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2年 第九期

梅琦与清华


    清华的校长是不好做的。由于清华学堂(学校)属学部与外交部共管,政出多门,加之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清华校长也跟着走马灯似地更换,从1911年任期短的只有三个月,多数不到一年,有的甚至没有到任就被学生拒绝。按照清华师生的理想,他们希望新校长的人选要合乎四个条件:人格学问可以为学生之表率;对于教育有研究且办理教育有成就;有忠于教育积极任事之精神;不带政客、宗教、买办等色彩。(见《清华周刊》1925年)
    1931年底,时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临危受命,奉召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接任校长后,一直得到全校的拥戴,即便是学潮澎湃、学生与校方矛盾激化之时,学生们喊的也是“拥护梅校长,反对×××”。此后,梅贻琦连续执掌清华十七年,直到1948年12月离开大陆。
    梅贻琦办学的成绩如何,对于清华的贡献如何,著名学者陈岱孙先生曾经有过评价:“梅先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是在他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我1929年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有两年的大学班了,还有两年的留美预备班,全校人数并不多,每个大学班大概不到200人。教师也很少。学术水平不高的状况,从招生也可以看出来。其他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和报名人数之间相差很大,报名很多,录取比较少。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不太多,而录取比例比较大,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就变成了一所全国有名、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这当然是与全校教师职工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但主要是在梅校长领导下,把清华建立了起来,成为今天清华大学的基础。”
    梅贻琦先生为人谦和、诚笃,外圆内方,谨言慎行,人称“寡言君子”(Gentle man of few words),深合“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夫子之教。他的谨慎、持重显示言行,陈寅恪先生曾对叶公超讲:“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先生亦不喜著书立说,身后留下文字不多(已由黄延复先生辑为《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但有一二名言知者甚多,尤其是他常说的:“大学生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这一名言现在流传颇广,已有人称之为“大师论”,其实也可说是他教育思想的关键一环,是清华之所以为清华的重要因素。
    七七事变后,清华转徙西南,与北大、南开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联大不设校长,梅贻琦与南开张伯苓、北大蒋梦麟同为联大三常委,而张蒋二位长期不在昆明,实责多付于梅贻琦一人。梅先生主持其间,惨淡经营,“以集思广益、兼容并包之精神,内创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树民主堡垒之称号”,创造了战时办学的胜绩。
    1940年,梅贻琦服务清华已有二十五年(1915年梅到清华任教),其办学成绩引起中外瞩目,清华师生在昆明开纪念梅贻琦任教清华二十五年的公祝会,盛极一时。梅留学时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亦授予其工程学博士荣誉学位,以示嘉许。在公祝会上,梅贻琦做答辞,以京戏里风光而不重要的“王帽”作喻,将清华的成绩归于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同时深有感慨地表示:“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风明天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的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黄延复等整理的《梅贻琦日记》所记录的正是1941-1946年,梅贻琦如何驾驶这条船渡过“风雨飘摇之秋”、直至安然驶回清华园的一段经历。这一部分文献是现今所见梅先生留存大陆的全部日记,期间除1942、1944年有数月断缺外,记录基本连续,是研究清华和联大校史的珍贵史料,原件现分存政协与清华档案馆。
    梅先生的日记与其在公共场合一样,不喜多发议论,赅事多数简略,尽管如此,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肩负责任,兼理联大、清华两层事务,其行止、交游多有值得重视之处。在梅的身边,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中,既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派(如张申府),也有战国策派和野玫瑰派(雷海宗、陈铨);既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闻一多、罗隆基),也有三民主义派(周炳琳、姚从吾、陈雪屏)。而且,梅所接触的各种政治人物(包括美方外交人员)亦颇多。在此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一二一运动”、“李闻事件”,在日记中均有记录。
    一般人谈及老清华,首先想到的是“大师论”。但仅仅是几位大师,恐怕还不能保证建成一所好大学。识者总结清华旧日的成功经验,一曰教授治校,一曰通才教育。而最能集中体现通才教育思想的文字材料莫过于《大学一解》一文了,甚至可以说,此文更可视为梅贻琦、潘光旦等一批清华领导核心集体的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据1941年4月12日日记,梅作《大学一解》要点,至深夜二时方成。次日交于时任清华教务长的潘光旦,由潘据要略代拟文稿。当月即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原文在论“新民”一节以下有错排,后来引者多沿袭此误,——此据潘乃穆、梅祖彦先生提示)。文中系统阐述了通才教育的理念,特标“通知为本,专识为末”的指导观念,分辩通与专的关系,指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通病是“通识授受不足”。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梅贻琦长校期间,清华大学一贯的办学方针。培养通才,而不是复制高级匠人,这或许就是清华之所以出产众多大师级学者的成功之道吧。经过52年院系调整的清华只保留了工科,“资产阶级旧的教育传统”曾经遭到“清算”;今天的新清华已经在复建人文与社科,又要“创建综合性的一流大学”,而且要“继承和发扬清华的优秀传统”,关心清华、追慕昔日胜景的人们必定会因此而欣幸。
    有关梅贻琦本人的个性、人格,日记更是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联大初办,梅贻琦作为常委,配有司机专为代步,他主动要求取消此待遇。据陈岱孙先生回忆,梅贻琦外出办公时遇空袭警报,也和学生一样往后山跑,趴在坟堆上看着飞机下炸弹。日记中也记录了多处“跑警报”的经历,1941年6月2日记:郑天挺、罗常培、张充和来访,梅与之在防空洞中谈话,“十点十五分起始闻炸声,由远而近,六七声后有大声四五下,紧接至头上最后一下,空气似由顶上打下,感觉颇奇怪,洞内油灯皆为震灭,妇孺有惊叫声,张女士坐予旁,当亦吃惊不小,郑、罗与余互道‘躬于其盛’。”
    战时边陲办学的艰难曲折,三校联合的纷繁复杂,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极力回旋,学生运动与政府压力下的灵活应对,战后复校的周密准备……梅贻琦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均留下了基本的事实记载,研究者或可以从中发现可贵的资料。此外,据悉日记的整理者黄延复先生同时还在整理梅先生抗战期间的来往信件,二者补充,当可更为方便读者。
    1948年以后,梅贻琦离开大陆,此后的部分日记现悉存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1955年,梅先生由美赴台恢复《清华学报》,用清华基金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在其身后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竭尽心血,直至1962年病逝于台湾。梅先生一生服务于两岸清华,称之为“终身校长”或不为过。临终前不久,梅贻琦被台湾学界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身后备享哀荣。据闻,梅先生生前一直拒绝新竹清华用“大学”称谓,其友推测,老校长心中始终念系故园。
《大地》 (2002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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