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大地 2002年 第二十二期

史进前将军和全军落实政策工作


    郝在今
    做好事居然比打仗还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政策工作终于可以突破禁区,走上正轨。解放了思想,军队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立即凸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高潮,军队也出现了一些震动全国的重大案件。
    “罗瑞卿篡军反党案”、“贺龙篡军反党(二月兵变)事件”、“二月逆流”、“武汉七二○事件”、“总政阎王殿”、“杨余傅事件”等等,使大批将帅含冤入狱。全军大军区、军兵种以上干部被冲击和迫害的达三分之一以上,全军被迫害的干部达8万多人,被迫害致死1600多人。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所在的总政治部也是重灾户。林彪诬陷总政是“阎王殿”,正副主任成了“阎王”,正副部长成了“判官”,正副处长是“牛头马面”,就连干事也是“小鬼”。副主任袁子钦等17人被迫害致死,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半数以上被关押。领导全军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居然被“军管”,700多名干部被集中审查,90%以上被赶出总政机关。
    “文革”以前,也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在反右扩大化中,全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5885名,占干部、学员总数的0.6%。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错整了军事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副部长肖克等一批干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000多人,还有1万多人被定为“中右分子”、“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案”之后,又制造了“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审干”、“反右倾”、“四清”,军队都有不少人员遭受错误处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调离重要岗位,有的被调离军队。
    打倒了林彪、“四人帮”,搬掉了“两个凡是”,众多受迫害的人员纷纷要求落实政策,申诉信件、上访人员,潮水般涌向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
    可是,落实政策案件往往比较复杂。有些重大案件材料还在中央专案办公室,有些历史案件情况不明,有些刑事案件同行政、党纪处罚搅在一起,工作难度很大。
    人人都说落实政策是好事,但也有人并不好事好做。在一些单位中,负责落实政策的人还是过去的专案人员,自觉不自觉地奉行错误的作法。
    有的总是抓辫子、留尾巴。内心深处总是认为:你既然受审查,总会有问题,没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没有小问题也有态度问题。
    有的转移视线。案件的主要问题已经推翻,还要有什么问题定什么问题。
    有的采取拖延态度。总政一位领导就说过:“下面报来的案子先压上半年,然后发回要求核对事实,再送上来就再压半年,找个理由再发回去。”总之迟迟不作结论。
    有的混淆是非。在结论中闹文字游戏,明明是错案,却说现在平反是对的,过去审查也是对的。
    有的胡挂乱连。林彪在台上时说人家反林彪,林彪垮台后又说人家跟林彪,总之是揪住不放。
    有的死抱着专案材料不放。明明是逼供信产生的假材料,却不肯否定;明明是合理的纠正要求,却非得提出反证材料。
    最令史进前为难的,是一些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对个别案件的态度。“文革”中运动多次反复,许多领导干部挨了整,但也整过人;有的结论偏重,但也犯有错误。于是,就出现了本人并不反对落实政策,却不肯为自己的对立面落实政策的情况。
    面对高难度的工作,经历过战争的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员感叹:落实政策比打仗还难!
    史进前与同事们统筹研究,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打开局面:一是打通环节,二是调查研究,三是制订政策。
    落实政策必然牵扯多方,从领导到机关,从上级到下级,从办案人员到当事人,哪一个环节不通都办不成。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大单位的领导是落实政策的关键,但他们也有种种想法。有的顾虑纠正前任错误,有的反感整过自己的人,有的把矛盾上交。有个大单位工作相当被动,一个上访的老红军在某信访办的门口吊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查问并批评了他们,那个单位的信访科长还向总政领导写信告史进前管得太宽。
    面对梗阻现象,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作法是逐级催办,狠抓到底。对于一些高级机关、高级干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可以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但决不作无原则让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在“文革”中屡次遭受林彪一伙打击,却被当作“上贼船”的人看待,在上报的结论中留有尾巴。陈云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给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邓小平批示同意。可是,所在单位却没能做出各方满意的结论。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具体承办,与大单位领导反复交涉,终于作出正确结论。
    打通环节的工作量太大,不可能事必躬亲,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就一手抓办案,一手抓宣传。沈阳一个错案,地方同案人已经平反,军队还顶着不办。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一方面在解放军报发文批评,一方面派人督促。办公室的郑梦溪、边文怀为解放军报撰写了7篇社论、评论员文章,尖锐批评各种阻碍落实政策的观点,为群众答疑解惑。党的政策公诸于众,全军就形成了落实政策的大气候。
    对于工作中的扯皮现象,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明确分工:刑事处分的案件由保卫部、检察院、法院处理,行政处分问题由干部部处理,党纪处分由组织部处理,起义军官问题由联络部处理,日常上访由办公厅信访处接待。还及时召集保卫、检察、法院三长联席会议,认真细致地布置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和深入讨论政策问题。
    打通一切环节的根本条件,是中央、军委、总政领导对于落实政策工作的坚决支持。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多次亲自督促各大单位落实政策,总政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梁必业、黄玉昆与大单位领导具体商谈。总政还多次召开全军工作会议,打通思想,统一政策,确定工作分工。全军各级领导逐步认清:落实政策是关系党的团结、政权稳固、社会稳定的大事,也是大得人心、树立威信的大好事。广州军区司令员吴克华给史进前打电话:“你那里是军队落实政策的最高权威,你们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干!”
    按照党的一贯政策,落实政策的依据只能是事实。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始终认为,做好工作不仅需要打通思想,更要靠事实说话。而掌握事实的唯一方法,就是调查研究。
    根据中央决定,中央“一办”、“二办”将97名军队高级干部的材料,移交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这些干部的问题此前虽然得到部分纠正,有的也安排了工作,但还有众多问题没有澄清,甚至还在结论中留有“尾巴”。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的最高级别军队干部。保卫部在复查中发现,林彪、“四人帮”仅仅根据一个坏人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就追查贺龙“叛变投敌”问题。而后,又大肆逼供,逼迫贺龙的一些老部下“揭发”、制造假证欺骗中央。保卫部组织专人进行过细调查,查证了全部事实,推倒了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为老帅起草了彻底平反的文件。上报中央后,受到宋任穷同志的表扬,并做好一切善后工作。
    杨余傅案件中有个重要情节是江青指责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落实政策办公室调查了当事人,查清了当时的全部经过,批驳了江青的诬陷。
    黄克诚大将不仅被打成“彭黄反党集团”,还被追查“贪污黄金”。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不仅为黄克诚在政治上平反,还再次明确查证黄克诚没有贪污黄金问题,并给受牵连的其他同志恢复名誉。
    陶勇中将在“文革”中不幸死亡,过去被诬为自杀。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多方调查,虽然没有找到他杀证据,但也确定绝不会是自杀,就改为“落水”。
    经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复查的重大案件,有彭德怀、贺龙元帅,罗瑞卿、黄克诚、肖劲光、许光达大将、杨成武、肖华、李志民、杨得志、吴克华、洪学智上将,袁升平、郑维山、陶勇、吉合中将等多名全军闻名的将帅。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始终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抓紧复查,而且做到彻底纠正,不留尾巴。
    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主要分工军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但是对于各级干部战士的问题也很重视。战士王笃良反对搞“文革”,1971年被判处死刑,经复查,追认为烈士和中共党员。
    调查取证工作很费时间,有些申诉人提出,为什么整人容易平反难。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分析认为,过去的许多冤假错案,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实在,而且很多都是假材料。现在纠正这些案子,如果重新核实这样的材料,势必延误。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决定:对于逼供信产生的假材料,一律不予承认。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一些在“三反”中被错整的老红军年纪太老,说不清案情,也找不到反证。军事法院就根据原有案卷复查,凡是材料不实的,立即纠正。全军老红军的“三反”案件很快得到纠正。
    一些要求落实政策的干部,也确实犯有程度不同的错误。有的单位就以此为借口,拒不为他们落实政策。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必须划清政策界限,不能因为一个干部在某些方面犯有错误,就拒绝为其落实政策。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中将在““文革””中有错误,但也应安排工作。可有的领导干部抓住他的一些错误,提出“不能什么人都给落实政策”。于是,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不仅要复查案件,还要做说服解释工作。最后为郑维山同志正确地落实了政策。
    新疆马明方案牵扯了空军50多位高级领导干部。1941年盛世才发动新疆事变,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等我党干部,正在新疆航空队集训的一批红军干部也被捕入狱。由于缺乏监狱斗争经验,其中个别同志曾经履行“手续”,但一经组织提醒,就立即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后来,这批同志作为党培养的专业人才,担负了空军各部队的重要领导职务。““文革””中,却推翻过去已经作出的结论,又把这些同志打成“叛徒”。““文革””后虽然纠正了此案,但结论不彻底。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与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联系,在中央纠正马明方案件的同时,查证了航空队的狱中表现,准确地掌握政策,为这批同志彻底平反。
    有的落实政策问题时日久远,很难查清。史进前认为,从实事求是出发,任何时期的冤假错案都应纠正。原红25军军长邝继勋在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解放后虽被定为烈士,但并未平反昭雪,家属在“文革”中还遭受迫害。总政审干复查组详加调查,连发8期简报,中央为邝继勋恢复了名誉。
    在那些日子里,摆在面前的案子,真是堆积如山。史进前认为,落实政策不仅需要认真复查个案,更要成批解决案件,加快进度。这样,就要通过制订有关政策规定,大刀阔斧地解决集团案件。
    “文革”中的不少案件都具有“集团化”的特点,仅刘少奇一案,全军受株连被判刑的就有420起。在刘少奇案彻底平反的同时,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也做出规定,成批解决了所有问题。
    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多次诬蔑“华北山头主义”,使大批干部遭受不公正待遇。聂荣臻元帅几次催促史进前,要求解决好这个问题。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精神,一大批受牵连的干部得到了妥善安置。“东北帮”、“冀东党”等大案的平反,也都为大批干部解决了问题。
    落实政策工作,其实不仅是纠正过去违反政策的案件。更深层次的,是纠正过去某些政策性的错误。
    经过各级积极努力,到1981年底,全军“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基本处理完毕,共复查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1.3万多件,受审查的8万多人中给予平反昭雪的有6.3万多人,其他人也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随着全党对于历史问题认识的深入,落实政策也向纵深发展,在着重纠正“文革”问题的同时,也积极处理“文革”之前的遗留问题。
    对全军1959年以后“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374人予以平反;对过去平反不彻底的“中右分子”、“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彻底给予改正。
    对于波及面大的“右派”问题,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派郑梦溪等深入调研,3次召集专门会议,明确政策界限、补发工资、级别待遇等问题。全军被打成右派的5885人,除57名以后犯罪被判刑的,给予改正的5799人,占总数的98.5%;不予改正的29人,只占0.5%。
    全军在1955年“肃反”和其他时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员,凡申诉者都进行了复查处理。1949年内蒙军政大学15名学员,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有一般历史问题被判处劳改,全部平反纠正。
    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四清”中错误处理的人员也进行复查,作出正确处理。
    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按被俘后的表现,作出复查结论。志愿军60军180师数千干部战士被俘,归来后遭受不公正待遇。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派党玉川到归俘中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办公室又提出对归俘的政策处理办法,经中央、军委批准,正确地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问题。
    总政还根据中组部有关政策,明确规定:战场被俘人员,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叛变处理。对金门和东南沿海战斗被俘归来人员也做了复查结论,做了正确处理。
    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复查了3819起判刑案件,平反2680起。解放战争初期的“高树勋起义”曾有很大影响,在本人逝世多年之后,仍然为他恢复名誉。
    南京军区有个营长马老虎,在国民党军队中曾杀害多名我党我军成员,罪恶深重,但起义后又屡立战功,被评为战斗英雄。按照将功抵罪的原则,没有追究他的历史问题,予以复员处理。
    建国初期的“清理中内层工作”,曾不当“支遣”10万干部离队。史进前组织落实政策办公室调查700多人,制订了政策规定,经军委总政批准贯彻落实,妥善解决了问题。
    对建国以来各级军事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全部做了复查,其中反革命案件改正90%以上,其它案件改正25%。南海舰队科员柳炳熔因“泄露军事机密”于1956年被判刑3年,释放后到香港定居。这次,军事法院主动为他平反。柳炳熔得知消息,专程回内地致谢。
    建国后有41万军队干部按复员安置,一段时期曾让所有女干部离队,现在不少人到总部上访,要求重新安置。落实政策办公室与总政信访处协同接待,与有关机关反复商讨,最终妥善处理了问题。
    针对落实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总政及时颁布政策汇编,起到普遍指导作用。
    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积极主动开展工作,赢得全军信任。全军上下经常向落实政策办公室反映情况、请示问题,每天都有许多人到史进前的办公室和家里反映情况,午饭、晚饭时分都有人排队等待接谈。不但要一个一个谈,有时还要安排食宿。遇到悲观的人,更要鼓励他们相信党的政策,决不要自暴自弃。对于繁重的工作,对于大批上访人员,史进前从来不厌烦,总是向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们交待,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平等对待上访人员,让他们感觉到党的温暖,上访就是回家了!
    也有些人想通过送礼来解决问题,史进前总是坚决拒绝。有人非要留下,史进前就叫家人扔到门外。有的熟人也要送礼,史进前就问他:“你是不是要剥夺我对你的问题的发言权?”人们看到,送礼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会遭致反感,没过多久,就没人再用送礼来麻烦史进前了。也有两个无理取闹的人,遇到一身正气的史进前,也不敢闹了。
    通过真诚的努力,史进前主持的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在全军面前树立了积极落实政策的好名声,树立了准确掌握政策的高威信,后来,工作就顺利得多了。
    从1975年到1982年8年间,史进前尽心尽力大抓落实政策工作,尽管也得罪了少数人,但还是大得人心。1980年,史进前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在主持繁忙的落实政策工作的同时,史进前又要负责重建全军的政法系统,恢复各级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
    披挂上阵,审判两案
    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之后,史进前又参与了审理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拨乱反正的中国,亟需恢复民主与法制。国内外舆论都在盯着,要看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央决定,依法审理“两案”,成立黄火青任厅长的特别检察厅和江华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史进前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厅副厅长,具体负责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
    此案受审者的原有职务都很高,有1个副主席、5个政治局委员,1个元帅、1个上将、3个中将,1个少将。对于老保卫史进前,也是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案件。
    对于担负重要任务,史进前并不畏难。参加革命以来,史进前多次参与重大战斗、重要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史进前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任宣传科长兼干部教育科长。我晋察冀军区处于日军围困之中,杨成武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一分区更是处于北平、保定、张家口、大同之间,是插入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是日军的“山地战专家”,1939年9月份刚刚晋升中将,就派遣日伪军“扫荡”我一分区。就在杨六郎抗金兵的雁宿崖,八路军一战歼灭日军600余名。恼羞成怒的阿部中将亲自率军报仇,黄土岭再战,我军又歼灭日军900多人,“名将之花”阿部被击毙。
    打胜仗的一分区换上了日军的先进装备,继续在这块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与敌人作战。司令员杨成武带着宣传科长史进前等人,考察军事要地狼牙山。
    狼牙山属太行山脉的五台山支脉,位于平汉路以西,易水河之南。攻,可直捣保定,切断平汉线,威胁北平;守,“鬼见愁”、“好汉坡”、“阎王鼻子”、“棋盘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巅的棋盘坨。一棵巨松之下有块棋盘石,传说孙膑与王蝉老祖王敖曾在此下棋。杨成武、王国权、高鹏、史进前等登高遥望,史进前引吭高歌……1941年秋,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亲自指挥,对我晋察冀军区“铁壁合围”,进行“扫荡”。一分区主力红一团在团首长(政治处主任史进前)的率领下连夜赶赴阜平保卫军区统帅部,患病休养的团长邱蔚带七连留守狼牙山。
    狼牙山被3000多日伪军四面包围。敌军堵住了所有的山口,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他们以为包围了一分区主力,全力进攻。我留守的七连掩护数万群众转移后,又留下一个班掩护连主力突围。六班长马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带领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与敌军血战一天一夜,毙敌140余,最后撤到棋盘坨,弹尽粮绝之后,集体跳崖殉国。
    英雄的事迹震动全国,英雄所在团的政治处主任史进前对这次反扫荡赋诗纪念∶敌寇七万汹汹来,三光政策无妄灾。
    山村遭劫不忍睹,遍地死尸马牛海
    有幸跟随聂老总,亲聆教诲茅塞开。
    纵令铁壁合围紧,高屋建瓴危难解。
    深山隐蔽炊烟绝,大军潜伏脚踪埋。
    艰苦卓绝斗敌顽,犬牙交错战局开。
    坚壁清野敌受困,人自为战展奇才。
    五大勇士震敌胆,狼牙高耸放异彩。
    寻找主力速决战,到处扑空士气衰。
    铁鸟横空无计施,苍蝇碰壁跌尘埃。
    冈村宁次叹无能,汪洋大海灭顶灾。
    同仇敌忾三阅月,拖尸逃窜狼狈战。
    军民欢唱胜利歌,叱咤风云话五台。
    学生出身的史进前,在人民军队戎马半生。抗日战争曾参加创建平郊游击队,在平西游击战中解放第二监狱,奇袭石景山发电厂,搅得北平敌军不得安生。解放战争中在华北野战军任64军旅政委、193师政委,转战华北、西北。抗美援朝战争中,大腿粉碎性骨折,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
    建国初期,正在医院养伤的史进前,听说老上级蔡顺礼要调自己到军委武装保卫局工作,坚决不同意。尽管曾担任晋察冀军区保卫部二科科长,但史进前还是更喜欢带兵打仗。不过,史进前的左腿,按医疗专家所说,只能弯曲30度,不能再上前线了。倔强的史进前强制自己锻炼,居然使左腿能够弯曲106度!但共产党员还是得服从组织,于是,史进前的下半生,就从事军队保卫工作了……史进前在保卫部,先后任一处处长、副部长、部长,主管了许多重要工作。边防海防、基层部队、国防工事、原子弹基地,史进前的足迹遍布全军。
    作为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长期负责军委首长的警卫工作,知道林彪的怪毛玻1964年,史进前去原子弹基地路过兰州,突遇林彪的警卫来找,要史进前去向林彪汇报。当时工作很急,史进前就问:是你的建议还是林总的意思?那警卫说是自己的主意,史进前就没有去见林彪。没想到,史进前忠心耿耿地细致布置首长警卫,却被心怀鬼胎的林彪怀疑。“文革”中,林彪数次诬陷总政保卫部专他的政。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文革”前就不正派,保卫部门在查处一些案件时,曾涉及他们的问题。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后,专门派人到总政保卫部销毁不利于他们的档案材料。
    史进前接收的案件,可以说是“夹生饭”。林彪事件爆发在“文革”期间,“四人帮”还在台上捣乱,留下的案卷很乱,案犯也积累了经验。几员“大将”的作法是:责任往毛主席、周总理身上连,问题往林彪、叶群身上推,反正你死无对证。而以前专案组留下的案卷,又缺乏有力的证据。富于侦查经验的史进前指导办案人员,要详细搜寻证据,案卷中没有,就到原始材料中找,正式记录中没有,就到个人笔记中找……终于,在一个笔记本中,找到了叶群指令诬陷刘少奇的记载。案件的预审很快打开缺口。
    中央要求:在两案审理中,必须分清罪行与错误的界限,尽量缩小打击面。史进前严格把握政策,对于那些万人痛恨的案犯,更要深入调查取证,决不能含糊。
    林彪集团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发动武装叛乱,暗杀毛主席。但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坚持自己没有参与。尽管怀疑林彪曾向他们交底,尽管林彪曾向黄永胜发出手令,尽管叶群曾与黄永胜秘密通话,但是,由于没有找到这四人参与武装叛乱的直接证据,起诉书还是删去了指控黄、吴、李、邱犯有此项罪行的条款。“两案”的审理坚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除了罪行之外,黄、吴、李、邱的许多错误,都没有列入起诉书。
    在公开审判中,史进前担任特别检察厅副厅长,与黄火青厅长一起,宣读起诉书。准确的证据,严密的逻辑……在庄严的起诉面前,政治斗争经验老到的几员“大将”,也都低头认罪了。
    举世公认,中国对于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理,是严格依法办事的。依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为我国依法治国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组织落实政策工作期间,史进前根据中央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尽量缩小打击面的精神,在埋头复查案件的同时,也在思索更加深刻的问题。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期间,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冤假错案?史进前认为:一条重要教训,是把“是非问题”同“敌我问题”混淆了。中央关于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又被若干阴谋家、野心家利用了,因而伤害了不少干部。史进前想到,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在清查林彪、“四人帮”余党的时候,必须注意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史进前在清查工作中总是反复强调:除若干阴谋家、野心家和极少数罪恶昭彰的人要判刑外,其他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内问题、作为犯了错误来处理;只要讲清楚了,查清楚了,明确了是非,就采取从宽的方针,该减轻的减轻,该解脱的解脱。全军的清查工作贯彻了党的正确方针,很快查清结案6380名,占受审查的人的99.6%。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58人,占结案数的0.9%;受党纪、军纪处分的508人,占结案数的7.9%;解脱不作组织结论的5251人,占结案数的82.3%。史进前牢记历史教训,对干部是非的处理,始终强调:第一,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的错误处理;第二,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第三,要求干部本人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里既强调犯有错误的要承认错误,也包括受了冤枉的好人要胸怀宽广。
    多年从事落实政策工作,史进前深知,对干部的处理,不可能一次完成,往往会出现反复。史进前有个自己的检验标准:政策偏差越大,留下的后遗症就会越多。
    由于坚持从党的利益出发,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这次对干部的处理,比历次政治运动都妥善。就连犯有错误的人都感动地说:过去自己整别人的时候不按政策办事,现在组织上对自己完全按政策办事。要求复查的人一直很少。
     
《大地》 (2002年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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