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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第一期


怀念吴英恺

文/袁 源


    2003年11月13日,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吴英恺院士逝世。作为“中华名医”的专栏作者,不能不说是终生的憾事。真正的中华大医,人民忠实的健康卫士,我们同在北京城却无缘访谈。甚至连他多次在市民中的“健康大课堂”也没有机会聆听。只是在他的后学者们的追忆中,让我感觉到一位几乎与世纪同行的老人,是怎样的用真实和平易,教会我们做大写的人……
    2003年11月13日,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吴英恺院士逝世。作为“中华名医”的专栏作者,不能不说是终生的憾事。真正的中华大医,人民忠实的健康卫士,我们同在北京城却无缘访谈。甚至连他多次在市民中的“健康大课堂”也没有机会聆听。只是在他的后学者们的追忆中,让我感觉到一位几乎与世纪同行的老人,是怎样的用真实和平易,教会我们做大写的人……
    吴英恺院士走了。他是从北京安贞医院新建的外科大楼中安静地走的。从两年前打下第一根桩子的时候开始,老人就盼着它起来。多少次,人们看到,一个耄耋的身影拄着拐杖,站在满是沙石水泥的工地上。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座他心目中对得起中国心脏外科事业的大楼落成了。吴老如愿了,他像是躺在自己孩子的怀里。这当是人生最欣慰的谢幕。
    60岁搞流行病学
    那是一张薄薄的,发黄的便笺。上面留着吴老工整而清晰的字迹:“文革中,上山下乡,治病防病,把我锻炼得更结实……”。几乎没有人知道,“更结实”这3个字,竟是吴老事业生命的又一次开始。 
    1966年,吴老被迫放下了心爱的手术刀。但是,当命运再次把他从是非颠倒的路上拉回来,并让他重新回到自己亲手创建的北京阜外医院,继续院长职务的时候,他变了。此时,他更多的焦虑,更重的心绪,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手术台。
    再能干的外科医生又能挽救多少心脏病人的生命?而数百万计的危险人群一任发展下去,那该怎么办?
    70年代初,吴老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心血管病预防会议。就像干涩的喉咙忽然吮吸到清凉的琼浆,对于一位忠实于科学的老专家,他觉得透心的敞亮。这位创造了一连串“中国第一”的外科医生,此时铁定了心:我们再也耽搁不起了,必须尽快发展心血管流行病学。
    其实他非常清楚,当时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人们正在大张旗鼓的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他更明白百姓们对于疾病的麻木是多么深重。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连死都不怕,还怕高血压吗?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冷漠面前,是可以想见的微弱。
    60岁人的肩膀究竟还能扛起多大的分量?或许只有吴老自己知道,“我和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此时的吴老像一名渴求知识的小学生。他的桌上放着流行病学、统计学等等崭新的课本。他说,“我知道长瘤子得开刀,开多大的刀,我也不怕。但是,对于心血管病的预防知识,我知之甚少。”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中国科学院召开奖励自学成材的大会。会上,他与坐在身边的华罗庚说起自己也在重开学业。二老居然所见略同:“老科学家又何尝不需要自学?”
    流行病学研究,是群防群治。而这个“群”本身就意味着苦。大庆,鞍钢,石景山,吴老把流行病学的监测重点,放到人口密集的工厂、农村。
    吴老脱掉了相依相随的白大褂。冬天,他喜欢穿一件黑色的小棉袄,脚上的翻毛皮鞋经常是土蒙蒙的。
    那时京郊群众的生活相当粗糙。当地农民对于瘫痪失禁的病人,干脆撤了被褥,往炕上铺一层沙子,然后让病人直接就睡在沙土上。如果赶上暑天,沙土又换得不勤,异味熏天,活人身上落满了蚊蝇。家里亲人也是惟恐避而不及。
    而每每让吴老碰上,他不会有丝毫迟疑,直冲着病人就去。屁股坐在沙土上就和坐在床单上一样的自然。常年的卧床,病人没有自主配合的能力。于是,吴老俯下身子去和他们交谈,为他们量血压。往往,为了听到那些支支吾吾的声音,他会把耳朵贴得很近。多少绝望的人,正是因为看到有这样一张慈爱的脸庞,已经干瘪的眼眶里,终又滚出大滴的泪珠。
    一年一年,他走进了怀柔县村民们围拢的场院;他穿过了辽阳油田颠簸的原始路面;他来到安贞医院附近千千万万普通居民中间;他向村民们耐心地解释苏子叶腌了太咸,要适可而止;他对工人兄弟说,别抽烟了,烟草有3000多种有害物质…… 
    2003年,一项历时10年、波及16个省市500万人的“中国心血管病人群监测研究”终于完成。这项被称为中国“莫尼卡”的项目,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28个参加国的最前面。终于,日内瓦向全世界宣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宏伟的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在“莫尼卡”方案的汇总册中,学生吴兆苏、姚崇华等郑重地刊登了吴老的照片。

70年代末,吴老萌生了成立中国心胸血管病临床研究基地的想法。 1981年初,在阜外医院他的院长办公室里,那是他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想法:中国心脏外科必须尽快的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所年开展心脏手术2000例的医院。
“2000例”,一言落定,仿佛在8平方米的办公室投下一枚炸雷。坐在杂志堆上的手术室护士长,一下子被震落到水泥地上。散乱的杂志滑了一地。
这该不是“疯话”!那时,最具实力的阜外医院,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也不过每周8-10例。
那是国门刚刚打开的年代,还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吴老的想法无疑又是一次整个民族医学事业极具挑战性的较量。由于这一次的跨越涉及到从观念、速度到方法、规则全方位的触动。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不同的是,吴老的血管里奔腾着属于皇太极子孙特有的桀骜性情。他的视野总是站在辽阔的层面。他的民族气节又来的格外地强烈。
如同前面说到的“莫尼卡”项目,之所以最终做到世界第一,不能排除与吴老的性情有关。在他老的骨子里,似乎比一般人更多地刻下了深深的不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就总干不过别人?此前可以说,在世界卫生领地,亚洲的第一几乎被日本国垄断了。当时的情况是入围“莫尼卡”项目的亚洲国家只有我们和日本。而这一次,让对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狭路相逢的中国方组织者恰恰是当年唱着“九一八”,被迫离开家乡的吴英恺。更让对手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中国获得最高荣誉的同时,宣布他们的方案被淘汰出局。
睿智者注定是孤独的。在他热血沸腾的同时,等来的竟是冷冰冰的几个字“您年纪大啦”。
老师真的老了么?学生们的眼中,他的思维依然是那么明晰轻快。步履依然带着呼呼的风声。常常,飞机下来,交给秘书的就是一份成熟的设想或者是完整的报告。他可以把一个大胆的方案或者是突发的灵感,顺手记录在废纸的背面或者是扯下来的日历页片上。于是,跟在他的后面打字、抄写几乎要马不停蹄。就是年轻人也时时感觉力不从心。
就在这一年8月,吴老被迫终止了阜外医院院长的职务。他的美好的想法会不会连同他已经不复存在的职位一同了结?
恰恰相反,吴老的心志在磨砺中越发出色。一份由他精心创意的未来中国心胸血管病预防、科研、临床立体化的计划书,犹如勾画中的东方医学“清明上河图”。条条款款,写得密密麻麻。生动细腻,呼之欲出。连各个科室的出国进修方案都排列得一清二楚。
吴老小心地把这份呕心沥血的未来发展蓝图,用图钉钉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他闲下来的时候,会眯缝着眼睛,憧憬着中国最大的心胸血管治疗中心落成的雏形。这时候,童稚的浪漫撒满褶皱的面容,那是一副生命画卷中最珍贵的易碎品。
之后,那份沉甸甸的计划书,被一次次地取下来,又被一次次地重新钉上去。理由是“工作不好安排”……。类似的托词,事后想来有多可笑。对于大部分人,必须是制造出椅子,他才有获得位置的可能。但是对于会制造位置的人,又何须加设“坐”与“不坐”的干涉。
苦口婆心。却无人应答。吴老把自己的境地描绘成一个新的工种——“待业教授”。一块价值连城的璞玉,就这样被轻率地放到了一旁。
峰回路转。中间不过两年时间。1983年,北京市委伸出支持的手。当时的副市长白介夫同志,深深地被老科学家“为民健康请命”的倔强打动了。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医疗手段条件的落后,很多原本可以通过手术康复的心脏病人,却没有等到再生的机会。作为主管市长,他知道这其中的分量。同时,这是一位自信的市长。他从不怀疑自己会看走眼。他相信曾经亲手创建起北京阜外医院的老院长,不仅是一位梦想家,更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实干家。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很快的,这个原本属于国家级的项目变成了北京市的重要工程。 
1984年,吴老74岁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安贞医院落成。当年心脏手术就达288例;接着是528例;602例。到90年代,便突破千例。2002年实际手术2760例。当初的“2000例”不再是天方夜谭。老人的心愿又一次了却。吴老就是这样,似乎一生都在导演着平地惊雷,白手起家的神话。
安贞医院始建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吴老却已经倍感满足,倍感温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一所不大的结核病院旧址),而且有了市政府专款购买的上百万元的超声诊断设备。吴老再一次把他的吃饭家伙搬出来。那是一套抗战时期跟随他漂洋过海的心脏手术器械。因为心爱,已经被他把摸的光滑锃亮。
跟随他20多年,一路手术过来的得意门生陈宝田教授回忆,那时开展心脏手术,连滑线、插管这样的小东西都觉得非常昂贵,买不起。每次出国,吴老叮嘱学生们,人家有些手术台上打开没用的,能带就带回来。于是,这些晚辈格外留意。经常,回国时箱子里满满的全部是管子。需要时,干脆把自己的行李都扔掉了。
但是,与此同时,几乎是四面八方,天遂人愿。汪曾炜,蔡用之,郑宗锷以及美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collins教授等,纷纷带着手术组,无偿地进行技术支持;翁心植、王诗恒等前辈们更是多年来一如既往。国外的友人们送来了医疗器械,并长期帮着邮寄紧缺的器材和药品。美国医生杰拉尔德对《文汇报》驻华盛顿记者说,我在中国的安贞医院三四天,看到那里的医护人员用那么简陋的设备,用听诊器,白天黑夜守护在病人床前,他们是圣徒……
其实,如果上天真会有恩赐,那便是光顾那些“筋骨,心志”备受磨砺的人。
1982年,在美国凤凰城,国际胸部外科会议上,吴老的《中国食管外科40年》的论文几乎折服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级的专家们全体起立,为这位中国医生40年的勤勉报以崇敬的掌声。吴老的上千例食管癌手术;他的三下林县“为病家谋利益”的虔诚,使沸腾的场面足足持续了有5分多钟。 
1940年4月26日,吴老在北京协和医院实施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手术。之后从1948年-1958年,千例的手术足以让世人景仰。但是,吴老不同于一般的医生,他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学科。他在与食管癌的交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病人比较集中地来自河南林县,山西阳泉,河北石家庄。
在河南林县,他亲眼看到食管癌的肆虐疯狂,往往一家父子兄弟同时患病,多数在一年内死亡。医家束手,病家无望。一个54万人口的县,每年新增食管癌病人500多例,死亡400多例,平均每18小时就有一个人死于食管癌。当时,县里的领导眼巴巴地望着他:北京来的专家想想办法吧。林县没人敢来啊。
“作为一个人民的医生和来自医学学府的专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动容了,动情了,更动作了。紧接着,“四省一市食管癌防治研究工作”正式启动。历时5年,一份有关食管癌发生及发展分期的数据,又一次令世界医坛折服。
于是,人们对于学术的崇拜升华成对于人性的感动。

80岁做科普宣传

吴老也有无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大众健康的领地刮起了一股“补药”旋风。对于不知不觉者,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先知先觉者,吴老有一种责无旁贷的焦虑。他清楚,尤其在国民尚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之前,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一旦放到经济利益的天平上,因为标准的丧失而导致权重的混乱。于是,在当今偌大的市场上,又是我们的吴老站出来,要与强大的利益驱动打一场持久战。
耄耋之年,吴老开始了新的创业——写科普文章。他试图用最浅显,最质朴的文字让更多的人明白健康的道理,保健的知识。他要用小小的宣传册与强大的广告抗争。于是,在全世界只有他的印刷品是唯一欢迎“盗版”的。吴老的宣传册结尾处都有一行小字——非卖品,无版权,欢迎复印、散发。
为此,吴老倾其所有,自己掏腰包,甚至10万元的最高医学奖金也全部拿出来,统统投入到科普文章的印刷上。他几乎竭尽所能。
吴老学医,行医,传医70年。从容坦荡,无怨无悔。但是到老,行业风气中的尘埃碎屑竟让他不能释怀。在《情系“安贞”》的文章中他写到:“令人担忧的是近年各种因素的干扰,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少数人学风、医风不正,以医谋私,社会影响不好。” 
1996年,86岁的老人专门找到“安贞”现任院长张兆光和当时的书记刘泽涌,交换意见,决意把“公勤严廉”四个字作为医院的院训。显然,担忧之间已经情急迫切。
其实,社会上关于医院的一些极端事例,好心人都瞒着他老,尽可能地不去刺激他。要知道吴老这一辈子心劲儿有多强。
早年,吴老在“协和”做主任。所有他的学生,都把这一段医学经历视为临床的经典时期。吴老的查房,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病床必是洁白而平展的。小桌布必是重新换过。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有胶布的痕迹。住院总医师对于自己管理的几十个病人,从年龄到红血球、白血球等等,必须是对答如流。那时候,每月一次业务总结,甚至要查对放射科片子的大小和手术切下来肿块的大小是否一致。不管你是多大的主任也不行,这是不可松动的威严。从某种意义讲,如此这般似乎是对职业的残酷。但是,这恰恰是对病人的责任!
吴老的学生都知道,几十年前,外科界有“吴英恺结”的说法。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手法。打结的同时用手拉线,动作轻巧又漂亮。省时间且出血少。他要求他的学生,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每一针和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否则,他会恼怒地用英语训斥:“那不是我的学生,是狗啃的。”
桃李无言,一脉相承。多少年后,白发的学生们重新站在老师面前,吴老笑笑:你们都是教授了吧。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变得不值钱了。多么精心培育起来的临床制度被偷偷地省略,变通,甚至歪曲。这怎么能不让老师心痛!他笑不出来。因为治医治学严谨,那是人民健康的脊梁。 
吴老从1927年学医开始,无论他的角色怎样转换:外科医生,主任,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医学科普作家……其中,唯一不变的是信念。
在吴老的身后留下的是辉煌的足迹——他开创了中国的心胸外科事业;他创建了若干所医院和科室;他促成了中国流行病学与世界的接轨;他加快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他留下了一批出色的学生。他对得起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
人的一生是在用爱为圆心铺展生命。他的外延可以是普天下的情怀;可以是民族的气节;可以是同事同道的关爱;还可以是亲朋好友的体贴。而无论爱的外延怎样无边无垠,它的圆心绝对是真实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吴老在他的遗嘱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吴家子孙都要对她多加关照……”“她”,就是与他同舟共济,相濡以沫一生的夫人李式琰。


    《大地》 (2004年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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