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广山 郑福成
一段长800米、“百年大计”的防洪堤坝，一年就被毁60多米。为了“豆腐渣”堤坝后投资10多亿元的贮气罐的安全，他告状15年，告状600多次，上告材料足能盖满那800多米的豆腐堤坝———
一
什么是公民意识？解释起来涉及法律、道德范畴，概括来说是四个字———“遵纪守法”。也不尽然，过去强调的无产阶级觉悟就是党性的范畴；平常大家说的“要当国家的主人翁”，又属社会思想范畴；近年强调的纳税人意识，则是个民主权利的新概念。具体生活中，比如见到坏人坏事敢于揭发斗争，而这一行为往往成了另外四个字———“见义勇为”。
遵纪守法者，不见得能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者，不见得具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觉悟而能“铁肩担道义”。
青岛市普通公民、无岗教师董珍先，15年前看到有人把一段防洪堤坝做成了“豆腐渣”工程，便毫不掩饰地把事实真相给揭露出来。他大声地疾呼，让该管的人来管；他不停地奔走，让漠视的人来重视。也许，再过15年，他还是这般呼唤着奔走着———直到他认定的“问题”得以解决。
他有点“杞人忧天”，把一段别人筑的800多米长的防洪烂堤坝看得比“天塌地陷”的问题都要严重。为此，他“疯”了似的告状，从1986年至今的15年间他上告了600多次，递上了505封上告材料。从青岛到北京，他来回跑了20多次，大约有3．2万公里；从青岛到济南，他跑了不下30次，加起来也有2．4万公里；在青岛市他跑遍了能告到的部门，年年跑月月跑，跑过100多次，算不出多少路程。
他真是“得不偿失”，跑了几万公里，赔了工夫亏了钱财，落得了一个“专业专项告状户”的名声。同时，也惹恼了不愿管防洪烂堤事的人，也不管他的事了。工作不给干，他丢了教师的职位，成了无岗人；房子不给分，他一家三口挤在14平方米的陋室里。没了岗位，少了工资，现在一月仅200元收入，饿肚子依然告状不止。
他告了却不见效果。告了15年，告了600回，烂堤坝照样摊在那里。他15年间写的材料，加起来有150万字，铺开的纸能盖满那800多米的防洪堤坝了……
二
董珍先死死盯住的那段防洪堤坝的确是够烂的。记者实地走了一遭，已看不出什么堤坝的样子，犹如一片乱石滩。
这段堤坝应该是保护青岛市煤制气厂的一道“钢铁长城”。它紧临着厂区的贮气罐，一旦山洪暴发洪水袭来，它必须挺身抵住。否则，水冲护坡，溃决而上，厂区遭淹，万一煤制气泄漏空中后又遇雷电，必然发生特大爆炸。
青岛煤制气厂建在胶州湾内李村河入海口的南岸处。海潮从外海可内灌到河口处，即使枯水时节，潮起仍能涨满半截河床。李村河则源于崂山，流程很短，居高直泻，其入海的主河道正对着煤制气厂。这些年天旱少雨，李村河有脾气也发不大。1985年9月第9号台风曾使青岛连降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洪水冲塌了刚建成不久的60余米堤坝，险生不测。而1985年的洪水只有800个流量，比起1924年李村河曾发生的1920个流量的洪灾不过是个“小巫”，“大巫”要是真的来作怪，青岛煤制气厂恐怕将成为又一个“黄岛”。
黄岛在11年前曾发生过震惊九州的大爆炸。1989年，青岛的黄岛油库油罐因遭雷击爆炸，4万吨原油焚烧殆尽，伤亡数十人。同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举一反三》一文中，专门提到：“黄岛油库油罐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也并非事故发生后才发现。记得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之后，公安部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指示精神，派出调查组对黄岛油库存在的火险隐患，曾严肃地提出过整改建议，并通过新闻媒介披露报道。按理说，这种关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情，本应予以高度重视，积极采取防范措施。不料忠言‘逆耳’，有人不予置理，倒埋怨记者的报道失实，损伤了他们的‘形象’。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结果呢？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与侥幸心理，遭到了今天的惩罚。”
青岛煤制气厂的这段防洪堤坝是1984年4月至11月间建筑的。早于黄岛大爆炸5年。它是否存在《举一反三》一文中所说的“隐患”背后的“隐患”呢？很难说清。但是按照城市防洪标准———“特别重要的城市或非农业人口在150万以上的城市，防洪能力要达到抵御200年一遇洪水”。那么，青岛市当在此列。1924年李村河曾发生的1920个流量的大洪水，至今不过76年，当
然它也没有再发生，不能作为检验青岛煤制气厂防洪堤坝的实践标准———羊圈就算四处透风，狼到底还是没来嘛。但是，1985年的确发生了李村河800个流量的洪水，也确实把青岛煤制气厂的防洪堤坝护坡冲毁了60多米，这可是刚建成一年的堤坝！
青岛煤制气厂全部建在填河和围海造地的土质上，从1984年到1999年末国家总共投资达10多亿元。因此，它必须是“安全第一，百年大计”的高质量工程，尤其是防洪堤坝，还得达到“200年大计”的要求。
记者见到了一张防洪堤坝的设计图纸复印件，其说明栏中列出有10条，第一条就是“护坡干砌石应选用可平铺的较大块石（每块重100—150k g）按干砌的质量标准进行施工，块石厚度不小于400mm。”可是，记者沿着820米的堤坝走了一遭，除了见到一些巴掌大的西瓜大的石头歪歪扭扭地趴在河坡上，几乎找不到设计要求的“150公斤”、“400毫米厚度”的石块，这种石块记者是不能用一只手就能抠出来的。董珍先死盯着这段堤坝，据他计算“全坝近20万块护坡干砌石，在重量和厚度两项指标上都达到设计要求的几乎为零！”董珍先是告状的，他说的不算。当地建设银行早先提供的“施工方的工料计算表”能说清楚———在那张表上所列的实用工料有三项：乙级乱石、砂、碎石。没有一项列有按设计要求的甲级大石料！记者沿着那段乱石滩走到头，真切看到了与其连接的另一家工厂的堤坝，人家的才真是四四方方的大石头、平平整整铺就的防洪坝！
再回来看看青岛煤制气厂防洪堤坝的设计图纸复印件，说明一栏的第8条是“本图所示均为临时坝的断面，仅为制气厂厂区填海之用，靠李村河一边待正式坝断面确定后再在临时坝的基础上建成。”嘿，人家建的是临时坝嘛，烂又何妨呢？一见这条董珍先就火冒三丈，据他讲这个“复印件”里藏着“鬼”，原来的图纸本来是没有这一条的，就因为他告而不止，人家便丢了“原图纸”，才拿出来这个又经“设计”的“设计图”。
就算有人苦心设计了这“第8条”，也实在是说不通———1984年“设计”这个临时坝为的是“填海之用”，时过16年了，投资10多亿元的煤制气厂已经建成了，怎么至今还没设计出“正式坝”呢？！按照董珍先的话讲，“如果今天有人按设计要求重建坝，从今天起我就不再告状！”按“第8条”所说也真让人后怕，16年间幸亏没有大洪灾，要是类似1924年的洪水下来一次，国家10多亿元的投资肯定打了水漂，听个炸响！“狼”幸亏没来。万幸，万万幸。
记者很难查清那个设计图纸是否掉了包，但是有
假包换的工程竣工验收证书非常“坦白”———那上面没有“验收意见”，没有上级单位及设计单位、建设单位验收的公章，仅有一枚施工单位的认可图章。无疑，这个工程是至今都未经验收的工程！
据董珍先讲，1985年5月7日上午，由青岛市重点工程指挥部召集全市水工专家对海坝质量进行了第一次鉴定，以后又作了两次。专家鉴定意见为：严重偷工减料，质量低劣，工程不合格，不能验收。后来，建设银行也决定，不按设计施工，返工重建，停止拨款。
专家谁能驳得倒，银行谁能扳得过？但是后来让董珍先一告再告几百告，闹得人恼人烦人讨厌，真个是又有一批“专家”说了话，银行也听令发了拒付款。1986年至1988年，某些专家又对堤坝“鉴定”了几回，某个部门也写了文件。专家们不再就事论事，工程竣工验收的程序和依据都太实在了，汛期能不能经受得住洪水强烈冲击也太虚了，又没有发生的事“鉴”又何“定”。专家们大谈在高潮有浪的情况下“应认为基本是安全的”；局部砌石厚度不足等薄弱部分若有局部损坏“修补也是容易的”，“因此该堤坝基本满足使用要求”。某部门忙着下文件，更是以“1985年9号台风”海坝“经受了考验没有损坏”为由，以“专家”的后来论定作为工程“已验收”而“汇”上了“报”。
事情弄得找不到北了。董珍先告了十几年，告的就是工程质量太低劣。许多人与之周旋了十几年，谈“风”谈“潮”谈“浪”，就是不谈“洪水”，不谈怎么惩治干出伪劣工程的人。明明是有人做下的坏事，就是没人问谁做的。就是有人认为这“坏事”并没有“坏出个结果”，冲毁了60多米，还有700多米经受住“考验”了。
三
事情都是人做的。董珍先告状600次，上书505封，做了一件咬定不放的告状烦人事；有些当事人十几年说办事没干事，抑或是敷衍了事；而那个把个820米堤坝做成了乱石滩的人，到底是谁呢？
施工者是一个无照、无技术力量、无等级编制的个体———薛姓农民。是谁把这个工程下发包又“转包”给薛姓农民的呢？董珍先说他知道，但是十几年来他告状告的只是事，不想告任何人。
本来，要是没有董珍先这种较真儿的人告来告去，那段堤坝十几年里随便啥样子，谁问谁管？就算有人做出轨了，一把一利索，一拖十几年，连根连叶早烂了。
就是董珍先多事。董珍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前因后果：
“我于1985年正式调入青岛煤制气工程指挥部工作。同年7月，调入厂生产准备办公室，参与制订建厂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他是个知根知底的人。
“1985年9月9号台风，连降大暴雨，在洪水冲击下海坝一举倒塌，冲毁约60米……在彻底弄清海坝质量低劣程度后，顿时心中燃一股怒火，我禁不住大喊：‘你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中国公民，我断然决定，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为保卫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我决定向各级党和政府报告反映海坝的严重质量和重大隐患问题，直至彻底解决。”记者查看了董珍先详记在本上的上访记录，1986年至1987年他曾给全国人大、监察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青岛市委书记等发出反映信件73封；1988年发出31封；1989年至1995年发出309封；1996年至1998年初董珍先基本没发出反映信，那时“我的精神差点崩溃，失望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头痛得要命……”；1998年下半年他发出55封，“重新唤起我的勇气，非要告到底”；1999年发出20封；2000年发出17封。董珍先曾发出的一封信称：“我累了，请帮助我！第502次向党和国家报告！”今年8月31日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青岛煤制气厂处在山洪严重威胁下……第505次向党和国家报告！”
董珍先不停地呼喊得到了许多回声。“我对海坝问题的反映，得到上级领导同志的重视，各级领导的批示，不断下达……”据他记载，1986年青岛市臧坤市长作过批示；1991年《建设报》报道此事件后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了批示；1991年6月《工人日报》发出内参后姜春云同志作过批示；《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媒介作出反映后，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同志将此事列入了报道选题；1996年至今，山东省水利厅、省防汛办、省三讲办等领导同志对此都表示十分关注。1998年以来，青岛市王家瑞市长曾亲自过问此事，并给予董珍先不少鼓励……
另一方面的压力董珍先也一直在承受着。“1987年夏末，厂基建科一位同志找我私下谈，×厂长说请你抬抬手，让他过去吧，他一辈子忘不了你……当天一夜没睡，泪水止不住流……我忘不了厂里罐站一位班长也曾说过的话：一到阴天下雨，大家就犯愁。厂里两个储气罐，每个日储煤气5万立方米。厂区地基松软，正在下沉，罐基已出现轻度倾斜，仅距海坝100多米。要是山洪暴发，海坝再度倒塌，后果就太可怕了！想到这些，权衡再三，我决定继续反映———这样做，既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要是问题解决了，对那位厂长也是最大的爱护。”
董珍先“继续反映”的个人结果是：“1988年7月，厂内要进行优化组合……组织处有人告诉我：厂里没有适合你教的课。我听后天旋地转。后来又有人私下告诉我：你是要海坝，还是要工作？如果要工作，必须保证今后不再反映海坝问题。我明白了，冷静地回答：我要国家利益，要海坝”。董珍先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教师的尊严，“我开始出现彻夜失眠的现象，为避免精神崩溃，关心我的同志让我住进疗养院治疗。就在我治病期间，我被宣布为无岗人员。”
董珍先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支柱，那就是他的妻子。“为了人民和国家利益，妻子坚决支持我把海坝问题反映到底。但是历时太久了，为此举债累累。我每月劳保工资只200元，妻子的工资当时也只有400多元。孩子要读书，正需要钱。我们常有揭不开锅的情况，出外跑时我经常饿着肚子。厂里分过几次房，而我没有资格，三口之家一直住在14平方米的居室里。经济困难，求借无门，妻子发过火，我曾两次向她跪下自责……”
董珍先长得不高大，不像个山东汉子，但记者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感觉到他是个认真到底的山东人。“我始终坚信，按照党的教导，一名国有企业职工，一个共和国公民，就应当履行主人翁的职责。我看到的坏事，就要说，就要让人们去管。我相信党和国家能纠正错误的事，我们厂海坝的重大质量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董珍先对自己所做所为的评价是：“真话该说，绝不后悔。咬紧牙关，始终坚持。”
受其感动，记者见到的事情也要直说：那段堤坝就象一片乱石滩。
记者很想知道———做了坏事的人和不管坏事的人，问心是否有愧。
记者很想看到———青岛煤制气厂的“正式堤坝”明天就开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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