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1年 第二十期

胡经之:人生难得此回搏

  人生能有几回搏?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竟会离开京都繁华之地,来到还尚待开发的边陲小镇,还求一搏。
  是改革开放的号角把我吹向这块正在开垦的热土。深圳特区刚成立不久,财政收入还只有1亿多元,市委就把目光投向文化教育,提出要“勒紧腰带”、“卖了裤子”也要办好深圳大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受命任校长,要以最快速度把深圳大学办起来。
  就在1983年冬,张维校长在清华园寓所约见汤一介和我,向我们表示:深圳大学一开始就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不走老路,想请北京大学的人参予创办中文系、外文系。希望乐黛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三个人就跟他去深圳,把中文系成立起来。
  那时,负责筹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也邀我去加盟,我应允去看一看。我和汤一介一商量,决定由我先去深圳探一探,作实地考察,回来后再作决定。
  1984年春节过后,我就先飞厦门,参加一个美学会议。再从厦门飞汕头,考察了汕头大学。然后又飞广州,转火车到深圳作实地考察。那时深圳大学的筹备处设在原宝安县政府所在地,极简陋,校舍刚在粤海门那里破土动工,一切都还在开始。但我在这里切身感受到了一种都想投身建设的勃勃生机,周围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深大常务副校长也劝我们快来。在临时搭建的饭彬里,我巧遇也来考察的美学同行蒋孔阳、李泽厚、刘纲纪等,都说这里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好地方,不妨来此一搏。
  我一回北大,就和汤一介采取行动,向张维校长报告:等乐黛云从美国回来,我们就去深圳大学参予创办中文系;容许我们从北大调去一批年青教师和研究生,从事教学和科研。
  就这样一言为定。暑假一过,张维校长亲自率领汤一介、乐黛云、我,北大还有李赋宁(任外文系主任),清华的童诗白、汪坦、唐统一,人大的高铭煊等,由北京奔赴深圳大学就任。从此,我和深圳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欢庆校舍落成的开学典礼上,张维校长把我们这些从北大、清华、人大聘来的学者介绍给市委主要领导。这位负责同志热忱希望大家把深圳大学办好,学习世界先进,也让世界了解深圳,所以特别鼓励国际文化交流。在中文系成立大会上,我们迎来了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罗元烈、澳门大学程祥徽。次年,我们就在深圳大学举办了全国首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宣布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迎来了国际著名学者季羡林、杨周翰、佛克玛、叶维廉,英、美、法、日等国的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国际著名学者云集深圳。紧接着,1986年我们又在深圳大学举办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国内外许多著名华人作家、学者陈若曦、叶嘉莹、陈映真、秦牧、徐中玉、刘以、曾敏之等首次云集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还特地跑到深大来,和作家、学者们坐在讲台下,静听学术演讲,此情此景,犹历历在目。
  中文系成立的最初几年,乐黛云和我采取轮换的方式来回于北大、深大之间。每年上半年她和汤一介来深大主持系务,我则在下半年来这里主持系务,其他时间仍在北大任教。我们陆续从北大调来了一批年青教师和研究生,如章必功、郁龙余、景海峰等,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教师队伍,后来成为深大的骨干力量。北大要乐黛云回去全力抓比较文学研究所,于是他俩就回到北大。北大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劝我也回北大,发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方向,并要我组织力量申报博士点,但我已喜欢上了深大,准备扎根深圳。好在家炎是我读副博士研究生时的师兄,我可以坦诚相告。他也很快谅解,决定把我的研究生王岳川留在北大,教文艺美学,放我远行。就这样,我终于在深圳扎下根来。
  这样,历史给了我一次机缘,不仅得以参予特区初创期的开拓,而且与时俱进,投入了深圳的第二次创业。
  深圳较早就意识到了,必须向国际性城市方向前进,因而及早抓了高科技,发展文化教育,想建设成为现代文化名城。一介书生,能作什么?还是要抓紧培养人才。为了适应国际性城市、现代化名城的人才培养需要,我当机立断,把中文系扩建成了国际文化系,教育学生既要懂中国文化,又要懂外国文化,进而能从事文化传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这是国内第一次设置的国际文化系,为此,《光明日报》还在头版作了介绍,这个思路,后为许多大学接受。后来,深圳大学成立了文学院,拓展了这个思路,把中文系、外文系、传播系、对外汉语部放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扩大和深入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参予举办了国际美学学术研讨会,当代文艺批评研讨会等。我们还陆续邀请了国际著名学者布洛克、王朝闻、王元化、王力、汝信、伍蠡甫等作学术访问,袁行霈、钱中文、严家炎、裘锡圭、章培恒等都曾来访作过指点,对深大多有帮助。
  我虽然以为教育的视野要广,但研究的问题却要面向现实。所以,我在深圳大学倡议成立了特区文化研究所,开始开展特区文化研究。我在1986年开始在此招收文艺学研究生,1987年起,进而开办了特区文化研究生班,先后培养了数十人,成为深圳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中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艺处长、文化局长、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秘书长和专业作家等,为深圳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我自己也融入了特区文化生活,写文艺评论,作文化研究,被选为作家协会主席,后又筹建了文艺评论家协会,在深圳鼓吹,文艺也要两手抓: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在深圳廿周年之际,我主编了《深圳文艺廿年》一书,在《文艺报》发表了《深圳艺术之路》。最近,作家出版社把我廿年来所写出文化评论、美学随笔、散文等40多万字合集出版,题名《胡经之文丛》,大多面向现实。
  但我的研究还是对文艺美学情有独钟。80年代初在北大开设了文艺美学课程,开始把讲稿改写成专著,到了深圳后才最后完成《文艺美学》交付出版。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又修改,增写了数万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廿年来,我写了不少文艺美学论文,去年由华中师大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文艺美学论》,收入钱中文、童庆炳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积极参予文艺学的学术活动,学术界也并未忘记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聘我为特约研究员。我先后被选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学科发展如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还是我近数年一直在思考、探索的问题。1993年,深圳大学虽然还未有硕士点,更无博士点,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鼓励我个人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获得通过,成了深圳大学的第一个博士导师。这是对我的学术鼓励,也是一种新的学术动力。近十多年的文艺学术有了巨大变化,我指导博士生的研究必须面向新的现实,不要脱离实际。文艺美学这一学科要发展,也要研究新问题。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兴起,美学也要密切关注文化新态势,发展文化美学。所以,我和郁龙余组织了深圳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套《文化美学丛书》。美学也要关注人和环境的关系,经济开发不能牺牲生态环境,所以我为海天出版社主编了《人与自然丛书》。经过了十八年的奋斗,如今深圳大学已有了十八个硕士点,一代中青年学者已成长起来。我所在的文学这一学科,章必功、郁龙余、吴予敏、刘洪一、庄锡华、王晓华、郭杰、钱超英等,文学功底都很扎实,学术又各有所长,都有不少著述问世。今,我的一个最大心愿,就是希望深圳加紧一搏,“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尽快取得博士授予资格,实现零的突破。我个人愿为此竭全力,再作一搏。
《大地》 (2001年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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