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吉林长春市发生劫匪劫持人质案。
174分钟的对峙。令人遗憾的是，被劫持人质的颈动脉和气管在最后瞬间被劫匪割断。在长春市中心医院，人质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劫案突然发生，灾难在一瞬间降临，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逝者已矣。但除了悲剧本身，遇害人质家属和公众对此案中长春警方的质疑，则再次引起人们的注目：应该选择什么时机击毙绑匪？是不是要等到绑匪动手？既然开枪，为什么射杀绑匪时不能一枪毙命？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在警方开第一枪后，还留给绑匪刺杀人质七刀的时间？而遇害人质家属更是认为正是因为警方处理失当，才导致人质死亡……
长达3个小时的对峙。僵持与突变、生存与死亡都悬于一线之间。
10时34分。几乎是在枪响的一瞬间，鲜血从郭晶年轻的颈部喷溅出来。最后瞬间的致命刀伤，让这个年轻的生命过早的定格在2004年的这个夏天。
58岁的郭顶义当时就站在被劫持车的右侧，离女儿只有一步之遥。女儿颈部那道令人绝望的伤口，令身为退役警员的郭顶义的心陡然一凉，潸然泪下。
“当时在我们心里，成功的解救只是时间问题。我甚至还想，救人成功后，可得好好谢谢在场的领导和干警，摆上酒席，再好好谢谢当时别住宝来车的那位出租车司机，真的，看到警方在积极地想办法，我心里挺有底儿的，谁知道……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让曾经历经风霜的郭顶义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后，再也说不出话来。
失去妻子的姚立峰时至今日仍然充满内疚。“我感觉我对不起我妻子，尤其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接受不了我自己，我没办法原谅。作为一个男子汉，连自己的妻子都没保护了，而且在妻子受到威胁、伤害的时候没有任何作为。我一闭上眼睛都觉得她在拖地，在做饭，在给孩子念书，给孩子洗澡。我到现在都认为就像一场梦似的，只要一睁开眼睛她就在跟前，我到现在都不相信这是真事。”
飞来横祸，这种痛彻心扉的悲伤相信没有人不能理解。但除了悲伤，姚立峰总觉得其实悲剧可以避免。直到今天，他都始终无法认同警方的说法，“如果真像警方所说的，是歹徒先动手的时候，他们才开枪。他能做到这么准备的充分，他怎么就知道这个时候歹徒就要杀害我媳妇儿呢？”
7月7日10时34分枪响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究竟怎样，我们都已无法得知，甚至无从考究。中国特警学院搏击教研室主任杜振高的一番话颇值得深思：
“既然决定开枪了，那就提前打，不要僵持到最后了你再开枪。那时已经晚了。他已经拿刀把人质的动脉喉管都拉了，你再开枪还有什么意义。要么你就提前开枪，在歹徒没有迫害人质之前，提前“啪”一枪打掉。人质都已经被破坏了，你再开枪还有什么用？”
一个4岁的小女孩再也找不到妈妈温暖的怀抱，这足以令每一个人心痛。
在长达3个小时的对峙中，劫匪曾经提出离开现场的要求，但警方拒绝了。在事发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发言人就此作了如下的解释：
“劫匪离开现场的要求我们不同意。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话，那不是放纵犯罪吗？眼看着在咱们眼皮底下，犯罪分子用刀把人质给押走，这样的话咱们的工作是不作为，是一种失误，是不允许的。这也是劫匪提出的，我们惟一一个没有答应的要求。”
面对劫匪挟持人质，警察的出发点是制止犯罪，不放过歹徒。人质的性命也只能服从这个大局，服从这个大前提。
正如有媒体所言，在歹徒与家属、警察这场对峙中，如果满足歹徒要求，其结果可能是人质安全，损失正义，也可能人质与正义都保不住；如果警方拒绝合作，也可能出现另外两种局面--人质与正义俱全，或者玉石俱焚。
在生与死的瞬间，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如何才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呢？这也许对于警方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在没有绝对把握保障人质与正义俱全的时候，是否应该毫不迟疑地站在人质生命高于天的高度，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呢？而这挽救的不仅是一个家庭。
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不能漠视生命的价值，不能缺少对生命的敬畏。歹徒放走了可以再抓，但人死却不能复生。
至今，都无法抹去死者至亲那欲哭无泪的悲楚。全家福上一家人发自内心的笑容也许要永远属于昨天了。
长春警方人质解救行动在全国引起空前轰动。警察连开4枪的同时，人质身中7刀，颈部的致命伤直接导致人质的死亡。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高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绑匪劫持了人质，我们的反劫持谈判就是为了解救人质，如果人质被劫持了，不管什么理由，在什么情况下，人质出现了死亡，就标志着这一次反劫持谈判的失败。”目前长春警方已经承认人质解救行动失败，但认为处置行为本身并无过错。
这一事件过后，关于谈判的技巧、方式，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谈判专家应具备的素质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不少专家对众多领导到场造成的多头指挥、频繁更换谈判手给劫持者带来心理适应上的困难等问题颇有见地。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曾经发生的我们无法更改，只有痛楚、遗憾相伴；但未来仍在脚下，等待我们出发。
《大地》 (2004年 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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