交战状态时,亲对方国家的人才被说成是“卖国贼”。比如就美日关系而言,在美国政界、学界中就有一批“亲日派”,但这仅仅反映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更加重视、接近日本,不仅跟什么“卖国不卖国”根本扯不上,而且也不带有什么贬义。然而,在中日之间,“亲日派”、“亲中派”不仅具有贬义甚至成为罪名,这只能说明虽然两国外交关系早已“正常化”,但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仍然“极不正常”。
  关志雄:在中日关系上,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我感到在两国媒体上讲对立的声音很大,讲“双赢”的声音很小;对两国关系倾向于“报忧不报喜”,不情愿报道对方的“好人好事”。比如,石原慎太郎说了中国什么坏话,中国的媒体就会大大地报道一番;而日本人讲中国的好话再多,在中国的媒体上却很少得到反映。
  冯昭奎:日本的媒体更是如此,对中日关系中的积极方面不宣传,一抓到消极因素就大肆宣传。比如,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日本的报纸上却见不到报道。可是,中日间一有消极的东西出现,日本的媒体,特别是比较右的媒体就马上进行炒作。因此,如何使媒体上讲“双赢”的声音大起来,至少能反映实际情况,是值得两国媒体注意的问题。我感到不解的一点是,日本有那么多企业到中国来从事贸易或直接投资活动,他们理应对日本人了解中国起到很大作用。
  关志雄:应该说有不少日本企业家对促进日本人了解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面对全球竞争的新形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找到了应对的办法,赚到了钱;也有的企业还没有找到办法,经营陷入困境。找到办法的企业、赚钱的企业不大说话;而还没找到办法的企业、不赚钱的企业就使劲地叫中国的产品“威胁”
  了他们。我还想提一提中国一些网站上的言论,有些言论太感情用事。比如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如果日本有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东京大屠杀”。现在日本有人专门收集中国某官方网站上的言论,说这些言论具有代表性,要将其汇集成书出版,或许他们是为了赚钱,但在效果上就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势力提供了材料。
  冯昭奎:我觉得这是因为不管是谁,不管是住在中国国内还是住在国外,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发言论,这不是网站能左右的,其中许多言论并不代表大多数公众的观点,更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中日两国年轻人可以多在网上对对话,甚至展开争论。中日之间需要有新鲜感的交流,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新大众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这种相互交流和学习可对两国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对日本很重要”的认识正在上升
  关志雄:近年来“中国很重要”的认识在日本日益扩大、普遍。我在1998年为日本人写了一本《最新中国经济入门》,日本的出版社不感兴趣,现在全变了,介绍中国的书十分畅销,一般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大大增强,特别是想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相关学校的竞争率也越来越高。
  冯昭奎:日本的产业界也很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对话,比如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绪方谦二郎最近说:“根据日本汽车行业的希望,日中经济协会期待恢复‘日中汽车对话’。”但是,为什么经济交流的扩大反映不到政治关系上来呢?
  关志雄:如果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对日中关系的今后发展感到乐观一些。日本大中小企业大举进入中国不过是最近两年的事,这种发展反映到政治上,需要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滞后,因此我们不必为最近日中关系出现很多麻烦而过于悲观。
  冯昭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经济全球化时代就是企业、人才主动选择国家、自由流动的时代,中日之间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所决定的,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希望这种交流能够在政治层面得到积极的反应。▲
    《环球时报》 (2003年02月07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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