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大地 2003年 第九期


关于古代“民族英雄”的再认识

  前一时期据报载,某些舆论对一些过去有定论的民族英雄另有新议,认定可以称作“民族英雄”者惟有戚继光、郑成功等少数几位;而对岳飞、文天祥(无疑还应有史可法、袁崇焕等)这一类历史人物则认为不应算作民族英雄。理由是:前一类或因抗击倭寇(外国海盗武装)或因驱逐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故可称之为民族英雄,而后一类历史人物当时抗击的实体如今或在中国版图内或是今日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先祖,意思好像都属于我泱泱中华民族之间的“内争”,故不应列为民族英雄云云。
  这当然不是一个小小的学术问题,它不仅牵涉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定性”,也关乎着对某些重要的道德原则如精神价值的评判;不仅是对前人的品德和业绩,而且还与后辈的教育这千百万年的重大课题有着不可轻估的意义。为此,我们国家的有关权威部门也发表了比较明确的意见。我觉得,这是十分适时和非常必要之举。
  其实,据我所知,还在数年之前,我就听到过类似的说法。针对这些说法,我也做了应有的思考,并为此查阅了必要的资料与做了可能的寻访,于是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便逐步形成。现在,认为有必要坦诚地谈出我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开宗明义地讲,岳飞、文天祥以及史可法等历史人物过去认定现在仍应是中华民族杰出的民族英雄(当然,毋须赘言戚继光、郑成功等都是),千百年来从未也不可能稍减其奕奕光辉。任何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有一批令它们子民引为自豪的先贤为楷模,其中那些大智大勇、不畏强暴、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不惜捐躯以伸张正义的英烈人物,无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永远不倒的脊梁,是鼓舞子孙万代生生不息,奋发求进振兴国家民族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这类知名人物,但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重量级的民族英雄,应该说是屈指可数的。这说明:功品兼具、业绩非凡的巨擘是十分难得的。我总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着悠久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国,从个人感情上说,那样的人物出现得绝不嫌其多,而还嫌太少;至于却要莫名其妙地从民族英雄谱上推开一些,无论从事实根据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是不妥当与不能接受的。
  持那种观点的论者,无非是简单地以某位历史人物所抗之敌在今天属于“外国”还是本国。那么,戚继光面对之倭寇来自于日本,固应为民族英雄;郑成功驱之敌为荷兰入侵者,亦应如是。而岳飞抗击的金朝军兵其根据地处于今日东北,文天祥抗击之蒙元地处北漠,而史可法所抗之清兵原为后金,活动于白山黑水之间,等等。便由此简单地推演为河南人(岳飞)打黑龙江人(完颜阿骨打或兀术),江西人(文天祥)打北漠人(急必烈等),河南人(史可法)打东北人(多尔、多铎等)。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一种倒置的逻辑。因为,无论是岳飞,还是文天祥,史可法,都没有主动地去打金、蒙元和后金(清),而无例外地都是后者自恃强横,仰仗骠悍的骑兵,风扫席卷般离开他们原据的地域,侵犯原属于北宋和南宋以至明朝的大片领土。也就是,侵犯和进攻的一方并非是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他们,他们只是在强敌面前,没有畏葸,没有投降,而是以凛然的气概,奋起抵抗,为国家民族的存亡而战。如果用个“打”字,那么他们只是被打者,不过不甘于挨打,却要还击对方,有的还要力争胜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模糊战争的性质。那么,无疑,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是代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明确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它无论对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现在正在发生着的战争乃至将来还会发生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岳飞、文天祥等人被称为民族英雄为千百年来的人们深深崇敬怀念的根据所在。在这方面,我认为各个民族是不分彼此的,凡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为反侵略反掠夺而进行抗争的民族中的优秀人物,同样都应受到尊敬和纪念。再者,有一个重要事实是不应回避也是无法漠视的。这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缘版图的变迁,完全不顾这个事实有时违背历史有时又不够现实。以我们中国而言,自秦、汉以来虽大体上确立了基本的版图,但在不同朝代都有所“涨缩”。各个时代,其疆域都有大致的轮廓和界线,但在古代的许多时候,极少有如现在我们与邻国经过仔细勘界并立界碑这么清晰。古代的有些游牧民族,往往迁徙流动,其所据区域并非绝对固定,更没有如我们今天这样清晰无误的省(自治区)甚至与某些周边邻国的界线。因此,如以古代某个时期的“国家”如民族所在之地与今天某某省某某自治区来硬套,譬如说匈奴在相当于某省某自治区之地,突厥在相当于某省某自治区之地,都是不那么科学不那么恰当的。他们的活动区域,如非要以今天的国界线硬套的话,有时也许是跨国界的。何况,经过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融合和演化,昔日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已融合于汉族,有的汉人已融入少数民族群体,今天已没有必要去死抠他的来源为何。同样的,岳飞所处的北(南)宋,文天祥所处于南宋,在地理疆域上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变迁的过程;而衔接上的模糊势必对人们心理上的“国”别也有深深的影响。我们说不可以今天清晰无误的地区和国家的界线来生套宋与金、宋与元的对立概念,也不能以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思想与“国”别的概念取代岳飞和文天祥等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否则便无法理解他们当时为捍卫国家民族而战的正义性,同时也有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原则。
  其实,上述现象,在我们中国有,其它许多外国更有。仅以奥斯曼帝国以及奥匈帝国的扩张、兴盛、衰落,析分的历史来看,在欧洲和西亚的版图上就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更不必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1776年美国建国时仅由东海岸的13块英国殖民地所组成,那时的美国版图不过是一个小长条;而今,它的地理版图是横跨美洲大陆,东到大西洋,西到太平洋,南涉加勒比海,北临北冰洋,而且在太平洋中还有一个州(夏威夷)。援引这些情况是为了更可反证我们中国历数千年基本疆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纵然有些变迁(有的还是“模糊的变迁”)也是自然的。但即使这样稳定与变迁也势必深深影响着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国家民族意识和抗敌御侮的斗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还有,除了从外向心理加以考察之外,不可忽略另一重要之点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的道德观念和人格力量。可以这么说,凡真正称得上民族英雄者,在其身上无不体现着一种人间正气,凝集着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所谓正气,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开篇有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他认为天地间有一种千古不易如山河永固如日月长辉的凛正之气,这种“气”是与邪恶之气、奸伪之气、卑懦之气、污秽之气相对立的,不能相容的;不论这种正气处于何等恶劣的环境,都不能折服,不被污染,而且历史将判定它最符合天理人心与日月之矩;不论时间长短,终将经得住一切考验。从道德观念上检验,真正的民族英雄当然也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过去,人们习惯评之曰他们皆因是儒家教义的虔诚体现者。一般说来,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所受的教育自然难以逾越那种文化思想的框架,但事情同样亦不能作如此简单的划定。事实上,数千年来在中国人民中间已形成了众所认同的优秀道德传统观念,儒家思想无疑也吸纳和反映了某些积极的方面。但我觉得,与其说那些为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推崇的民族英雄是儒家道德思想的体现,更不如说是中国人民所推崇的大忠大勇大诚大烈的化身。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英雄,无不具有赤心为国为民、敢于反抗强敌、百折难易其志、随时不惜献身的高贵品格和做人准则。如在为政为官问题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著名述志诗句;在严于治军克敌制胜的法则上,岳飞有“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折屋”的名言;在坚守大节的生死关头,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撼人心魄的诗的宣言。如此的人格力量,同时也创造了不凡的业绩。他们可称之为道德与功业齐辉的楷模。在冷兵器时代,岳飞带领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训练出的“戚家军”在当时都是令强敌闻风丧胆的斗志旺盛战力很强的出色队伍。难怪当时金兵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戚继光经略东南沿海之后,便使深入东南腹地如无人之境的倭寇猖獗势头迅速挫减。郑成功能在十七世纪中叶打得侵巡万里称霸海上的荷兰占领军滚出台湾,纵是在世界范围中也是一个光辉的战例。林则徐以中国当时落后了的军力和武备,在广东要塞也是守得比较成功的,只不过是因为清朝当局总体腐弱而林则徐又无权统摄。中国沿海全线,才使英帝国主义的舰队有了可乘之机。这些实例都说明:事情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历史上的民族英烈,只是充分显现出儒家倡导的民族气节,而在功业上都没有什么强势。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史实的。以岳飞为例如果不是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的阻挠与破坏,完全击败强敌收复失地是指日可待的。这说明人格力量与业绩辉煌是并不矛盾的,它完全能在某些杰出人物身上体现出相互辉映的光彩。这种现象,即使在热兵器乃至当前的高科技时代也有启示性的意义。
  与此相联系一个问题也有必要加以再认识,这就是所谓忠君思想。不可否认,在封建时代作为臣子没有任何忠君意识那是不现实的,但也不可做概而统之的简单理解。文天祥在南宋恭帝和皇太后都已降元之后,依然继续挥军抗战,王坚与张珏在四川合川钓鱼城坚守36年,其时南宋,都城临安已被攻陷,但他们并不以皇帝这一旗帜不再而偃旗息鼓,已形成为城自为战的独撑局面。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皇帝并非他们的惟一寄托和支撑力。而正气人心和保国安民这种不够的信念是他们潜固的精神基石。在那个时代,完全不打出皇帝的旗号是不现实的。但文天祥能在大都牢狱守志三年最后从容就义就不是忠君二字完全能够诠释的了。至于岳飞,多年来总认为他未能抗旨自前线撤军而被害于风波亭乃其“愚忠”所致。其实事情仍然不那么简单。我们今人也许总是比古人明白,殊不知在那个时代抗旨不撤就意味着造反;而假如岳飞当时“做得过分”将士中有多少人能突破历史的局限而敢与赵、秦之流分庭抗礼?恐未必也。何以岳飞在十二道金牌督催之下才最终不得不“遵旨”何以他最后极度悲痛地发出“十载之功毁于一旦”的呼号?这些都很难以简单地以“愚忠”二字解释之。只观其表面则会对这些千古英烈的精神内涵和历史的无奈做出过于简单化的结论。
  总之,经过千年淘滤的民族英雄的人格力量和精神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构成为一个杰出民族英雄的内质所在,是能够为我们后世尊之为民族英雄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同样地,以道德标准加以审度,他们的对立方面,亦同样不可回避。戚继光、郑成功抗击的是外国侵略军,在道德分界上谅无异议。今天谁还会认为明代倭寇的暴行是为来中国建立“王道乐土”?谁还会认为荷兰侵占台湾就不该驱逐?恐怕不大会有的。问题是在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这一类历史人物的对立面上。其实,从道德标准上观察也是比较清楚的。如上所述,首先,岳飞、文天祥等所抗之敌是入侵的一方,这一定位如从道义上讲已是够鲜明的了。再是从生产力上看,入侵的一方也不代表先进的一方,甚而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在生产关系上至多是封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当时的金与蒙元对北宋和南宋发动的战争并不是人民之间甚而也并非民族之间的战争,而是金和蒙元贵族对宋朝的战争,普通的兵民只为贵族统治者驱策的棋子而已。而金和蒙元贵族送来的东西并不是先进的文明,而只是强大的骑兵催动的旋风带来了所需要的战果。特别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进攻带来的掠夺性和破坏性,事实如此,骠骑的旋风一开始便与所经之地的灾难联系在一起。1126年的“靖康之变”,繁华的北宋都城汴京被践踏被洗劫得面目全非,人民受害者无算,金军挟持押送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以下宫室、后妃、内侍、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达数千人,一路死伤狼藉,至金大后方五国城将所掠人等强迫为奴隶,役使淫辱无所不用其极。金贵族在所踞之地域,强占田地,然后租给汉族农民耕租,以榨取血汗供其享乐,大批人民流离失所,造成田地荒芜,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蒙元统治者在所占区域,其残暴与金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肆掠夺土地,受害者当然首先是劳动人民。还将被征服者分为三六九等,使汉人尤其是“南人”(最后被占领的南宋原辖区的人民)备受歧视和欺凌。蒙元贵族享受的特权,有些已达令人发指的地步。至于史可法所抗之清兵,更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无人道的“杰作”的制造者。这种灭绝人性的屠城行为,是历代中外顶级嗜血者的“绝技”,三国时曹操就在攻下徐州后有过屠城劣迹(此处并非对曹操的全面评价)。我们所说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面对的就是这样带有野蛮色彩的劫掠杀戮的对手。无疑,从道德涵义上说,岳、文、史等较之各自的对手又居较为人道的一面。所以他们的抗击行动比较得人心,与其说是为维护一个皇朝的卫国之战,更不如说是守土保民反抗强暴之战。由此,便使他们作为民族英雄又扩大与加深了其精神内涵。从这一意义上加以理解,就完全挣脱了什么地方人“打”什么地方人的狭隘的简单公式。这样,任何民族中凡代表正义一方的杰出历史人物均应受到推崇,而早已不是什么“站在汉族立场上来划定民族英雄”之说。不是的。其实,在我们中华版图上,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史迹故事充分反映了大家共同认定的这个标准,譬如青海的日月山,那里就流传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的种种佳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是一种比较平等的亲和,而不是一方对一方的强权掠夺。因此,松赞干布在汉族人们的口碑中也是一位优秀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另如,据我所知,在我国西南地区,解放前的汉族人民对汉族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军对少数民族的无端侵凌也抱有深深反应与痛恨。这就是有良知的众所认同的道德公理使之然。(如上所述,古代的边缘民族与近世国界比较清楚而稳定的少数民族当然还有某些区别。)
  今年,是岳飞诞辰900周年,文天祥就义720年,时光使者已从冷兵器时代走向高科技的信息时代,但“留取丹心”以映后世的做人准则没有过时,“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惜时奋进精神没有过时,为大义而不惜献身的高尚气节没有过时,自强以利国利民的庄严责任感没有过时。一言以蔽之,作为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启教意义更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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