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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的外交生涯

  吴妙发 沈放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声音在联合国却长期听不到。直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197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席位的决议,新中国的声音重又通过大西洋,直向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辐射开去。
  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由各自政府推荐一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当然视情况,非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这样做。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其中第二任就是毕秀龙。
  这是1979年仲春的一个下午,中国推荐派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和夫人张希先登上了纽约飞往北京的747班机,结束了近7年的任期返回祖国。送行的人中,有一位身材魁梧、脸色红润的中国官员,他叫毕秀龙,已内定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推荐的第二任副秘书长,正等待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任命。唐明照和毕季龙热烈握手,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句,这时陈楚大使走了上来说:“老毕,今后我们就该叫你副秘书长了。”
  几个月后的1979年初夏,毕季龙正式到联合国上班,担任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从此,毕季龙成为继唐明照之后的中国第二位“世界副总统”。
  出身名门 学识渊博
  出身于江浙名门望族,父亲是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家学渊源,又受周恩来的嘱托赴美留学——毕季龙有着东西合壁的文化背景。
  毕季龙原名毕庆芳,祖籍江苏仪征,生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毕家系名门望族,与清朝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李鸿章、淮军将领刘铭传均属姻亲。毕季龙的外祖父杨云史就是李鸿章的孙婿,后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在危急时刻救过孙逸仙博士,因而深得孙博士的赏识。毕季龙父亲毕倚虹是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以后,毕倚虹随清朝总理事务衙门部员赴新加坡任领事馆随员,在那里他不光外务熟悉,诗词精通,且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辛亥革命后,他任上海《时报》的编辑,毕倚虹因而名声大振,成为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有名作家。
  毕季龙从小耳濡目染,不仅饱读诗词古籍,还浏览了各种西洋书籍,为毕季龙在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文学、近代科学等方面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毕家不久家道中落。毕季龙去扬州投奔叔父毕介青,他的弟弟毕朔望也接踵而至。兄弟两人就读于人才辈出的扬州中学。扬州浓厚的文化氛围,抬头可见的古迹,使毕季龙兄弟两人陶醉在书海墨河之中,毕季龙写出的文字为周围人所钦佩,毕朔望外文造诣也突飞猛进,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
  然而,日军侵略的战火焚毁了莘莘学子们平静的书桌。济南惨案、惨绝人寰的淞沪抗战的开始,使毕季龙对旧中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开始废寝忘食地读鲁迅著作,秉烛钻研日本历史学家河上群的《经济学大纲》,奔走于同学自愿组织的10人小组之间探讨救国之道,还同救国的党派接触。毕业后不久,在重庆资源委员会担任科员时,他开始用自己行云流水的笔为《新华日报》写稿,抗日的心声跃然纸上。他还参加了重庆的自然科学研讨会,力所能及地为中国共产党做些社会工作。1941年发生震惊世界的皖南事迹,毕季龙拿起《新华日报》,看着周恩来在报上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思绪万千,他向《新华日报》主要负责人章汉夫、石西民坦露了自己渴望光明的心声。从此,他成为乔冠华等人的好友,经常饮酒切磋形势,埋头撰写文章,并有幸与时任中国共产党副主席的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中国共产党通过关系,将毕季龙“调”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他在那里先后任行政院驻美物资供应处稽核主任、中国轮船公司驻纽约分公司会计主任等职。
  风云外交 可上青史
  过了不久,毕季龙成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学生。在美国的3年,他时时遥想大洋彼岸的祖国,盼望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纸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署的电令通过香港有关方面传到了在纽约任教的陈翰笙手里。毕季龙遵嘱打点行装,带着优秀成绩单和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于1950年5月1日飘洋过海,来到了天津大沽口,这时毕季龙两鬓已生华发。他稍作安顿,就到乔冠华担任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的办公室报到。在香港,毕季龙与乔冠华已是好友,到了重庆,他们更成密友,两人均具有文人潇洒倜傥的气质,加之学识渊博,更是无话不谈。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乔冠华把毕季龙请来当政策委员会的秘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新闻发布官的毕季龙随同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入朝,并参加了著名的朝鲜停战谈判。从朝鲜回国后,毕季龙更加繁忙了。1958年至1968年的10年间,他参加了许多可上青史的重大外交活动。
  1961年夏,毕季龙随陈毅副总理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活动、主张及声明由担任新闻官的毕季龙传达出去,当时,不少西方记者对新中国外交官才华没有认识,以为难免不够老练通达。然而在与毕季龙几次交锋后,这些“无冕之王”也不得不表示由衷的钦佩,连称以后要小心应付。当时西方舆论除赞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章汉夫、李克农副外长的才华学识外,乔冠华及夫人龚澎等也是他们经常提到的人物,毕季龙也慢慢地为他们所认识,因而他们赞扬他并刊载小传介绍他。
  之后,毕季龙出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前后8年经常奔赴纽约、日内瓦、瑞典、加拉加斯等地参加联合国的有关会议。他曾以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随同乔冠华团长参加了第27届、30届联合国大会,此外还参加了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会议,有重要影响的人类环境会议以及在日内瓦召开的人类环境理事会首次会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季龙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第三期会议。那是一次人数众多,与会人员身份高、问题复杂的国际会议。每天开会场所人声鼎沸,争论激烈,讨论的问题从大陆架定义,直至海底深处资源如锰矿如何让有关国家共同分享等,可谓内容庞杂,无所不包。中国代表团不光要参加各种会议,就各种问题具体表态,还要讨论许多的决议草案,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进行无休止的磋商,这中间包括77国集团的会议,西方国家的会议,拉美国家的会议,非洲国家的会议,毕季龙忙得不亦乐乎。可他作为团长,在处理问题时,总是笑容可掬,镇定自若,细致耐心,赢得了不少国家代表团团长的称赞,认为毕季龙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效率的高级外交官。经过多次磋商,联合国海洋会议终于通过决议和声明,成为处理国际海洋  争端的重要依据,这里面有着中国代表团的心血,也有着毕季龙的辛劳。所有这一切使毕季龙更向联合国事务靠拢,一直到他担任中国派驻联合国第二任副秘书长时,其才华、学识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主管技术合作与发展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最受欢迎的客人。而在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中,他也曾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
  1979年中国派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即将结束7年任期回国。谁是接替唐明照的最佳人选?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毕季龙身上:他有丰富的阅历和外交经验,学识渊博且善解人意,为人谦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英语运用自如。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毕季龙体魄健壮,能胜任联合国繁重且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
  毕季龙在这个部门工作了6个年头。他除了在办公室处理必要的公务外,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外出了解情况,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急迫要求上。毕季龙谈起这段经历曾风趣地说,联合国副秘书长不好当,事情多不说,还要不断地奔波于世界各国,没有好的身体不行。我总算身体还好,顶下来了。
  毕季龙精力过人,6年期间,他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和朋友,这样专注于本职工作的人在联合国的确少见。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合理要求,毕季龙一回到联合国总部就悉心研究,从不拖延。在他亲自操劳下,技术合作与发展部门曾向100多个国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技术援助,从农业、重工业、轻工业到科学技术的筹划乃至传授,从较大规模的技术队到三三两两的专家小组,内容丰富,无所不包。不少发展中国家获得明显收益:一些退化的玉米、稻种得到了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产量;可可豆、咖啡豆培育技术有了较大改进,不少国家从此得到可观的外汇收入;在沙漠地打出了水井,当地人民喝到了甜水……与此同时,技术合作与发展部门还派出了数以千计的专家和顾问,或对有关国家进行技术指导,或组织讲课培训当地技术人员。6年的辛劳操作,终于在不少国家中结出了硕果。毕季龙成了这些国家的幸福使者,只要他一到,欢迎款待都是最诚挚和盛情的。
  在联合国内部,毕季龙也被职员们视作干实事效率高的副秘书长,很受尊重。毕季龙的技术合作与发展部的规模不断扩大。工作人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六七百人。联合国人士这样评论说:如果说唐明照的非殖民化取得急速发展能记入联合国历史的话,那么毕季龙的技术合作与发展部门同样也以成绩斐然为人们称道而翻开联合国历史上的新的一页。
  在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中,毕季龙善于处理微妙问题的才能也给联合国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联合国的职员来自世界各国政府,低级职员经过考试进入,但不少中高级职员都系各国政府推荐而成为国际公务员的。主管部门负责人与下级虽是超越国家关系的国际公务员的上下级关系,但实际上弄得不好,仍会影响两国关系。
  有一年,轮到联合国职员照例晋升的时刻,某国大使突然出现在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办公室,这位大使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态度,情绪激动地指着这位副秘书长的鼻子批评说,“阁下知道,我国推荐的一位职员在你的部门工作多年,为什么这次晋升又轮不到她。她工作勤奋,同大家关系也可以。为什么没有她?请阁下说明理由。”不久,这位大使通过外交途径向副秘书长的指派国家提出了抗议。副秘书长迫于压力终究同意晋升。这位女下级以后见了这位副秘书长更是傲气十足,上下级处得很别扭。
  事隔不久,同样性质的问题也出现在了技术合作发展部门。这时面临的不是晋升而是更为棘手的裁员问题。毕季龙首先坦诚地向全体成员说明裁员的理由:发达国家捐款减少,有些援助项目不得不取消,裁员由此而来。这番说明使大家顿时明白事理。接着,毕季龙通过各种环节,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并打通关系,让有关国家向其人员做说服工作,之后再由部门做出去留裁定。这样一项颇为复杂的人事工作在毕季龙的悉心安排下得到了妥善解决。
  东海之滨 安度晚年
  1985年,毕季龙结束了联合国副秘书长6年的任期,回到北京东城区一座古老的小四合院。毕季龙仍旧繁忙异常,他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等职,从事多彩的民间外交活动。余暇时,他和感情甚笃的夫人胡济邦切磋文章,不时地沉醉于那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回忆。
  胡济邦生于山清水秀的浙江永康,曾以杰出的外语、丰富的学识进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并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新闻随员的身份派驻莫斯科。当时报刊着实对胡济邦赞扬了一通,称她是“中国派往北国的首位杰出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济邦在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期间,她的才华使不少外交官为之钦佩,认为她与毕季龙堪称是“最美好的一对”。
  过了几年温馨的家庭生活。胡济邦却一病不起,她望着案头置放的一支多年写稿的笔,可再也举不起它,病魔夺走了她的生命。毕季龙异常悲痛,也决心搬迁南居上海,以免过于悲痛的回忆使他不能自持。
  毕季龙现已步入耄耋之年,在东海之滨的大城市上海过着恬静的生活。他经常诵读古诗,其中李义山的两句名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令他激动不已。他回忆过去丰富的人生,思索金色晚秋的明天。
《大地》 (2001年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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