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1年 第二十期

牛憨笨:我为什么选择深大

  1999年,深圳大学费尽周章地将我从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出,同时一并将我的课题组共18名成员迁入深圳,这段过程令人深感难忘。
  我原来所在的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隶属科学院,我们所研究的技术与卫星、导弹发射相关,是国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所在地陕西西安的地方经济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在我以及西安的另一位较有声望的专家离去后,陕西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科技大省的悲哀》,我为此而再一次感到难以释怀。
  我为什么离开西安,选择深大?
  这首先在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然,我在西安,年收入十几万元,家庭经济非常宽裕,个人不足为虑。但是,我考虑的科研与产业相结合所需要的巨额经济来源,在西安无法满足。而深圳有这个条件。
  譬如在西安,我们曾经给陕西省科委写一个报告,有一个已经论证,很有前景的项目(就是科研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要求拨款500万元。最后评估下来,省科委给了5万元。
  我不能说陕西省科委不重视,它确实掏不出更多的钱。这就是问题所在。
  1979年,我在英帝国工学院物理系进修期间,也遇到过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当地报纸报道说,来自中国的进修人员每月工资18英镑。实际上,我当时拿的还不到18英镑。英国人很惊奇:18英镑月收入怎么够呀?他们的大学生一参加工作就800英镑。这条消息当时反响很大。我们深受刺激。此外,我还发现:在我们这个专业,两国同行的研究与技术水准非常接近,但是,两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准的反差却是让人难以正视。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受教育培养的中国人,我不能不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做,在缩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如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认为,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科研与产业化相结合,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这已经成了我的信念。
  因此,当深圳大学准备引进我以及整个课题组时,我欣然同意。这一引进的过程当然不太顺利,陕西省委有关部门闻讯后指示研究所领导,不要接待深圳来人,叫深圳人直接找他们,按照这个路子去找,当然没有结果。最后,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出面,与中科院领导谈,与北京其它相关领导谈,总算如愿以偿:我与课题组迁入深大。
  深大为我及课题组提供的条件十分优越:当年即争取市政府投资一亿元,建实验室。现在正在验收阶段。整幢楼基建达4000万元,实验室底层1200平方米的空间,要求超静,对温度、湿度、空气洁静度有着严格的要求,造价高昂。仪器设备投资达到6000万元。校领导姜忠书记、谢维信校长思想明确:深大要上一个台阶,就必须发展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承,才能促进人的创新能力。
  只有在深圳,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才得以在科研与产业化结合这个方向上开始起步。尽管项目不算大,属于“短平快”性质:去年搞便携式透视机,已经由企业投入生产;今年搞三维码,一种比条型码性能更先进的防伪产品,已经由一家公司投入3000万元进行开发;另外还搞一种智能电源,一家公司投入了1000万元。无论如何,这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凭借的是独创技术,在追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过程中,高科技就是最快捷的手段。最后才能生成财富,达到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对“发展东部,推动中西部”的观点持赞同态度。我是西部人,多年工作在西部,但最后的心愿要靠东部深圳的资金与环境条件才能实现:它一边推动着我的研究,同时有能力利用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东部深圳借这种模式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最后必然成为西部开发的投资来源。所以我确信,陕西作为“科技大省”无须“悲哀”,一切都属于常态。
  在深圳大学,我们的课题组同时承担教学任务,去年已经批下一个硕士点。我们不培养本科生,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研究上。已经制定出一个中长期规划,要加强光电子应用基础研究。半导体光电子学、平板显示、光机电一体化都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此外在深圳大学投资一亿元、刚刚落成的实验室,搞对外开放、合作研究,乃至为企业界提供服务,也是我们致力的一个方向。我个人相信,我们将不负深大的厚望。 

  
《大地》 (2001年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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