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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页 > 大地 2000年 第四期

“伉俪大使”之一
凌青与张联  外交生涯五十年


    文 宗道一

    凌青和张联是迄今为止50年间新中国近700位驻外大使中第一对“伉俪大使”。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裔凌青大使早在延安时代便涉身中共外交,他有幸以英语译员身份,聆听毛泽东与斯特朗女士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凌青是草创时期的新中国外交部的创始成员之一。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风风雨雨,留在凌青心中最难忘记忆便是邓公小平那浓浓的四川口音:“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1981年,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凌青代表中国断然否决瓦尔德海姆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提名。离任联合国前夕,他还曾与汤姆森大使一起将墨迹未干的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
    50年代北京东单一家小饭馆的邂逅,促成凌青与张联的一生姻缘。少女时代的张联在东北边陲小镇满洲里迈出了40余年外交旅程的第一步,嗣后她“三进三出”亚洲司,最后终至特命全权大使。年届古稀的张联真诚地说:“如果再次选择职业,我还会选择搞外交!”
    1923年4月生于古都北京的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五世孙。父亲林步随即是这位后裔引以为荣的林文忠公的三子林拱枢之孙。曾被认为是林则徐后代中最有文才的林步随是晚清最末一代翰林,他少年得志,即由清廷遣美留学,民初一度出任颜惠庆内阁的秘书长兼铨叙(人事)部长。由于家道中落,凌青的童年和少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判若人间天上。着岁月溪流的冲刷,留在脑海里的许多辛酸往事已经渐次模糊,只是依稀还记得,每次搬家,房子总是越搬越小。最后搬到现在的北京城东晨光街。也许是风雨如磐年代里的苦难生活,凌青和大多数兄长、姐姐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革命道路。
    凌青原名林墨卿,虽说是家中的“老幺”,他却是全家最早参加革命的战士。深受长兄李良(原名林曾同)影响的凌青在北平市二中、四中开始并结束了自己的中等教育后考入燕京大学。
    燕园的学业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3个月,但是凌青正是在这里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
    在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初启蒙的凌青从一开始就置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读书会”,如饥如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诸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日本河上肇《贫困物语》,还有斯诺的英文原版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像雨露甘霖滋润着凌青干涸土地般的心田……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深夜,日本人强行封闭燕京大学。  不幸的是,“学生读书会”成员名单为日伪警方所侦获,旋即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犹如惊弓之鸟的凌青夤夜潜至友人家蛰伏,待风声过后于翌年1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
    但是,偌大的北平城终因日寇侵凌践踏,再也无法为年轻学子凌青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同年7月凌青偕胞姐傅秀(原名林锦双)自保定辗转到达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晋察冀边区。为了不连累尚滞留敌占区北平的父兄,林墨卿遂从此改名为“凌青”。
    凌青这一回真的是投笔从戎了,他曾随部队上山打游击。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了两年干事后,凌青就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那是1944年初夏,抗战胜利已见曙光。
    二十刚出头的凌青旋即分配至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事组,负责与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和接待事务。这是凌青长达半个世纪外交生涯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源头。凌青在以后数年里有幸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语译员。1946年8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与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就是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和凌青翻译、记录的。与这篇著名谈话同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也是凌青担任翻译。1974年春,为起草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发言稿,乔冠华和凌青一起去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一见面,乔冠华就给邓小平介绍道:“他是我们延安时代的外交官,您还记得吗?在延安时您见过……”
    延安时,军委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联络和行政科,由柯柏年(后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首任司长)黄华(后任外交部部长)、陈家康(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埃及大使〕等分任各科科长。而凌青则是“一身兼三任”,同时担任研究 、翻译、 联络三科的科员。忙里愉闲,凌青彼时还曾到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一一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镀了三个月的“金”。
    1946春马歇尔将军使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开张,柯柏年、黄华等人赴平供职于翠明庄的中共代表团,先后出任新闻处处长。陈家康在黄浦江边以中共代表团“上海发言人”频频露面。一时间,延安后方“空虚”,凌青一人统揽一、二、三科,俨然“留守人员”的主帅。“虽然没有科长的‘名分’,却有科长的待遇,我吃的是‘中灶’……”凌青谈及往事,不无幽默。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进逼延安,凌青一行东渡滔滔黄河,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中共中央稍后即成立以叶剑英(兼)、王炳南为正副主任的中共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和新闻三处。原来,深思熟虑的周恩来早已在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帷幄运筹,构思未来外交宏图。凌青则是柯柏年为一处之长的研究处第一科(美国科〕科长。
    一年后,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在王炳南带领下,来到西柏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周恩来就外交工作对早期外事干部所作的第一次极为重要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作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多少年过去了,早已年逾古稀的凌青老人仍然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年以前这位已故总理的谆谆教诲。
    凌青再次聆听周恩来的讲话已是10个月以后。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就在十几分钟以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先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届“内阁”的外交部长(兼)。年仅26岁的凌青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该时外交部除办公厅外各司均只设科不设处),直接主管美国事务。他的‘顶头上司’依然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外交家柯柏年先生。凌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11月8日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兼)在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3号那幢袁世凯来不及看上一眼的仿德式高大建筑里宣布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情景。“那时就在‘老部’(引案:即新中国外交部旧址)礼堂,这座大楼的格式很像欧洲古老、豪华的王室大厅,雄伟壮观。总理坐在前面……”老人曾向笔者如数家珍般回忆那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一幕幕如烟往事。“就好像是在昨天一样!那时,李克农副部长和王炳南主任分列两旁,大家围着桌子入座,不到200人,很有点茶话会的味道……”
    “他是林则徐的后代……”当王炳南“点卯”点到凌青时,周恩来插话道:“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
    就是在这次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气宇轩昂、大气磅礴地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成立大会散会后早已过了晚上10时。初冬北京的深夜已颇有寒意,但是,凌青的心底却是春意暖融。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周恩来这番醍醐灌顶,令在座的凌青等人受用一辈子!
    凌青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主管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该时外交部除办公厅外 各司均不设处)从那时开始到50年代末,凌青历任外交部美澳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等职。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后,凌青随李克农将军、乔冠华“指导员”以及毕季龙(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一干要员来到风雪迷漫的开城板门店,他是参加停战谈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在大规模的释俘工作开始以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志愿军代表团翻译队队长。后来,诸如冀朝铸(后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毓真(后任驻英国大使,现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等年轻人,以及朱光亚、周一良、方圻等专家、学者、教授一概都是凌青的属下。
    1953年释俘工作全面展开后,为抽调译员,凌青匆匆从板门店赶回北京。在一个偶然机会里,他与素不相识的吉林姑娘张联在东单外交部招待所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不期而遇。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次茫茫人海中的邂逅奏响了凌青、张联夫妇数十年来爱情乐章的一段非常优美舒展的序曲。“前几年,那个小饭馆还在。”张联好象叙说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那时我到北京出差。……他说话条理清楚,思路清晰,举止很文雅,彬彬有礼,一副书生学者的样子……”这位新中国外交史上第10位女大使叙说是那样平静而充满回味。让我们来说张联。
    1930年出生在吉林九台县的前亚洲司副司长张联在吉林市度过了她难忘的少女时代。她10岁丧父后,家道很快破落,境遇每况愈下,便投奔吉林市的堂姐家。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张联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市女中。初中毕业后张联考取了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报考师范原因不言自明。但是,张联的少女世界还掩藏着一个美丽而浪漫的秘密。她有一个颇为动人的慈善计划:教师是一个清高的职业,将来毕业后到乡村去办学,让贫苦的农家子弟都能上学读书。
    但是,张联还来不及圆这个教师梦,吉林市就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948年3月8日林彪将军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健儿以横扫千军、摧枯拉朽之势,在辽沈酣战中解放了吉林。人民政府决定将所有高中合并成立市联合高中。张联在那里仅仅读了半年便报名考取了当时还属于部队编制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
    张联遇上了那些风华正茂的同窗学友:齐怀远(前外交部副部长)、张大可(前驻南斯拉夫等国大使)、滕绍志(前驻保加利亚大使)、侯志通(前中国裁军事务大使)、王钢华(前驻厄瓜多尔大使)以及前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张联所在的第八班学的就是空军军事。但是,她没有等到毕业就去了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这一变动改写了张联的历史,从此涉身外交。
    1950年暮春,入党不久、年方二十的张联就在东北边陲小镇满洲里迈出了她长达40余年外交风雨历程里稚嫩的第一步。张联是曾远辉处长帐下的一名普通俄语翻译。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日子里,满洲里“人满为患”,异常繁忙热闹。张联目睹了赴任东欧各国的将军大使消失在茫茫雪原;也目睹了如“过江之鲫”般涌出国门的青年学子依依不舍挥别祖国。前些年卸任回国的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先生当时就是罗与我国交换的首批留华学生,他至今还记得张联。8年前,罗明大使到北京履新时还不无幽默地对张联说:“您是我当年见到的第一位中国政府官员。”张联笑着对笔者说:“其实那时我只不过是个迎来送往的小翻译……”
    张联第一次出国门是1954年,那是罗明大使的故乡罗马尼亚。感谢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王凝的夫人赵婴(后任外交部教育培训司副司长)等热心“红娘”牵线作伐,好事谐矣!1954年凌青与张联在初涉爱河后结为秦晋。新婚燕尔之后,凌青即调任布加勒斯特中国使馆,张联偕夫君同行。3年后凌青转赴千岛之国,改任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研究室主任。
    40余年的外交生涯有一大半在亚洲司度过,张联几乎是在亚洲司“长大”的。一言以蔽之:“三进三出亚洲司”。亚洲司里留下了她青春的足迹。在这不同寻常的岁月里,张联有幸参予了许多亚洲国家的重大外交活动,特别是中国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建交谈判。漫长的外交实践、张联有了“南亚问题专家”的美称。
    在漫长的岁月隧道里,张联几乎和所有的亚洲司司长共过事。也许是某种巧合,张联 1965年升任第一亚洲司四处副处长之际,便是主管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事务。26年后,她以特命全权大使身份,代表祖国踏上斯里兰卡这片充满热带风光的国土。当年跟随夫君凌青出使委内瑞拉之际,张联根本没有想到16年后自己会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第10位女大使。花甲之年的张联是在1991年9月被任命为第9任驻斯里兰卡大使兼第6任驻马尔代夫大使的。这一迟来的任命也使得她成了众多的中国女大使中第一位“一身二任”的大使。
    说起已故总理周恩来,张联大使感慨万端。周总理的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谨严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印在了张联的脑海中。那是60年代初期。
    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张联分工负责印度事务,与周恩来总理的文字往来甚多。一次,因总理急着审阅,张联起草的一份报告未及送部印刷厂翻印便直接送至总理办公室。敬爱的总理不仅细地审读了这出身小科员之手的手写稿,而且发现了一个不规范的简化字:“芷(藏)”,还在文稿上亲笔批示:“苍颉造字”,严肃中透露出几分幽默。这不露声色、艺术化了的批评却让张联好一阵子脸红。“真没有想到总理这样心细!堂堂一国的政府首脑,竟挑得出普通小科员的一个错别字!”时至今日,谈及往事的张联仍感慨万端。“当时别人都这么写,我也跟着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乱写了!”
    作为外交部欧美司负责人,凌青有幸参预了导致对抗20余年的中美关系冰雪消融的“乒乓外交”。他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出面接待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事必躬亲的凌青牢记周恩来总理的细细叮咛,丝毫不敢懈怠。在中美建交近20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初也许很有趣。当斯廷霍文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乘坐的班机飞抵北京前几分钟,凌青最后一次到机场巡行检查。毕竟与美国佬打了多年的交道,阅历丰富,久经“沙场”,凌青一眼就瞥见了那条悬在机场触目处、取材于毛泽东主席“ 五·二0”声明的著名大幅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不知怎么的,平时熟视无睹,此刻却感到有点不对劲。红底白字的标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似乎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凌青踌躇再三,终于停下了脚步,第一次如此凝视端祥,好象是发现了新大陆。“取下!”他挥手示意左右。凌青想起了周总理耳提面命的接待原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因长期主管国际事务而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使他很自然地成为继黄华、陈楚(首任驻日本大使)之后的中国第3位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常驻加拉加斯、纽约的日子里,凌青每每得到夫人张联的默契配合。“有些外交场合,本来气氛凝重,彼此比较拘谨,但只要夫人出场,气氛就能活跃起来。”说到这里,不苟言笑的凌青也会玩一下幽默:“这是因为夫人非常‘pretty(漂亮)'。”诚然,有不少外交活动夫人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联合国的不少外交官对中国很不了解,不免带有片面性,甚至还十分强烈、偏激。在这种情况下,张联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对外交官夫人做些解释、疏通的工作,并通过她们影响丈夫一一改变对中国的那些不准确的观感。初到联合国总部,张联女士就与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夫人交上了朋友。由于夫人的关系,这位奥地利的资深外交家、政治家对中国也开始亲近起来。
    但是最让凌青忘不了的却是1974年的第6届特别联大。
    1974年春,中央决定第二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凌青和外交秀才乔冠华随即受命起草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的发言稿。
    当时,乔冠华率凌青、周南等人直接到邓小平住处,请示工作。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邓小平住在北京西郊花园村的一个大院里。当乔冠华率凌青、周南等人步入客厅时,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陈设非常简陋。大家坐定后,邓小平与大家一一握手。当乔冠华说明党中央决定后,问邓小平同志身体如何?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邓小平神态自如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乔冠华再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邓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和乔冠华、凌青、周南等人一起,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中午就在讨论场所用餐,邓小平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得一份饭菜。吃完后,靠在沙发椅上略事休息,就继续讨论。当时,邓小平已年届古稀高龄,他不仅认真听取起草同志的发言,还和大家一起平等讨论,不时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令凌青、周南等人非常感动。他老人家曾亲口对乔冠华、凌青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段后来写入发言稿的掷地有声的精辟论断至今还保留在凌青的旧笔记本里。拭去岁月尘埃,透过微微泛黄的纸面,依稀还能感受到它真理的光辉。当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这篇讲话在当时确实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1981年秋第36届联大改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凌青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为秘鲁政治家、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出任第三任联合国秘书长铺平了道路。在长达17轮的秘密投票中,凌青的每一次否决和赞成,都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定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12月25日上午,第36届联合国大会在基塔尼主席的主持下,根据安理会的提名,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秘书长!凌青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德奎利亚尔表示真诚的祝贺。亚非拉地区国家代表强调指出,新的秘书长的产生,是第三世界反对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他们纷纷赞扬中国代表凌青大使等人在选举中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的原则立场。50天的选举终于结束了。好多年以后,凌青还能回忆当时激动人心的时刻。
    中国这一举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才在各大洲间轮流产生担任,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第三世界国家候选人也可涉足这一国际组织最高职务,在此以前,这是很难想像的。邓小平的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的思想,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体现。
    1985年6月12日上午,在结束5年任期的前夕,凌青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将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中英《联合声明》的中英文本递交当时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福莱斯豪尔博士,最后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即发生法律效应,本来也不是非要在联合国登记不可。但是为了表示两国对《联合声明》的诚意和重视,扩大《联合声明》在国际上的影响,中英双方都同意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以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照相机一闪,为凌青留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永恒一瞬。当时,福莱斯豪尔博士对凌青大使说:“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还是第一次,而举行如此庄严的仪式更增添了光彩。”
    15年过去了,在北京城东一所外交公寓里安度晚年的凌青大使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许多细节:
    当时,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不,应当说不仅是一种微笑,而是对中国恢复香港行使主权的狂喜,只是外交场合,不允许一个外交官有超越寻常礼仪的表现罢了。汤姆森大使的微笑和我的微笑显然有着十分不同的内涵。他不仅微笑,还对我说,“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他显然是一个十分出色、训练有素,而且具有英国传统的绅士派头的外交官。……
    凌青大使为自己在联合国的使命划上了最完美的句号。他激动地说:“我能亲自参与完成这一文献的法律手续,不仅可以告慰于先祖,而且也使我再一次体验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雄厚国力的伟大国家,任何外国再也欺辱不了我们。”“真可谓百年国耻家仇洗雪于一旦!”22天后,凌青偕夫人张联束装就道,离任回国。
    自联合国总部卸任归国后,凌青专事民间外交。在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3年后,又应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之邀,返回桑梓报效家乡父老。旋即在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春暮,凌青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初冬,张联大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美丽的科伦坡,离任回国。
    张联离休了,但是身离心不离。她参加了外交部组织的 《外交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间或还“客串”外交。1995年3月,张联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柬埔寨重建第三次国际会议。步入人生暮年的张联依然钟情亚洲事务。难怪她真诚地对笔者说:“如果再次选择职业,我还会选择搞外交。”
《大地》 (200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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