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民
张蕴钰少将 河北省赞皇县人。1917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二野十五军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某军参谋长，第三兵团参谋长等职。1958年，任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员。此后曾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一职达13年之久。
美国早在比基尼岛引爆过300多万吨当量的氢弹， 而苏联专家为新中国设计的核试验场，却仅仅能试验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
这里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名字——马兰。
为什么称作“596”计划？
当张爱萍总指挥向北京报喜的时候，电话那头，周总理反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一、受命
抗美援朝归来，张蕴钰的部队驻防至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旅大。张蕴钰先是任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后任第三兵团参谋长。
1958年的“八一”节过后，张蕴钰来到办公室刚刚坐下，桌上的电话铃便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正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打的。曾绍山在电话里对张蕴钰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
张的本能告诉他，如此匆忙地让他进京又如此保密，肯定与某项重大的决策有关。第二天，张蕴钰由大连乘火车到京。当晚，曾绍山副司令就把他带到灵境胡同陈赓副总参谋长的住处。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落。院子不算太大，正房是二层楼，有一个小小的外廊，门窗屋脊有着典型的北京建筑风格。正屋的正厅是陈赓副总长平时会客的地方。张蕴钰还没站稳，言语爽朗的陈赓就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
张蕴钰既感到突然，又兴奋。党中央决定我国要搞原子武器，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谁听了都会万分鼓舞。决定让他担任首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让他精神振奋和感到荣幸。那一刻，他既没有犹豫，也没有冲动，而是稳定了一下情绪，极力使自己显得沉稳一些，简练地回答说：“好！服从命令。”
陈赓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没想到，如此重大的任务，就这么简单地交代结束了。陈赓副总长没有任何闲聊，转身忙别的事务去了。在一旁的曾副司令几乎没有说一句话，王勉秘书送他们出门。第二天，张蕴钰到总参装备部见到安东副部长。几年前他们曾打过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安东问：“见到陈副总长了吧？”张蕴钰说：“见到了，他说请你给我介绍情况，交待任务。”
安东说：“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有时间。”
10月初，张蕴钰把家从旅大搬到了北京，这时常勇也回来了。他俩也曾长期共事，彼此了解。常勇介绍，选场委员会到敦煌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的一处地方适合建场。勘察大队开始在选定的地方进行地质测绘和道路、通讯建设。常勇告诉张蕴钰：“为了保密，我们部队代号是0673部队，你去敦煌时在红柳园下火车，我派车接你。”
二、改址
1958年10月20日，张蕴钰乘上火车，西去敦煌。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踏上西出阳关的漫漫征程，张蕴钰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幅幅古来征战的画图。千里干旱，万里黄沙，古道悠然，旧城犹昨。当时的敦煌全县约5万人，只有南部地区出产少量棉花，人民生活贫困， 城内街道狭小。张蕴钰在城南关驻地见到来此工作已几个月的张志善、史国华、卫垒和常勇等人。稍事休息，一行人便对基地情况进行研究和探讨。
国防部组织的选场委员会，委员除我军将领外，还有4位苏联专家。 张蕴钰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让他惊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过300多万吨当量的氢弹了，而苏联专家为我们设计的核试验场，仅能试验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
建这样的基地太小了！这是张蕴钰的第一个想法。
稍后，张志善等人带张蕴钰去察看选定的场区。车出玉门关，沿着勘察队走过的车辙继续前行。偌大的地区荒无草木，地质全是沙质疏松的大孔土，汽车陷下去就很难前进。已经打下的靶场的中心桩神秘地立在一片荒漠之上。张蕴钰环顾四周，心底又生出一层疑惑。
在返回的路上，张蕴钰深思着：靶场中心距敦煌才120公里，一旦进行核试验，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莫高窟怎么能避免放射污染？疏松的土质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生活用水从哪里来？……
回到驻地，几个人又围在一起谈论试验的条件，张蕴钰谈了想法，大家都觉得还是另选场址为好。带着大家的意见，张蕴钰回到北京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分别汇报。之后，陈赓副总长组织召开办公会，再一次听张蕴钰汇报。陈赓听完，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嘛！”张蕴钰立即在电话里把会上的意见告知了常勇等人。
12月15日，张蕴钰回到敦煌。经过准备，张蕴钰、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朱局长带领勘察队员上路了。他们分乘4辆吉普车、4辆生活车，携带10天饮水、油料、帐篷和一部电台，于12月24日出发，经玉门关一直向西，方案中最西一个地方是在罗布泊。
一路前进，边走边勘察地形，天黑了就搭起帐篷，埋锅做饭。闯过“白龙堆”，进了雅丹地带，车往前走不了，只好向北绕行。一绕，他们发现地上有车辙。顺着车辙走出约五六公里，碰上了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测绘战士告诉他们，距此大约50公里处有水！一行人喜出望外，立即顺着测绘战士取水的车辙，日落时分走到梦幻般的罗布泊孔雀河入泊口。这里河两岸有柳树、芦苇，成群的黄羊在落日的河边饮水，不远处水鸟悠闲地起飞……
第二天，他们乘兴逆河而上，向西行出百余里路，来到一片开阔平坦的戈壁滩上，选一个中心点，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查地形地貌，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桩——
从此，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选定了！
这真是一个天赐的好场子！参加选场的每一个人对新场都非常满意。这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清澈的孔雀河距场区只有20公里，施工、饮水没有问题。地质是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往西南方向， 最近的村庄也在120公里以外……
完成勘察任务，回到鄯善，1958年岁末已悄然过去。张蕴钰一刻未停，由哈密乘飞机到北京，向万毅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汇报这次罗布泊的勘察情况。听完汇报，大家都非常兴奋。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部长、 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飞往新疆，在罗布泊新选场区作空中观察。飞机飞临靶址上空时，战士们点燃了三堆大火。那熊熊大火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预示：新中国的核事业就将在这里崛起！
三、建场
核基地部队于1959年三四月间进入新疆。整个世界，几乎无人知道深入乌什塔拉的这一支神秘的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数十年之后，人们才了解这些功不可没的军人。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政委常勇、副司令员张志善，为了给部队选一个居住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最后选定乌什塔拉以南的一块白地。这里地下水源丰富，东距试验场区250公里，北靠天山，博斯腾湖在南面不到20公里处，气候宜人。 在这里建一个可居住5万人的特别营区，可以说是距试验场最近、最良好的选择。 定点的那一天，微风和煦，地上的马兰草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他们说，就叫马兰村吧，是个好地方。
从此，这里有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名字——马兰。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战士们挖地窖和打土坯盖简易营房。称做“地窝子”的地窖，就是在平地挖个大坑，架上顶，铺上芦苇和野草，再撒上一层土。干打垒营房，就是用土坯垒墙，架上房顶，铺上芦苇，再糊上一层泥。房梁和檩条是从戈壁滩上捡来的枯树。门窗有用油毡纸钉的，有用树条编的，还有用草织的。这种低劣的住宅比单帐篷强多了。战士们在每座营房的周围都垒起了与房屋高度相称的围墙，使片片简易住房从远处看去显得整齐而漂亮。营房的门前，战士们用一把把的麻黄草扎成一棵棵人造树，整个军营便洋溢出春天一般的勃勃生气。
1960年3月，工程兵部队和新疆军区调拨的部队陆续到位，从地方调来的建筑公司、工程队也相继到达基地，整个施工队伍已近2万人。 核基地的基本建设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党中央作出“一年建成，越快越好”的指示，就是一道命令。为此，基地党委提出“就地取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工作方针。从1961年到1962年，修筑公路540多公里，建起基地机关办公大楼、宿舍、学校、幼儿园、俱乐部、自来水厂、电厂等建筑设施，打成14眼水井，建成一座88万平方米的简易机场。后来，这个机场扩建成国家一级军用机场，历次氢弹试验的载弹飞机都从这里起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乘专机在这里起落。
核试验基地初创之时，正逢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不了，部队生活仅能维持最低标准。战士们挖野菜、采树叶充饥，营养不良使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和浮肿。在这种情况下，基地党委会作出搞农副业生产的决定，张蕴钰和基地的所有领导、机关干部也参加了生产劳动。到1962年秋天，他们在马兰附近开垦种植的耕地已达到4000亩，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副业生产网。当年蔬菜生产达到了人均470公斤，收获粮食20多万公斤，猪、牛、羊的存栏数成倍增长， 肉类供应自给率达40%，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
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成为核试验基地官兵艰苦创业高昂的插曲。张蕴钰在离休之后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这支部队战胜各种困难的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两万建设大军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段光辉灿烂的文字。”
四、惊雷
罗布泊在呼唤和等待参试大军的检阅，期待着震惊寰宇的春雷。
1962年下半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二机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见到张蕴钰，悄悄地告诉他：草原上的关键试验已经成功了。中国原子弹胚胎中的小生命已经活了。不言而喻，爆炸试验可以按日程来计算了。张蕴钰兴奋不已，回到基地，在党委会上通报了情况，他们一下子就安排了18个月的工程任务，确定了1964年的5.1线和8.1线，并把这两条时间界线做为一切准备工作的目标。
1964年初，我国核燃料生产终于有了可以用作武器的高浓铀，同时，核部件的生产也取得成功。8月，开始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组装。当时在北京、 后来移至大西北的第九研究院里，先后有李觉、吴际霖、朱光亚和郭英会。指派到这个研究设计院工作的老资格的科学家还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陈能宽等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奋斗，就谈不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也谈不上日后我国多次的核武器试验。科学家们之所以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计划称作“596”计划，是因为1959年6月，赫鲁晓夫作出了对我国停运原子弹模型的背信弃义的决定。
在核试验基地，张蕴钰与他的同事们把整个准备工作更具体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程准备、勤务保障准备和“零”前现场准备。在这些素以扛枪打仗为长的军人面前，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指挥，使各方汇聚的诸路大军产生了神奇的速度效应。
勘察分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选定了空投和地面两个试验爆心。两个爆心相距约6公里。地面爆心与场区指挥部相距70多公里， 托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将在这里矗起。
1963年冬天异常寒冷，第一场大雪压塌了基地许多宿营的帐篷和地窖。茫茫的戈壁滩变成一片冰雪的世界。上万名创业者在冰天雪地中夜以继日地挥汗奋战。高高举起的铁镐砸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子。到处都有只穿一件单衣干活的士兵。战士们把午饭带到工地上来吃。馒头冻硬了，找些干柴架起来烧一烧，烤热一层剥一层，吃完了，抓一把干净的雪填在嘴里。
终于熬过了1963年严酷的冬天，1964年又是一个多风的春季。5月， 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高高地矗立在试验场上。天山公路上日夜奔驰着满载各种物资的军用卡车。最关键的部件——原子弹即将运来。为了安全起见，核武器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们把原子弹拆卸成两部分，一部分由飞机运送，一部分由火车运送。1964年8月中旬，传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及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和党委会。党委会由35人组成，试验委员会由68人组成，下设12个部。试验部部长张震寰，司令部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常勇，后勤部部长张志善。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满怀激情谱写了一首歌曲，在整个试验场区群情激昂地到处传唱：“饥餐沙粒饭，笑谈渴饮苦水浆……”
张蕴钰把司令部安在场区中的一座军用帐篷内，几张简易行军床上分别住着他和朱卿云秘书长、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英。作为试验场区的参谋长，他有许多工作要做。9月25日24时前，原子弹按计划进入待命状态。 从那一刻起张蕴钰脑海里就产生一个强烈的想法，如果赶在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我们就可以借国庆大典大大宣传一下，中国人有节日喜庆的习惯传统嘛。他把这个想法几次对张爱萍总指挥讲，张爱萍上将都一言不发。等啊，等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国庆节前不试验。周总理指示，国庆邀来的国宾送走后再试验。只好再等——在场区一切都准备好的情况下，真有每过一天都度日如年的感觉。
1964年国庆节过后两个星期，10月14日下午，核试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试验场区一座不足30平方米的石屋里首次召开了全体会议，张爱萍总指挥宣布了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的决定和命令。
张蕴钰首先从那间石头房子里走出来，直奔自己的司令部，把这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了帐篷中的张英和几个参谋人员。从9月25日到10月16日， 这真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无论是对于运筹帷幄的将军和科学家，还是对于枕戈待旦的士兵和普通科技人员，这段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慢了。尤其是司令员张蕴钰，从1958年12月第一脚踏上这片土地时起，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奋斗与期望，不就是为了惊雷响彻宇宙的一刻吗？
10月16日上午10时，张蕴钰和李觉、朱卿云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驶去。铁塔顶端，中国人自力更生设计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有生命的“婴儿”安卧在特制的“铁屋”中，仍在悄然酣睡。太阳很好，碧空洁净，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吹过。塔上缓慢地放下的吊篮把张蕴钰和李觉将军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他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工程人员做完了塔上最后一项检查，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张蕴钰在操作规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犹如大战前的战场情景。张蕴钰下意识地摸了摸装在口袋里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张蕴钰回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总指挥已经发出了“K1”指令。
“K2”指令发出，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直持续到读秒的零时过后，但随即被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沉睡千年的茫茫戈壁滩上出现灼人的亮光，一团浓烈的蘑菇云翻滚着向上升腾，强烈的冲击波呼啸着扫荡而过……
惊天动地的一爆，就在那一刻响彻天宇！
那间金属小屋和铁塔的上半部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被炽热得气化了，下半部的残骸瘫倒在戈壁滩上，成为历史永久的纪念。
铁塔附近戈壁滩上的石子化成了一粒粒黑豆状，大地变成一片松软的焦土。
张爱萍总指挥立即拿起了电话，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只听电话另一端的总理反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尽管在场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却无法回答。正在这时，技术员王克定报出了零后的第一个核数据，他用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快速测定出了蘑菇云的高度。经过专家综合分析，张爱萍将军很快再次向总理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17时50分，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由张爱萍上将和张蕴钰签发，报给了设在北京二机部的试验办公室，然后由刘杰部长报告给周恩来总理。震惊世界的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使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总理当场宣布：“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发布了中国爆炸成功原子弹的《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同时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
第二天，《人民日报》套红标题发出《号外》，全文发表了公报、声明和贺电。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一连几天，核试验基地的全体人员和司令员张蕴钰沉浸在一种高度亢奋和极度激动之中。已是深夜24时了，张蕴钰还在重复收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播音员那兴奋的声音……
整整30年之后，1994年10月16日，已是77岁高龄的张蕴钰将军为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填了一首词：
原子弹第一声，
三十秋。
有无有大不同，
重笔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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