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1年 第二十期

张维:创建深大的点滴旧忆

  创建深圳大学是我后半生中特别值得回忆的一件事。至今往事历历在目,令我神往不已。
  1983年夏,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林克同志约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广东省派省高教局黄其江到教育部请求支援,教育部已决定派你去深圳,创办深圳大学。林克同志还说,你去深大,仍担任清华副校长,管科研。深圳大学只需一年去两次,每次一二个星期即可。
  当年八月,我到了深圳。
  当时的深圳,才由一个毗邻香港的边境小镇改升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只有三五栋三层楼房。我们住在市委新盖的五层楼的招待所,算是最好的住处了。但据告,此处在未建房以前,蚊蝇极多,伸手一抓就是一把苍蝇。可见深圳特区当年是个多么落后的边境小镇了。
  没有几天,市委负责同志就热情地约见了我们。
  这位负责同志说,对于校址,他早已想好。他在地图上指着市区西端粤海门一块一平方公里的地块,告诉我们,这就是校址,并亲自带领我们去现场踏勘。
  粤海门属南头区,与蛇口相邻,离市中心罗湖二三十公里。当时公路还未修通,交通很不便。这块地本是附近渔民晒鱼干的场地,地面上发出一阵阵的鱼腥味。但土山坡上却有上千株荔枝树,下面有个小湖,碧绿的水面,非常喜人。整块地只需搬迁少数坟墓,即可动工建设。这对于迅速建校十分有利。我们对于市委从长远的发展考虑,推荐选择这块远离市中心的校址非常满意。
  为了立即着手筹备建校工作,市委决定将原宝安县(深圳镇原属宝安县)政府的旧址拨给我们,作为学校临时校址。
  创办初期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组织上要商调干部队伍,业务上要为尽早招生做好准备,同时还要组织建新校址的基建班子。但这一切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个精干的建校队伍日夜奋战,当年就开始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也打破了一个学期来一次,一次一二周的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而是每年由北京到深圳来回穿梭跑七八次了。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深大的建校工作,他几次到临时校址来检查工作,看到校长办公室十分简陋,立即拨款20万元,作为改建装修校长办公室用。当时市里只有两辆奔驰小轿车,市委书记用一辆,另一辆就拨给深大校长用。
  市委常委开会时,经常让我们列席,还指定副市长邹尔康同志负责与我们联系。因此,我们反映的建校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及时得到解决。这对于较快地建校是很关键的。省市领导这样直接听取一个大学汇报工作的情况,大概在全国并无先例。
  学校的建设首先是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它也是筹建工作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工作。市委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决定三年内拨基建费1亿元。从今日的深圳看,这个数目不算大。但对当时一年仅有3亿元财政收入的特区政府,这可是很沉重的负担。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同志对于深大尤其关心。他要求我们要抓紧基本建设,争取两年而不是三年完成1亿元的基建任务。
  在校园规划上一位副校长是内行,因此我请他全权负责。深大的校园现在已基本建成,美丽大方,国内、外参观者均交口称赞。
  对于一个新创办的学校,校址才开始建设,系和专业正在逐步设立,教师队伍方在形成,设备与图书刚开始购置,学校行政班子来自四面八方,也需要时间互相了解与合作。工作是千头万绪。在建设两个中心方面,需要有个先后。我们主张还是先抓教学,待三、五年教学过了第一关(一个完整的本科过程)后再开始抓科研。
  在建校的1983年,我们考虑了现有的可能和深圳的需要,先设立了建筑、经济、法律和外国语四个系。后来从1984年起陆续增设了工科的电子、机械和土木系,管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系,文科的中文系。
  当时全国教学计划的结构较多地强调了讲课而削弱了学生独立工作(设计、实验、写作、讨论等)的环节。而讲课又基本上是必修,选课则极少,实习更是不被重视。因此我们在国内首先采用了学分制,让学生由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渐有较多的选择课程和学习方向的自由权。安排三次实习的目的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考虑到深圳与全国和香港的联系。在全国培养方面,我们安排了全校公共课(包括英语),以扩大学生知识面。各系的专业课程由各系自己安排,但每学期的总分则由学校统一规定,给出一定的灵活度。
  关于图书馆的建设,校领导一直非常重视。1983年10~11月,我有幸被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名誉博士的典礼,见到该校首任校长李卓敏教授。我向他请教办好一所大学的经验。他十分强调图书馆对大学的重要性,并说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这对于我很有启发。我们在规划校园时将校图书馆放在中心位置,我聘请清华大学前任图书馆馆长唐统一教授担任深大图书馆馆长,都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丰富图书馆的馆藏,一次我在去德国访问时,请德国北莱菌—威斯法利亚州教育部给以支持。结果该州的两所大学(杜伊斯堡大学和杜塞尔多夫大学)共捐赠了三万余册图书和期刊,其中一全套化学摘要(Chemical Abstracts)最为珍贵,在国内可能也不多见。
  深大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新学校。教授从哪里来?当时教育部批准由北大人大和清华支援。但具体请谁,由深大决定。我想,校长不可能对各个专业的专全在行,但对于系主任的人选还是可以考虑的。选好系主任,再由他们去选聘各系教授,这就是我之所以承担寻找系主任的工作的原因。
  工程方面主要依靠清华大学,这方面我比较知情。电子和建筑两系我争取到童诗白和汪坦教授任系主任。这很理想。经济和法律两系由副校长方生同志向人民大学争取,也很顺利。文科方面只能由北京大学方面支持。于是我第一次去拜访了北大英语系主任、全国知名的李赋宁教授。我和李赋宁同志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但我知道他是英语方面的权威。第一次去登门拜访,他一口谢绝,碰了钉子。我不甘心,二次、三次,到第五次去,终于感动了他。他不但答应兼任系主任,而且推荐了高水平的北大教授和他的得意门生雷崇立教授来深大任教。
  另一个例子是聘请机械系主任。当我得知太原机械学院赵以钧教授是雷崇立教授的爱人时,就萌生了调赵来深大的念头。当时该院正准备提名赵以钧教授任院长。为了求得该院的支持,我千方百计地找到清华校友、主管该校工作的副部长唐仲文同志。经过再三说明,终于获得唐副部长的支持,将赵以钧聘请到深大,任机械系主任。
  这两个例子说明,为了求贤,校方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为了争取高水平的师资,特别是系主任,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那怕是“五顾茅庐”也在所不惜。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时候。
  往事如浮云,写来不觉有些罗嗦,但回忆起来,还是很思念在深大的美好时光。
  (本文编发之际,接深圳大学党委电告:前深大校长张维同志不幸于2001年10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8岁。深圳大学全体师生谨向老校长敬以深切悼念!)
《大地》 (2001年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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