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1年 第八期

雪域高原彩云归



——西藏和平解放纪实
    文  张明金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同年5月23日, 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至此,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题  记

    ● 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极尽斡旋之力。 格达活佛为祖国统一大业传经说法,惨遭特务分子杀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喜讯传到了雪域高原。 此时,青海、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省)和云南尚未解放。西藏还处在英国侵略势力的控制之下,西藏的爱国人士和各族同胞强烈要求驱逐英国在西藏的侵略势力,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在此形势下,西藏十世班禅在10月1 日以个人名义率先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祝贺新中国诞生,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贺电说: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甚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同时,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还致电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恳请进军解放西藏。
    接着,宁静(今芒康)县爱国人士邦达多吉·夏格刀登、扎西郎吉和格达·呼图克图活佛等人商定,决定派代表到北京上书朱德总司令,要求早日派解放军解放康、藏人民。班禅堪布会议厅也致电要求“速派义师,解放西藏”。
    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表示嘉勉,指出: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同日,毛泽东、朱德还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筹划解放西藏事宜。
    与此同时,西藏上层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英国势力相互勾结,加紧策划西藏独立阴谋,企图造成“独立”的既成事实,拒人民解放军于西藏大门之外。在此期间以摄政达札为代表的亲英分裂分子在印度驻拉萨总领事英国人里查逊的策动下,蓄意制造“驱汉事件”,成立“应变机构”,任命“外交部长”,并拼凑了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印、英、尼泊尔等国游说,乞求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以同人民解放军对抗和为“西藏独立”做准备。接着又利用国民党驻藏办事处留下的电讯设备,开办广播电台,大造“西藏在历史上就不属于中国”的谎言。甚至派出代表到北京申明“西藏独立”的立场。针对上述分裂主义的行径,中央人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各界爱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谴责。
    以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为了抵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在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一方面调集藏军主力加强金沙江沿岸、昌都和那曲的防务,一方面征召各地头人子弟千余人组建两个骑兵团,作为藏北地区的增援部队。在原藏军教官、英国特务佛克斯的指使下,破坏道路、桥梁,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并指望一旦交战,会得到美国的空中支援。到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藏军已扩充为17个团,共一万七千余人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兵力布防于金沙江沿岸,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面对当时西藏的形势,中共中央认为:一方面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有很高的威望,西藏人民普遍信仰喇嘛教,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维系力仍很强,西藏统治集团采取非爱国主义态度;由于地形、气候及粮食缺乏,对解放军作战不利;另一方面,西藏上层有分化,三大寺(哲蚌、色拉、噶丹寺)和达赖喇嘛某种程度的内向是可能的。三大寺特别是色拉寺,则因“热振事件”(热振,即热振·土丹降白益西坚赞,系色拉寺“杰”札仓的大活佛,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地方政府议决以热振为摄政王。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以“热振勾结中央危害达赖摄政”的罪名,把热振等人逮捕杀害)而与达札派仇恨极深。据此,中共中央做出了力争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决定在西藏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切实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上层,影响群众。依靠班禅、喜饶嘉措、格达、邦达多吉、夏格刀登、平措旺阶等爱国进步力量,团结哲蚌、色拉、噶丹寺与达赖喇嘛、摄政达札等持不同政见人士,集中打击英国势力及亲英分裂主义分子。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关于早日解放西康,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分化,充分利用国际上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利形势进军西藏,并发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和部署。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1950年1月6日,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以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研究制订了进军西藏的方案,决定第18军为主力部队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并开始进行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1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西藏工作委员会宣布成立,以第二野战军第5 兵团第18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第18军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昌炳桂、王其梅、陈明义、天宝、刘振国等人为委员,以加强对西藏统战工作的领导。2月2日,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在重庆成立,由第18军副军长昌炳桂任司令员,第3 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任政治委员。2月3日,第18军组成以第52师为主力的进军西藏先遣支队,先行开路,并于2月12日抵达雅安。3月18日,第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随后,人民解放军第18军在第14军和西北军区驻青海、新疆、云南等地部队的配合下,开始进军西藏,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全部解放祖国大陆”的光荣使命。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了把和平解放西藏的消息传到西藏,争取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响应和谈的主张,与西藏当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1950年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召集在北京的藏族各界人士座谈西藏问题,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政策和做法。2月,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 中共中央西南局派出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喇嘛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放西藏问题办法的意见,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摆脱英国的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中共中央还批准西北局和西南局派出青海省副主席喜饶嘉措和西康省副主席自若·格达·呼图克图为进藏劝和代表,以活佛身份进入藏区。但喜饶嘉措行至那曲时,被驻防长官帕拉·土登为登发觉,并按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以武力强行驱逐出境。
    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派出以达赖喇嘛之兄、  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土登·居美罗布为团长,同仁县隆务寺活佛夏日仓、大通县先灵活佛噶登加措为副团长,隆务寺强佐格来加措为秘书长的劝和代表团赴藏。西北联络站干部迟玉锐担任该团秘书,迟的妻子程广惠为机要员。团员还有李铭、汪永德,一行8人混杂在青海寺庙朝圣者和商人当中,从西宁出发向拉萨行进。他们还带着青海省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札的信,劝他们认清形势,派代表同中央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该团行至聂荣县后,由于叛徒告密,被当地头人阿查比索扣留。噶厦政府即令藏北总管堪穷四品官土登桑布、藏军司令朵噶彭措饶杰派人将夏日仓、先灵活佛押送拉萨,勒令他们“不准沿途散布共产党制度”,而迟玉锐等藏、汉族干部则被流放山南软禁。
    1950年6月, 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布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若干政策。其主要内容是: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了驱逐英、美等国势力,团结西藏人民,使西藏回归祖国;②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③发展语言文字,兴办学校;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⑤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改善人民生活;⑥英、美及国民党旧官员,只要脱离关系后不搞破坏,原则上不追究,仍可任原职;⑦西藏改革事宜,由藏族人民和藏方领导人共同协商解决;⑧人民解放军实行生产自给,买卖公平等。
    中共中央西南局派天宝带着这些政策原文去找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和大金寺首领,传达朱德、刘伯承希望他们将这些政策转送西藏当局的意见。
    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任博巴政府副主席时,就曾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很大帮助,同红军总司令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936年7月1日,朱德在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前夕给他留下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亲笔题词和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八角红军帽,并将红军伤病员留交格达照料。格达流着热泪深情地对朱德等人说:“格桑花在草原盛开,红军给藏人带来了如意吉祥。请相信我一定不辜负老朋友的重托,等着红军回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欣喜万分。他放弃了受毛泽东、朱德之邀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机会,再三要求亲赴拉萨,向噶厦政府晓以大义,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他表示:“我曾在拉萨佛事多年,深知三大寺内幕和各教派之间的斗争,并有一些相识的宗教上层人士。我在拉萨获得格西学位,在僧侣中有一定影响,我想去传经说法,噶厦政府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根据格达的请求,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他作谈判代表,先于解放军进藏。
    1950年7月10日,格达率西康省僧侣代表20余人从甘孜出发。他以活佛身份,沿途利用传经布道的方式,巧妙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把亲眼所见的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动人事例传播到广大藏族同胞之中。7月 24日,格达活佛一行抵达昌都,受到僧侣民众的迎。第2天,又不顾旅途劳累, 在寺庙上层中宣传和平解放西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藏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格达的行动使英国驻昌都代表福特及其帮凶惊慌失措。他们假借欢迎之名,向噶厦政府通风报信,派人监视格达的行动,百般阻挠活佛西行。昌都行政当局又指使一些人纠缠与格达辩经,以图迟滞其行期。格达则借机向藏民和喇嘛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揭露英国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的无耻诬蔑诽谤。他以亲身经历宣布:“共产党主张民族自治,保护民主宗教自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于是,在英国驻昌都代表的福特主谋下,西藏当局密谋设计毒害格达活佛。8月22日,这位为和平解放西藏奔波的藏族宗教领袖被特务用毒酒杀害。
    格达活佛被特务毒害牺牲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和进藏部队分别在重庆和甘孜白利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刘伯承送的挽联上写道: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贺龙、邓小平写的挽联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英国和反动分子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藏军不敢与“神兵”相斗。德格·格桑旺堆排除重重阻挠,在宁静城决定投诚起义

    中共中央对争取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种种努力,都因西藏上层亲帝分子的阻挠而未成功,然而,却在广大藏族群众和藏军官兵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西藏噶厦政府仍然关闭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的情况下,中央审时度势,同意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在继续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政治争取的同时,于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以粉碎西藏地方政府以武力遏拒人民解放军进藏的企图,造成兵临城下的态势,促其内部分化转变,争取整个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据此,由新疆进藏的部队和云南进藏先遣部队于1950年7月12 日分别进驻和田和德钦,青海骑兵支队于22日进抵玉树,进藏主力部队第18军也于30日集结甘孜,形成了对西藏的钳击态势。
    针对西藏人民普遍信仰宗教,藏军官兵以神佛为精神支柱,而他们在帝国主义和上层反动分子的灌输和挑拨下,对共产党、解放军心存疑虑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要求进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紧密团结广大藏族同胞,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
    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在西藏工委成立时,向工委和第18军领导王其梅、张国华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指示,强调: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关键。“到西藏去,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野战军的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1950年11月8日和10日发布的进军西藏布告, 以及后来制订的入藏守则中,处处重申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等并以实际行动,很快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逐步消除了藏族人民和藏军官兵的疑虑。
    与此同时,“藏东青年自治同盟”领导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平措旺阶(闵志成)随军进入巴塘、金沙江沿岸,在巴塘先遣党委(巴塘先遣党委以第18军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为书记)领导下,调查了解藏军内部情况,开展争取瓦解工作,主要争取对象是驻宁静的藏军第9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
    平措旺阶先通过第9团代本的好友、巴塘医生强曲(汉名黄世杰), 向德格·格桑旺堆寄去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颁发的进军西藏的各项政策,以及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单和布告。接着又通过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管家夏格刀登(夏格刀登,共产党员,曾任原甘孜苏维埃藏族政府军事部长,后为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管家)给德格·格桑旺堆写信说:“共产党军队是解放全国受苦受难人民的,是各族人民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今天的解放军就是14年前路过甘孜的红军,那时的情形我想你听说过,他们对我们藏族亲如兄弟,并对我施恩甚重,委以重任。我相信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命令部下不和解放军对抗,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解放军是不会伤害和虐待你们的。”
    集结于甘孜的进藏部队也印发大量传单布告,广为散发张贴,大造声势以影响藏军。人民解放军邓柯前线第52师师长吴忠和第154团团长郑晋武、政委杨军,也先后两次致函昌都地区的地方官员,郑重表明中央政府的政治主张,敦促“金沙江以西全体藏军官兵,感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同胞的深切关怀,迅速觉悟,不要再为英国奴役西藏人民、分裂祖国统一的欺骗宣传所迷惑。”
    10月6日下午7时,解放军各路部队分别向藏军6个据点发起进攻。当夜, 执行远距离迂回包抄任务的第52师第154团,在副师长陈子植、团长郑晋武、 政委杨军的率领下,隐蔽渡江西进;南路第53师第157团于8日由牛古渡、角登、竹巴笼渡口强渡金沙江,9日消灭竹巴笼守军20余人后,沿空子顶、莽岭, 经古树村向宁静县城逼近。
    10月9日,驻守基松岗的藏军连长贡嘎赞吉首先派轻骑急报第9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宁静城外的第一道要塞竹巴笼失守。”
    格桑旺堆立即传令各点守军“向团部收缩,固守宁静”。当晚,又传来宁静城第二道要塞基松岗失守的消息,秘书侠吾多杰劝格桑旺堆赶紧逃跑。格桑旺堆虽然心里已经非常慌张,但仍不敢私下出逃,便指示秘书:“马上向昌都发报,请阿沛·阿旺晋美总督电示。”
    翌日晨,侠吾多杰没有等到昌都方面的回电便只身逃出宁静。这时,宁静县长玛恰又来劝格桑旺堆逃跑。格桑旺堆为难地说:“大难当头,你我皆是以恩赐为生的政府官员,临阵脱逃是要受佛主惩罚的啊!”玛恰见此情景,表面只有连连说好,但随后便也不辞而逃。
    接着,盐井贡嘎拉让总管阿曲派人报告多卡守军被歼,甫拉头人达本强曲再次奉劝格桑旺堆赶紧逃走。面对连连逃走的部下要员,格桑旺堆火冒三丈,厉声训斥道:“你们慌什么?边界上还布有守军,还没报来什么情况。你们要走就走吧,我要等待昌都的消息……”
    话未说完,基松岗驻军连长贡嘎赞吉带着一群士兵和家属赶到,进门扑倒便拜:“我们实在无法抵抗下去,请代本老爷看在佛爷的份上,为死伤的兄弟和家属做主吧!”见到这个情景,格桑旺堆气得拔出手枪准备枪毙这个连长,在场的一营长贡布连忙为连长说情,并建议格桑旺堆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此时,宁静县城的头人早已聚集在团部门外,会议立即在格桑旺堆的住所举行。贡嘎连长首先道:“共军人强马壮,武器精良。共军所到之处,如‘神兵’行云过水,势不可挡。竹巴笼被攻时,我在山上念了几遍救渡佛母破敌法,都挡不住共军,看来他们有神灵相助,我们这么几个人马怎么能和共军的‘神兵’相斗?”
    接着,贡布营长分析形势:“死拼,我们肯定失败。如果逃走,有两条路:一是去拉萨,可是必经之路扎西达桑桥已因多卡失守而被共军控制;二是走昌都,我们携妻带子,路途艰难,行动不便,可能不出多远,就会被共军赶上。我想此时昌都肯定会有更多的共军。阿沛·阿旺晋美总督至今杳无回音,何去何从,须想个万全之策。”
    其他头人只是呆呆地望着格桑旺堆,无计可献。沉寂良久,格桑旺堆思忖着说:“我等本是承蒙西藏地方政府恩赐为生的,理应以身殉职,但眼下处境实难使我完成任务,逃也没处逃,拼又拼不过。不过,前段时间曾在我部当外科医生的强曲先生来信说,共军保护宗教寺庙,只要我们放下武器,不与解放军为敌,他们决不会伤害我们的。我想,能不能与对方议和?请大家认真考虑。”
    此言一出,大家议论纷纷,争着看格桑旺堆保存的解放军布告以及夏格刀登、强曲的来信,并都表示:“如果他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就不会加害我们,还能保住生命财产,就请代本做主吧。”最后,一致同意由格桑旺堆前去议和。
    10月11日下午3时许,藏军第9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带着他亲自挑选的心腹侍从拉扎、尼玛次仁、俄罗白玛和1营营长贡布及英文翻译贝尔克等人, 在宁静城外70里处遇见解放军先遣小分队。解放军第53师第157团宣传股长张克宇、 藏语翻译格桑平措接待了他们。当晚引领他们到古树村同第157 团政委冉宪生进行谈判。冉政委发现英国人贝尔克充当格桑旺堆的翻译时,便质问:“你是做什么的?我们内部谈判,不需要外国人参加。请你回到你的住处。”贝尔克灰溜溜地离开了。然后,冉政委问:“我们的谈判,用藏语还是用英语进行?”
    格桑旺堆说用藏语,于是谈判正式开始。 格桑旺堆首先表示:“眼下贵军已渡过金沙江进入这一带,我本人是奉命驻守该地,既没有同国家开战的能力,也没有与贵军较量的兵力,因此特来商议和解。在此之前,发生了我们开枪抵抗的事件,责任全在我身上。现请贵军直入我团所在地宁静。我已命令部下放下武器,打开了城门。”
    冉宪生政委对格桑旺堆及藏军第9团官兵深明大义,选择光明道路表示欢迎,并问他有什么要求。
    格桑旺堆提出:“1.保证属下全体官兵的人身安全,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2.保送我的3个子女到内地学习,并关照他们未来的前途;3.允许我做一个普通百姓。”
    冉宪生听后当即表示:“保证起义投诚人员的人身安全是我党的一贯政策,照顾和妥善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是我们份内的责任;我们将优先考虑你们子女的送学问题,关照他们的未来和前途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贵先生的工作问题,我们将作妥善安排。”并约定次日进驻宁静。谈判结束后,交代当地群众仍按噶厦政府的规矩接待第9团代本格桑旺堆。
    宁静县城解放后,解放军接收起义人员343人。 格桑旺堆又派人四处寻找失散的藏军。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18军10月16日指示,进藏先遣部队对德格·格桑旺堆进一步宣传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10月18日,格桑旺堆代表全体官兵发表起义宣言,致电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转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解放军这次进藏的目的,已由各地亲友来信知悉,是为帮助西藏人民从英国侵略势力下解放出来,使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决不像满清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那样想统治西藏,实行大汉族主义;并且风俗习惯等均依西藏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办理,有民族自治政府。以前我们对于英国侵略西藏深以为恨,但西藏人民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又以英国的挑拨离间,无力反抗其挑拨势力。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为解除西藏人民痛苦,驱逐英国的势力,而进军西藏。这只是人民解放军为兄弟的解放才有这样的援助,其他是不会的。因此,我们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回到自己的大家庭里来,与解放军携手为解放西藏人民而奋斗。目前更希望西藏官兵速与解放军合作,为本民族解放及巩固西南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务盼别走歧途。现在我所见到的解放军的纪律、政策,和以往听到的一样,内心极为高兴,觉得我们的路是唯一正确的路。并望在各首长的领导下,努力学习新知识,为人民事业而奋斗。”
    刘伯承于当日复电格桑旺堆及全体官兵表示慰勉:
    “你们深明大义,毅然高举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 使宁城得以和平解放,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伤亡和损失。闻讯之余,甚为欣慰,特电慰问。并希力求进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号召藏军官兵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亲临藏军第9团驻地, 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爱国起义行动的表彰。班禅行辕的计晋美、德格土司管家夏格、登七巴塘格桑益西等也给格桑旺堆发来贺电、贺信,使格桑旺堆深受感动,积极主动地向察雅拉让总管、卡果活佛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邀卡果活佛访问宁静,会见解放军第53师的领导,使得察雅民军500余人于10月24 日全部投诚。

    ● 阿沛·阿旺晋美力主和平解放西藏,率先挂出和平的哈达。“金珠玛米”和平进入雪域高原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宁静的同时,向西藏的东部门户昌都迅猛进军。昌都地区藏军总指挥、噶厦政府驻昌都总督拉鲁·次旺多杰,得悉人民解放军突破金沙江,进逼昌都,倍感处境危殆。早在进藏部队集结甘孜时,他就收到了解放军前线指挥官的来信,要他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以达和平解放昌都之目的,希望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成为历史的罪人。”面对军心动摇,求和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士兵不断逃亡的严峻局面,拉鲁·次旺多杰进退两难,举棋不定。战,凭他手下几千人的兵力,落后的武器,低弱的战斗力,来抵挡解放大军的进攻,不啻是螳臂当车;和,怕上司怪罪他贪生怕死,因而失宠。经过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个他认为可进可退的办法,以自己任期届满,需加强边界防务为名,电请噶厦政府调派新任总督,以图金蝉蜕壳。同时,私下发出“昌都边界不得过早抵抗还击,以免扩大事态”的“噶厦政府指令”,以延宕时间,安排退路。
    1950年7月, 曾因主和而受派系势力排挤的阿沛·阿旺晋美从拉萨被发落昌都出任总督后,与原总督拉鲁·次旺多杰共同负责昌都地区防务。阿沛·阿旺晋美到昌都后初衷不改,仍极力主张:“藏军决不能同共军进行武力对抗,和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策略”。因而到任后不久,他与拉鲁联名向噶厦政府报告,描述了昌都地区“部队士气低落,民不聊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的形势。提议:“目前我们考虑对和谈可先进行接触,已让帮达热噶先去函联系。”两天后,阿沛·阿旺晋美下令撤销了波密、洞洞竹卡、硕般多、洛隆宗、边坝等地的民军武装。拉鲁见此情景后,知道阿沛·阿旺晋美“议和”的决心已定,便主动请准退居洛隆宗,组织第二防线,把昌都的事情留给阿沛·阿旺晋美处理。
    阿沛·阿旺晋美抓住这一有力时机继续派勒参玉嘎、帮达热噶分别同解放军进藏部队接触,联系和谈,并再次陈情噶厦政府:“挽救昌都和拉萨只有和谈,即按目前这样长期备战下去,就是没有共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应停止进攻的策略,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但是拉萨的当局有采纳他的建议,复电指示“撤军不放心,和谈之事尚待噶厦会议决定”,并要求继续做好阻击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的作战准备。
    10月16日,进攻昌都的人民解放军左路部队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炮兵营在岗托一带歼灭藏军第10团的100余名兵力后,迅速向昌都攻击前进。 担任正面主攻的第52师第155、第156团和师骑兵连从邓柯渡江后,在玉树西南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出敌不意地南下长驱500余公里,抢占昂曲河上的甲藏卡、 西北要隘类乌齐,歼灭藏军第7团一部并迫使其山炮连投诚。然后向恩达进击, 切断昌都守军西逃拉萨的退路。
    阿沛·阿旺晋美在几路解放大军兵临城下的窘境中,又获悉第9团起义, 于是在10月17日召集各县文武官员商量对策。但大多数人仍主张撤退,只有阿沛·阿旺晋美和勒参玉嘎、帮达热嘎坚持和谈,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阿沛·阿旺晋美又派人送信到拉萨,敦促噶厦政府以将士的生命和财产为重,顺应形势,进行和谈。18日清晨,阿沛·阿旺晋美不得不带着文武官员70余人和英国人福特一起,放弃昌都向洛隆宗撤退。
    10月19日下午,解放军第156团先遣营开入昌都城。这时, 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已撤至拉木措后山麓。阿沛·阿旺晋美从探路的藏兵得知解放军已抵达拉贡阿朵,便下令立即停止前进,于是夜调头向南,连夜退回拉贡拉以东的朱古寺。21日上午,阿沛·阿旺晋美再次召集文武官员商量下一步行动,终于决定派出僧官罗桑觉典、俗官吉恰·扎西多杰和懂汉语的藏巴拿寻找解放军联系归顺。
    10月21下午,解放军第156 团侦察连连长张宽率领先遣小分队来到朱古寺谷道东口,发现山腰上有藏胞摇哈达,便派兵前去接应,这正是阿沛·阿旺晋美派出联系归顺的吉恰·扎西多杰等人。他们报告张宽连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朱古寺等候,我可以带你们去。听说解放军优待主动归顺的人,不知是真是假。”
    张宽连长回答:“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不再抵抗,我们当然可以保证优待主动归顺的人,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于是,罗桑觉典派吉恰·扎西多杰陪同解放军代表现行前往朱古寺,报告阿沛·阿旺晋美,他陪同解放军进入该寺两侧山口的要点。赶回朱古寺的扎西多杰向阿沛·阿旺晋美报告了情况后,阿沛·阿旺晋美热情地接见了解放军代表,下令各藏军挂出表示和平友好的哈达,并把武器集中保管。这时青海骑兵支队孙巩队长和第154团杨军政委也已赶到, 在朱古寺会见了阿沛·阿旺晋美及其属下四品官以上官员10余人,深入进行和议,讲明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阿沛·阿旺晋美及在座官员均表愿意归顺,并交出英国特务福特。10月24日谈判结束,驻昌都藏军2700余人归顺缴械。根据阿沛·阿旺晋美的要求,藏军四品以上官员的防身手枪没有收缴。至此,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的解放,进一步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更有力的政治条件。10月2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根据谈判的情况,就如何处理昌都战役投诚、俘虏的藏军及今后的工作问题发出具体指示:
    “……此次昌都战役(包括十四军作战)获得完满胜利,对于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力的基础。你们当前的工作是抓紧时机,善于利用俘虏或投降官兵及昌都区地方力量,开展政治攻势,以争取和平解决拉萨问题。同时周密布置留驻部队的冬季工作,保证他们的供给,并从军事、政治、供给诸方面准备明年开春后进军拉萨。为此,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
    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注意他们的伙食。所有官兵都须经过七天左右的训练,主要根据我们在布告中所列的各项内容,解释我党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强调毛主席、朱总司令对西藏同胞的关怀,要求他们提出问题予以解答。训练之后一律发足够路费,分批的释放他们回家,以便将我们的政治影响迅速散布到全藏人民中去。
    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第三,对于俘虏的英、印和其他外籍人员,应妥送甘孜,不得释放,亦不得虐等。你们应从他们的口中及从藏军官兵调查中,了解他们的身份及英国侵犯西藏的材料,迅速报告我们……”
    由于人民解放军官兵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南局、西藏工委的具体规定,对归顺藏军以诚相待,不侮辱,不虐待,不仅打消了他们的思想顾虑,而且使他们备受感动。阿沛·阿旺晋美和属下官员主动联名写信,吁请噶厦政府速派代表赴京商议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终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同意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拉鸟达热·土丹旦达、凯美·索安旺堆为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谈判。
    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确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该协议附件《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中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成立西藏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藏境内的一切武装部队……西藏现有军队,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及达赖喇嘛的警卫部队和一定数量的公安部队。现有各地征调的民军得于逐步复员。西藏现有军队既同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其所需武器,中央人民政府允许将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所缴获的武器予以发还,并酌予必要补充。根据上述协议精神,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5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进军西藏的训令,第18 军等进藏部队开始从昌都等地向拉萨和西藏全境前进,班禅的警卫营开始随进藏部队返回西藏,并率先编入第18军序列。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太昭、日喀则、江孜、嘉黎等地,胜利完成和平进军、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随后,进藏部队的广大官兵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修建甘孜机场和康藏公路,在“世界屋脊”架起通往祖国内地的“五彩路”。
    西藏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对如何改变藏军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明确指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的办法,争取上层集团和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逐步地实施改革西藏军队的政治目的。
    中央军委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为增进汉、藏民族的了解,进一步加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保障和平协议的顺利实施,决定暂缓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
    1952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18军改为西藏军区,并任命对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同日,西藏军区发布命令,决定对藏军进行精简,遣散6000余名老弱病残者,保留了藏军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9团起义部队的番号,其官兵享受和解放军同等的待遇。自1952年2月11日起,藏军军装为米黄色藏装,藏军旗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了加速藏军改编工作,西藏军区从机关抽调500 名干部学习藏语,并派往藏军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统战联络工作。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阿沛·阿旺晋美和德格·格桑旺堆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56年5月,中央军委授予阿沛·阿旺晋美中将军衔。同时, 西藏军区分别授予其他藏军军官军衔等,并将原藏军部队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顺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逐步地实施改革西藏军队的政治目的”。
    (作者系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
《大地》 (2001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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