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水不忘掘井人，饮水思源，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谓物有其本，事有其源。只有知其本，明其德，我们才能做到源远流长，不忘恩负义昨天，珍惜今天，努力明天。是啊，源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要面对的问题，在心里掂掂它的分量。
    我是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老深圳人。这块土地，我们目睹了她的岁月沧桑，看到了她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块土地浸润着我们的痛苦、希望、奋斗和欢乐。她有她那沉甸甸的历史作证，我们口中的甜水是如何经过一代代打井人的奋斗才得来的呀！
    今天，我们每一个深圳人应该想一想，与自己的感受、家庭的变化，与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与深圳、罗湖乃至黄贝岭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结合起来，想一想，思考一下，为什么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20年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大至整个国家，小至一座城市到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得到。
    改革开放前夕，罗湖是名副其实的边陲小镇，那个时候，由于我们受“左”的影响，长期闭关锁国，经济落后，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我们的近邻香港抓住六七十年代的机遇，经济发展很快。一些村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于是为生存而逃，奔富而逃，一时间，外逃势头很猛呀。我们罗湖区长岭村上面有一个耕肚村，外逃风刮得只剩下一个人——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这个村就这样消失了，在地图上面再也找不到了。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只剩下7个男劳动力，带着一群女社员耕种7亩地。我们不走私漏税，不偷渡外逃，拼命干，苦啊，劳动和生活都极为艰苦。有时我也想，我们为啥这样穷，社会主义就这么穷吗？想了也不敢说，一到地里就什么也都不想了，干。后来，上级为了堵住外逃风，搞政治边防，生产力更不能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更苦，偷渡还是堵不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样的路越走越穷，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怎么走，大家盼着，都没底。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推行，不到两年，经济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日子开始好过了，外逃不堵自绝。过去派部队用枪杆子也堵不住，现在，党的政策把人民群众吸引住了，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又过不了几年，有些逃出去的人看到我们生活好了，比他们还好，为了富又回来了。这些年，就连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也一批批到我们深圳，到我们罗湖买房置业定居，这里环境好，生活好，生意好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活生生摆在这块土地上，不得不让人动心，不得不让人心悦诚服！我们呢，有四个“想不到”——这是我们描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巨大变化的生动形象的语言：一是想不到原来深圳人流向香港，大批逃港，现在是从香港往回流，回来定居做生意，人心流向我们社会主义的深圳；二是想不到原来是大包小包东西从香港往深圳带，往内地带，现在是大包小包东西往香港带。商品从社会主义的深圳流向资本主义的香港；三是想不到过去我们深圳人跑到香港去看病，现在是香港人到深圳来看病；四是想不到深圳发展那么快，短短20年，过去的农田全都“栽满”了“长满”了高楼大厦，田埂变成了高速公路和立交桥，想不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和提高得这么快，人民生活步入了小康。
    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我们更加怀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是他老人家指引我们国家和人民走上了这条富强富裕的大道。这是富裕之源。
    为了探索这条正确的道路，深圳人不仅敢闯敢创，也作出了牺牲。
    我们罗湖原来大都是农村。罗湖紧挨香港，是特区首先发展的中心区。从特区初创的80年代初开始，为了支持特区的建设，罗湖的农民忍痛以极低廉的2000到3000元一亩的地价，将自己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贡献给特区。现在作为特区金融中心的蔡屋围村，5000亩土地的征地费才1500万元，平均1平方米土地还不到5块钱。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特区建设，他们搬祖坟先后就搬了几次。什么叫做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这就是！当时，面对这种一下子有了一大把花花绿绿钞票的新情况，有的村民提出“分光吃光，身体健康”。如果分光吃光，今后村民的生产生活出路怎么办，经济如何持续发展？1980年，我们附城公社管委会就作了一个规定，不准分征地款，全部用到发展经济基础上去。谁分掉就处分谁。一次，一个村干部拿了两个大麻袋去信用社取钱，准备分掉，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想，这怎么行！我马上赶到现场，立即坚决制止。中国农村最早的股份公司在罗湖出现了。这第一笔启动资金，实现了生产资料的转移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积累。这笔钱建厂房，转产转业，打好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好集体经济，“养鸡下蛋，用蛋孵鸡”，集体经济逐步壮大。今天，我们区集体股份公司20多个亿的净资产就是这样来的，小平同志视察过的被称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的渔民村也是这样富裕起来的。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渔民村永远忘不了……
    1984年，小平同志亲临深圳视察，看看他亲自倡导的中国第一个特区的路是否走对了。我记得很清楚，1984年1月25日上午，小平同志到我们罗湖区的渔民村视察。当时我是附城办事处党委书记，有幸参与了接待。小平同志一行人看了村委会、文化室，看到路两边新建的三、四层楼，他老人家很欣慰，高兴地说：“好，发展得不错！”到了渔民们的新村，小平同志亲自到老渔民吴柏森家中看看。“欢迎您，欢迎您。”吴柏森紧紧握住小平同志的手，把他迎进了自己的家门，当小平同志了解到吴柏森一家人的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渔民村户户都是万元户时，高兴地说:“比我工资还高呢!全国农村都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走出吴家的大门，小平同志问我：“是不是每家一栋？是不是共同富裕起来了？”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他高兴地点点头。连续几天，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特区第一阶段的高速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月26日，他欣然为深圳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从此，渔民村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深圳的路走对了。深圳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着有益的探索。这条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路，是小平同志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十几年过去了，面临新一轮的“城中村”改造，罗湖区首先想到的是渔民村。渔民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的地方，他们从原来居无定所的渔民转变为深圳居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住房，对党和政府满怀感激之情，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大局意识，加之渔民村只有62户人家，191名村民，范围小，人口少，便于操作和创造性改造。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人们把划入城市的农村称为“城中村”。它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内仍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管理体制的都市村庄。由于它的管理体制与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不相适应，同时,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富裕了的村民乱搭乱建出租屋，在自己的楼房上加高加大建筑楼层和面积，使楼房建筑间距变小、变窄，“握手楼”、“亲吻楼”的房屋不但通风采光差，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地基承受不了多层高楼的重压，不少房屋出现倾斜。由于供水、供电、排水、排污等设施整体不合理，经常出现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的问题。“城中村”现象，与现代化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严重影响了深圳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改造“城中村”是实现农村城市化、推行城市现代化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势在必行。
    罗湖区成立了考察小组，赴日本和韩国学习“城中村商业化环境改造”的经验，并借鉴应用到辖区的旧村改造中，他们选择渔民村作为试点单位。我经过多次深入渔民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渔民村推倒重建的设想：与其一家一户地强制性拆除违法建筑，还不如对渔民村实施重新规划改造，全面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为创造安全、文明、高效的新型社区提供高质量硬件。渔民村不仅要成为改造“城中村”的典范，而且还要变成参观旅游的景点。2000年，罗湖区将渔民村的旧村改造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决定把旧村拆掉，重新建设，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三高”原则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做法，以新思路、新政策、新模式改造旧村。
    旧村改造方案，由区规划国土分局与渔民村股份公司和广大村民共同酝酿而成，渔民村不要国家政府一分钱,自筹资金9000多万元，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旧村改造小组，以保证改造工作能严格按照市、区要求进行。
    旧村改造建新村，说起来容易做时难。渔民村绝大多数村民家都加高加大了楼层，每月房屋出租收入就有1万至3万元，房子拆了，两年至少减少收入四五十万元，有的村民，楼房刚建不久，要拆还真心痛。还有的村民认为，现在的生活很舒心，特区政策带来的实惠，一辈子都享不尽，何必再“折腾”。村民们存在的“小富则安，小进则满”的思想，引起了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同南湖街道负责人一起来到渔民村，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激励村民继续发扬“深圳精神”，顺应深圳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深圳市副市长、渔民村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卓新锐语重心长地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推倒旧房重建后，每户投入300万元，建好之后就有12套住房，价值600多万，是于国于民的大好事啊!区委、区政府领导带着区、街有关部门负责人,三番五次地深入渔民村调查研究,解决村民的难题，还抽出一周时间吃住在渔民村，走村串户，与村民们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同村民们讲旧村改造的重要性，给村民们描绘重建后渔民村美好的前景，使村民们真正认识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前进。
    深圳市、罗湖区国土规划部门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为渔民村改造一路开绿灯。南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黄纯斌，不但在资金上扶持旧村改造，而且还为旧村改造出谋划策。尤其是改造方案出台后，街道还组织班子成员分户到人，耐心细致地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渔民村书记、海丰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惠权和村长邓志标,挨家挨户上门征求村民意见，听取大家的建议。
    在签订合同、拆迁搬家改造重建中，渔民村第一批站出来签合同搬家的是村里的共产党员，第一个表态同意拆房重建的是渔民村书记吴惠权。老党员邓沃明家中七层住宅楼刚盖还不到半年，耗资上百万，要拆除，他大手一挥说了一个字“行”!在渔民村投资的李志峰，刚建的酒楼装修一新，还未开张就要拆除，他二话未说，还协同公司做自己女朋友的工作。
    村里个别“钉子户”迟迟不肯拆迁，渔民村村民联名写了一封信，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父老乡亲的肺腑之言深深地震撼了“钉子户”的心，终于在拆迁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罗湖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经验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五大特点”和“双赢效应”。
    五大特点:
    一是推倒重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二是由村民自筹资金;三是由村股份公司自己主持改造，避免了房地产公司为经营利润而进行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四是村民在补交一定的地价后，可领取房产证，村民在改造中获取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五是促进了该地的两个文明建设，发展了经济，解决了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出路的后顾之忧。
    “双赢效应”:
    对政府而言，政府赢得了管理社会的主动权，使土地资源有效整合，以科学的规划使新房的建设节约了31%的成本，还优化了环境，提高了质量；对村民而言，村民在改造中把小农意识转化为市场经济意识,又升华为经营城市的观念，抓住了机遇，同时村民也从旧村改造中获得了很大的实惠，即基本住户平均每户重新分配后面积比改造前都增加了，而灵活又实际的补偿政策，又充分满足了村民的需要。对社会而言，旧村改造的过程，也是增强村民民主观念、法制观念的过程。同时，将带动深圳“城中村”的改造，对深圳的城市化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省、市领导对罗湖区的“城中村”改造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广东省人大常委等有关领导，在肯定了罗湖区“城中村”改造做出了成绩的同时指出：渔民村旧村改造是“城中村”改造的典型，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是民心工程。大家要以实践“三个代表”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工程进度，早日建成渔民新村，造福我们的老百姓。并强调，渔民村旧村改造使困扰了特区发展多年的一个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广东大多数城市都面临着旧城改造问题，渔民村是旧城改造的成功范例，深圳要认真总结，为全省的城市改造工作做出贡献。来到渔民村，爬上高高的楼顶，“那就是我们渔民村的新家园”老村长邓志标说，顺着深圳河望去，只见刚刚封顶的几十栋楼房，坐落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初春的阳光，给它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辉。
    “六十年代住木棚，八十年代住楼房，二十一世纪住时尚住宅区”，渔民村人的梦想成真！渔民村旧村拆除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现在，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渔民村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征程，深圳经济特区也20多岁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深圳发生了多么大的历史性巨变。饮水思源，思绪万千，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小平理论就没有人民的富裕，没有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持续发展。我，我的家庭，我们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都与之紧密相连，我们的忧痛与幸福，我们的努力与奋斗，都融入在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愿化为一滴水珠，汇入这奔流不息的源泉中，汇成江河，聚成大海，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作者系中共深圳市罗湖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