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2年 第二十一期

李莎:我选择真爱,我来到中国


    吴志菲
    李立三的一生是坎坷而多难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无数次人生磨难与挫折中,他始终拥有一份来自妻子的坚贞的爱情,这份来自俄罗斯的爱在残酷的政治考验中显示了它的珍贵和崇高。
    李莎档案盘点: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著名俄语教育家。1914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1946年随夫来华定居,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系全国政协委员。
    李立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共和国工运先驱,又是一位一生坎坷、几经浮沉的坚强勇士,他曾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他还参与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一度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夫人李莎是我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56年前,李莎为了追随爱情而来到中国,又为了忠于爱情而加入中国国籍。
    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她的感情和事业都深深扎根并结下硕果。如今,老人已步入耄耋之年,谈起自己的“跨国之恋”与“中国情结”,她一次次表示无悔当初的选择。
    嫁给“犯了错误”的外国人
    1914年,李莎出生在古老的俄罗斯巴拉绍斯基县。她从小就产生了“为革命”的信念,早在10岁的时候,她就劝说妈妈摘掉挂在墙上的圣像,14岁便投身革命,17岁从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毕业时,又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支援西伯利亚建设,分配到前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出版社做版面设计工作。
    有一天,她在校对一本书单。蓦地,一个书名映入了她的眼帘:《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当时,她吓懵了,共产国际出版的书,怎么会反对列宁呢?她连忙拿起书单,一路小跑,找到出版社的负责人。原来这是从一本中国读物翻译过来的,一个粗心的翻译把“立三主义”译成了“列宁主义”。“‘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年轻的姑娘心中充满了疑问。
    不久,从一个朋友那里,李莎得知了“立三”就是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曾经犯过“大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说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应该有一定年纪了吧。”就这样,“李立三”这个名字开始留在她的脑海里。
    两年后的一个冬日,李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去看望一个女友。这个女友的爱人是一个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李莎一进门,一眼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中国青年。个子高大、密发蓬松,清瘦的脸上镶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这是李明。”女友向李莎作介绍。这时,李明向她投来热情的眼光。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陌生人的距离,从此不同肤色的异国青年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末,李莎就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郊游、划船。
    一次,还是在那个女友家里,李莎听到有人问:“立三今天会来吗?”她顿时反问:“怎么,李立三在苏联?他什么时候来的?”这句话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李立三就是李明呀!你同他那么好,还会不知道?”李莎一时愣住了,李明就是李立三,这个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怎么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像潮水似地涌上她的心房。
    那时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的名字,就马上警惕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几个月的相处,李莎真切感受到,这个人不管叫李明也好,叫李立三也好,都是个正直可爱的青年。
    李莎有时会去找李立三,而李立三也曾去过李莎家里,见过她的母亲和兄嫂,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李莎喜爱鲜花,当时的李立三买不起,他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李莎喜欢看话剧、芭蕾舞和音乐会,李立三就陪她去。看话剧,李莎曾担心他看不懂,但出乎意料,李立三看得津津有味。然而,他对古典交响乐十分陌生,在音乐会上有时也会打瞌睡,可只要是李莎喜欢的,他每次必到。
    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李立三毫无隐瞒,他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意志力吸引住了李莎。在她的眼里,李立三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自制的性格,但也正是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使她触摸到了那内在的激情与火焰。李莎知道他当时受打击和排挤,很多人都不敢和他交往,但是她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她知道自己爱的是人而不是什么革命领导者。
    李莎虽然与李立三相爱了,但却不敢考虑婚姻问题。两人年龄上存在较大差距,加上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同时她又担心李立三随时可能回国,丢下她自己。她听说不少俄国姑娘嫁给外国革命者,还没有一个人被带回国去。
    对此,李立三向她表白:“你和我结合应该明白,我是一个革命家。对我来说,革命永远是第一,家庭只能是第二。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李莎心动,他锲而不舍、一往情深的追求促使她不再犹豫,做出相伴终生的无悔决定。
    听说李莎要和李立三结婚,不少亲戚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是反对,只有李莎的妈妈没说什么,她支持女儿的婚姻,也能理解女儿的选择。由于母亲的出面,亲友不便再加阻拦。婚期临近,母亲这才不安地对中国女婿说:“我的女儿可是什么嫁妆也没有呀!”李立三笑着摊开双手,回敬他十分慈善的俄国岳母:“您看我也是什么聘礼也没有呵!”“我们都是标准的无产者!”李莎的哥哥在一旁风趣地说。
    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这对异国情侣举行了俭朴的婚宴。陈云、欧阳钦及《救国时报》的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这个吃中国菜的婚宴。随后,李立三还在李莎母亲那里宴请了李莎的家人和亲友。
    多年以后的今天,李莎仍对自己的这个决定表示认同。她说:“年轻人不善于多想长远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生活,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李莎至今珍藏着他们婚后的通信,那些情意深长的话语是她终身不能忘怀的——“亲爱的,我无限爱戴的您: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只有一个思念,我就是想尽早看到你。我收到你的来信不仅不使我不高兴,相反今天我感到幸福得不得了。亲爱的,我简直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情感。”
    丈夫与团籍之间的选择
    斯大林的时代到来了。那是1934年的冬天,苏联掀起了著名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的帽子,锒铛入狱或遭到枪决。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大批居住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像李立三这样本来就戴着“机会主义者”帽子的人早已被列入“黑名单”。
    1938年2月23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闯进了李立三住的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他们脚下的马靴撞击地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有人在敲门,李立三打开房门,几名军警闯进来。其中一名头头斜睨着李立三问:“你就是李立三?”“是的,我就是!”李立三用俄语回答。“你被捕了,穿好衣服,跟我们走!”那个头头出示了逮捕证。李立三摘下手上的瑞士表交给李莎,换上一身旧衣服。几名军警一拥而上,强行推他出门。李莎猛扑过来,护住李立三,大声分辩:“你们凭什么抓人?他是个好人,他没罪!”李立三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李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李莎强抑住泪水,冲出房门,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李立三被捕了!”并将纸条交给陈潭秋。第二天一早,有关人员将李莎撵出留克斯公寓,让她搬进院子里一个阴森、窄小的房间里。这是苏联“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
    然而,对李莎的株连并未到此结束。她所在的学院团支部书记把她叫到办公室,态度强硬地说:“你丈夫是一个外国特务,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必须同他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几天以后,学院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临散会时,大会主席逼着李莎当场表态,在团籍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是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这是艰难的抉择,但李莎下定了决心:“我和李立三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的行为,他是无罪的,我等待对他的审判结果!”倔强的李莎眼中含着泪花,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莎不知道丈夫关在哪里,没有一点他的消息。在家里,她拒绝了亲友善意的劝告,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他、解救他。整整四个月,李莎冒着严寒跑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监狱。每个监狱都排着长长的队,李莎到每个监狱去询问他是否被关在那里,得到的答复都说“没有这个人”或“已经转到别处去了”。
    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李莎时常听到各种关于囚犯被处死或流放的消息,这些传闻令她心惊胆寒。每次从监狱出来她就在街上徘徊到深夜,心中充满着悲伤和绝望。
    终于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叫塔卡干的监狱,老看守翻了好一阵本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有这个人,以后可以按月给他送些钱来。”找到了丈夫,她的心里是多么狂喜埃虽然自己每个月只有250个卢布的助学金,而且还要管母亲的生活。但在监狱里的丈夫更需要关爱,李莎每个月拿出50个卢布给李立三,还时常买些食物如西红柿、胡萝卜、洋葱等新鲜蔬菜送去。对当时远离祖国、身陷囹圄的李立三来说,这微薄的50卢布所带来的不只是生活上的改善,而且是一份来自挚爱的亲人的思念,其中包含着无限的信任、支持和坚贞的爱。后来李立三提起这段日子,总是说,假如没有夫人李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他可能熬不过来。
    李立三蹲了将近两年的监狱,肃反委员会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罪行。
    加之来苏联医治臂伤的周恩来知道李立三的情况后,为了援救战友,周恩来不避嫌疑,多次与苏联当局交涉此事,他们不得不释放李立三。
    1939年11月4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李莎刚刚躺到床上,却突然听见门铃骤响。“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这么嘀咕着,下床打开房门。一名内务部的官员站在门口望着李莎微笑着问:“您就是李莎同志吗?”李莎觉得这话有些意外,因为自从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称她“同志”,她木然地点头。“我给您送来了十月革命的礼物。”那名官员说完,闪身一旁,在他的身后站着李立三。“亲爱的,是你!”李莎喜出望外,猛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住李立三,泪水流过面颊。今天,坐在北京木樨地的家中,她回忆起这个场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爱在中国情相伴
    1943年8月,李莎生下一个女孩,给家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李立三给女儿起了个中国名字:李英男。这时,虽然李立三已经出狱,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找不到工作,生活也陷入困境。李莎明白:他只有回国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留在苏联,他难以摆脱歧视的待遇与倒霉的生活。
    1945年12月31日,李立三应召去苏联对外联络部谈话,苏共中央联络部长潘友新兴奋地告诉李立三:“你已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得票相当可观,名列当选委员的第14位,祝贺你!”并且无条件地准许李立三回国。李立三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一遍又一遍地对李莎说:“亲爱的,我得回中国去,回到我的祖国去!”“回去吧,我支持你!过一段时间,我带着女儿也去中国。”
    李莎这样说着,眼泪流下来。
    新年过后,归心似箭的李立三打点行装,办好手续,暂别妻女,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启程回国了。15年屈辱的侨居国外的生活从此结束。
    李莎努力创造条件,准备跟随丈夫的脚印去中国。这时好心的亲友又来劝她:“中国还没有解放,那里的生活很苦,你何苦舍弃苏联的优裕生活去受苦呢?
    ”可李莎坚定地说:“立三的事业在中国,我应该到中国去,他需要我,需要家庭,我能助他一臂之力,那是莫大的幸福。”
    1946年10月,李莎告别衰老的妈妈,在那一批中国革命家的俄罗斯夫人中,第一个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当列车“轰隆卤穿过茫茫西伯利亚一直向东驶进,李莎的视野里出现古老东方的景色时,她非常激动:“中国,为了爱我的丈夫,我来到了你的怀抱。你将是我的第二故乡。”带着三岁的女儿英男,她来到了李立三的身边,他们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安了家。从那以后李莎再也没有离开过李立三,而李立三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刚到哈尔滨时,李莎正式将俄罗斯名字更改为中文名“李莎”,并投入到紧张的战地救护训练,学习打针、包扎、换药,学习抢救伤员的知识与技巧,她的吃苦精神有口皆碑。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出于工作需要,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夫妇和林莉(林伯渠女儿)为总校审的俄文编译组。这个小组后来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大量发行。
    李立三和李莎自始至终参加了译文的校审工作,对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在这个编译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李立三夫妇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俄文专家的最高权威,同中央编译局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成为它的顾问,参与了苏联俄文书籍和文件的中文翻译及毛泽东思想和许多中央文件的俄文译稿的翻译、校审工作。
    第二年,李莎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她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俄语教学生涯。1949年3月,李立三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同年4月,李莎带着两个女儿,风尘仆仆地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在初创时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任俄语教师。新中国百业待兴,尽快摆脱国家的贫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她与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李莎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夜以继日地为学院的兴办与教学而操劳,担负起本科生基础课、越南留学生班、北外青年教师培训班、教师进修班等的教学任务,同时还担任外文出版社的顾问。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苏两国的“蜜月”即将结束。而对于那些苏联专家来说,要想在工作中无视不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纠纷和矛盾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作为当时不仅是苏联公民,而且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来说,不言自喻,她的处境要困难得多。同其他苏联专家相比,李莎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上,多半是按照“沉默是金”的原则行事。
    在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之后,在一些同中国人结婚的苏联女公民纷纷离开中国之后,李莎一如既往地活跃在教学岗位上。李莎的俄国19世纪文学造诣颇深,她对苏联当代文学也有丰富知识,因而,她在给学生们讲解文学作品时不仅深入浅出,对作品的诠释也颇有见地。她用自己的母语培养了大批学生,同时她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们。北外俄语学院前院长张建华及江嘉斐教授说:“李莎对北外俄语学院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灰色岁月烙下永远的痛
    早在1956年夏天,庐山会议传出“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之谣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李立三1938年被捕坐牢一事大做文章,更有甚者,说李莎是苏修特务,连长女英男也被说成有修正主义言论,有人竟以中央名义强令李立三与李莎离婚。面对这一切,李立三如雷轰顶。
    有道是,知妻莫若夫,李立三最了解他的李莎。他满怀义愤,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力诉李莎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对革命从未有二心,对社会主义中国满腔热爱,忘我工作。周恩来很关心李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李莎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
    李立三欣然接受,并动员李莎写出申请。
    李莎对赫鲁晓夫一些做法和反华勾当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她对俄罗斯祖国是深深眷恋的,另一方面,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是高度信任的,多年培养起来的感情也是深厚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认识到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于1964年的夏天交出手中的苏联护照,加入了中国籍,表达了她对李立三坚贞不渝的感情。同年经周恩来批准,李莎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也没能抵挡得住更大灾难的袭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作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接受群众的批斗,红卫兵小将对这位“黑帮”更是集中火力。戴高帽、游街、“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催”的灰色岁月,李莎以惊人的耐力迎对这一切,尽一个妻子的所能去安慰和理解丈夫,她主动要求陪斗,以争得保护与照顾丈夫的机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迫站在台上,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丈夫。他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说话。散会后,李莎快步向前,拉住丈夫的手,扶他出门。李立三说口渴,李莎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李莎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的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她喊了一声:“出来!”李莎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
    ”车门被猛然关掉,李莎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第二天,李莎也被赶下了“修正主义讲台”,被赶出香山住宅,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女儿英男、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据李莎回忆,她的逮捕证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对此案的重视。九年后,她才从女儿英男口中得知——就在她入狱的当天下午,李立三在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压力再也支持不住的境况下,愤然吞服大量安眠药,又没得到及时救治而逝世。
    “李立三专案组”对李莎除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外,还采用了通宵审问、不许睡眠、不给饭吃的折磨策略。然而,李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撒谎,不说违心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诬赖他人。专案组在这位坚贞的俄罗斯女子面前得不到口实,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在审讯室,李莎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打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和毅力。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她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在狱中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至今能站得住脚。“文革”结束后,中央为李莎平反时,赞扬了她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她所写的材料为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依据。
    后来,许多人问过李莎: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了她?她的回答很朴实。她说:“是我的信念。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一直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一定会获释出狱。”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女儿英男、雅兰陆续回北京。1975年5月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之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李立三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
    当李莎穿着那身黑色的中式囚服从远处走来,李英男一开始都没认出来。她想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外国人,鼻子怎么那么大。刹那之后,才马上想到“啊,那是我妈妈”。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她们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8年前还是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她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特别稀少。上下穿的是一身黑色衣裤,从远处看,真分不清是男是女。李莎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又告诉女儿,这监狱里一夜都不关灯,她自己没关系,能睡好觉。可爸爸特别怕光,平时中午睡觉的时候那个窗帘都拉得紧紧的,真不知道他在监狱里能不能睡好觉。女儿一听,巴不得告诉妈妈,爸爸早已不在人间了,但她们不敢,也不愿增加妈妈在狱中的思想负担,什么也没有讲。
    未料,几天之后,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安置在当地棉科所大院里一间还算宽敞干净的平房里,院子里有一棵无花果树。李莎每天就在附近的农业研究所食堂就餐,同一般干部一样用内部粮票买饭菜,每月发给她生活费。这里有宁静优美的大自然,淳朴善良的平民百姓。即使这样,她还是惦念丈夫,期待着她的立三尽快来到她的身边,与她共享平常人的安泰与馨宁。她问专案人员:“立三在哪里?能不能把他也安排到这里来,我好照顾他。”专案人员支支吾吾,不敢直言以对。李莎又问自己的问题有没有结论,他们还是闪烁其辞,只说“到一定时候”会向她宣布的。李莎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李立三专案组”已经作出“结论”,把李立三、李莎都定为“苏修特务”,并且把被迫害致死的李立三“清除出党”。这种言无实据的所谓“结论”,根本无法拿出来和本人见面,居然成为专案组的“秘密”!
    李莎在运城虽然有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但仍受到秘密监视,且明文规定不许离本地回北京。她的身体恢复后,要求参加一些工作,但遭到拒绝,说是让她“安心养老”。在这种没有结论、没有合法身份、命运未卜的处境下,哪能安心呢?1976年春节,女儿英男到运城探亲,在李莎的逼问之下,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李莎眼直直地盯着女儿,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女儿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十月的惊雷无情击碎了“四人帮”等反党亡国的罪恶阴谋。李立三的冤案终于在1975年得到平反。在1980年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他是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李立三一家彻底得到平反。
    皓首飞雪沃桃李
    劫后余生的李莎,深刻理解与同情饱经忧患的中国,她只觉得中国再度获得解放,亟待有志之士去修复,去振兴,中国俄语教育正渴盼重整旗鼓。对中国至死不渝的热爱与革命者的责任使得李莎青春与活力再度焕发,她又激情喷涌地投身于她心爱的俄语教学事业。六七十岁时,她每周还要上14节课。她说,她恨不得一天24小时地投入工作。她忙碌于为俄语学院的未来勾画,忙碌于给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上课或辅导,为各个年级的基础课作示范教学等,直至有一天因疲累过度昏倒在讲台上,也不忘嘱咐把那摞俄语作业本带回她的床边,让她醒来批改。
    她一边忙教学,一边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材,以期对全国的俄语教学起指导作用。由她主编的《当代苏联文学原著选读》两卷本相继问世,成了全国高校俄语专业最具权威的教材;她编审的全套《俄语视听说教材》、《中级俄语》、《高级俄语》堪为中国俄语教材编写史上的经典之作;由她定稿的《俄语同义语辞典》乃中国俄语学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她为全院教师所作的基础课教学观摩的录音与录像更是院里的教材精品,也是几代教师的教学范本……与此同时,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写提案、赴外地考察更是常有的事。
    李莎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递交的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的提案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并受其委托,多次为全国高校俄语教师举办讲学班,并为俄语教师上辅导和质疑课,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除此以外,她还参加了《毛逊四卷和《周恩来选集》的俄文审定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翻看中国俄语教学史册,中国俄语教学的骨干,学术中坚与教学带头人,乃至学界知名人物,大都得到过李莎教授的帮助和指点。如今,李莎可谓真正的桃李满天下,每逢节假日,问候信、贺卡、电话从五湖四海飞来,深表对这位师长的敬戴之情。与此同时,李莎没有忘记将革命烈士的后代培养成中国俄语教育事业的栋梁之才。在她的谆谆教育下,长女李英男现成长为北外俄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小女儿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任教——这无疑是李莎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又一贡献。
    政府与人民没有忘记李莎对中国俄语教学事业付出的辛劳,没有忘记她对中俄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和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1979年,李莎被北外首批评定为教授职称,享受中国籍老专家待遇,后来又被定为终身教授。1983年起,李莎连续四届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还出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并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与慰问。
    1997年5月15日,是李莎来华工作50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国家教委、外国专家局、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她的老朋友、俄语界同仁以及学生纷纷赶来祝贺。她的学生、越南外交部长阮孟琴也发来贺电。鲜花、掌声、歌声,人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老教授的敬爱,著名作家高莽还献上了一首诗。李莎说,她常碰到不同年龄的陌生人热情地喊她“李莎老师”。
    1998年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授予李莎教授普希金奖章,以表彰她对中国俄语教学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誉和褒奖激发了她巨大的工作热情,她常常对人说,“我还不老,我还有精力,我能够为国家作贡献。”如今,年近九旬的李莎仍壮心不已,仍在关心着俄语学院的建设,决心趁有生之年,带出一批优秀的俄语人才。
    离休后,李莎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于是她开始用俄文撰写回忆录,将着力再现李立三的革命生涯,浓墨叙述他们之间跨越国界的革命恋情,真实展现中国俄语事业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由于身体不太好,常常要吃药,她每天只能写一点,如今已基本完成,由李英男帮助她翻译成中文。不过,她仍像从前一样关心国际大事,每天看电视,阅读多种报刊杂志。闲暇时常去听交响乐,听歌剧,看芭蕾以及话剧。现在她天天晚上坚持练气功,前几年有条件还去游泳,1996年到北戴河度假时,她就曾和女儿们一起下水畅游。
    谈到生活状况,李莎十分坦率地说,作为一名外国专家,她的收入是相当高的,离休后也没有变化。而后,她又笑着用并不太流利的中文学着中国人常有的口气说:“马马虎虎过得下去。”除了日常的开销外,李莎还要支付小阿姨的费用。另一个小阿姨则是大女儿李英男为妹妹的孩子请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十分温馨和睦,也不显拥挤。
    经过50多年,李莎已经完全与中国融为一体,她说俄罗斯的气候对于她来说已经不适应了。不过,每年她都要设法回俄罗斯,看望那里的亲人。她的后辈似乎也都与俄罗斯有不解之缘,李英男的大儿子已在俄罗斯定居,娶了一位俄罗斯姑娘;二儿子正在莫斯科读书;李莎二女儿雅兰的丈夫也是中俄混血,他们的儿子正在跟外婆学习俄语。
    李莎,一个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女性,灾难过后,她没有一味哀哭于亲人的离散和她本人流血的伤口,而是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中国的教育工作。对此,她也曾坦陈心迹:她和李立三在苏联就已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在中国的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也没有什么怨言,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由于她同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这段磨难,她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更深了,她的命运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命运已经连在了一起。
     
《大地》 (2002年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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