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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第十期


红色警卫

    “后十条”对国内的形势
    做出更为严峻的估计
    在先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缅甸总理吴努、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等贵宾当卫士长以后,再逢有警卫任务,我的角色就逐渐转换为管理,而不再为某一位外国元首作卫士长了。
    6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和农村陆续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前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发了被称为“后十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对国内的形势做出更为严峻的估计,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社教运动,是比土改运动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刻的群众运动;强调要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等等。
    此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机关纷纷组织工作队,下基层参加社教运动,我就多次到各省的公安基层单位和农村搞“四清”。我所参加的“四清”工作队中,都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这不能不提到公安部的八、九局合并。
    而说到“合”,还得先简要回顾一下“分”。公安部刚成立时,负责警卫工作的是八局,也称警卫局,负责的面很宽泛。当时的局长是刘伟,副局长有汪东兴(兼一处处长)、孟昭亮、岳欣等,下设警卫、保健、供应站等多个处室。
    到了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一个局管面过于宽泛的情况,原八局一分为二,主要负责中南海警卫的一处等有关人员,另组成九局,由汪东兴任局长,张耀祠等为副局长。九局承担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陈云同志及住在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首长,中南海住地、部分要害部门的警卫任务。
    剥离了九局后的八局,仍由刘伟任局长,刘辉山、张廷祯等任副局长,负责全国各省市警卫工作的指导,承担九局警卫对象以外的四副两高等领导人的警卫任务,还负责军委首长、外宾及中央各要害部位、大型集会活动的警卫工作。
    1957、1958年间,公安警卫机构和全国许多单位一样遭逢精简,大量人员下放,八、九两局,特别是八局框架虽存,但其中一些处室已然被撤销。有些领导工作调动,警卫干部则大大减少。八局局长刘伟调到二机部任副部长,岳欣继任局副局长有刘辉山、张廷祯、郝若瑜、王生荣。九局局长汪东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由赖祖烈任局长,副局长有罗道让、张耀祠、王敬先。
    在分开后的几年间,八局原有的几个处都或撤或并,只剩下我所在的外宾警卫处了。1964年4月,经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批准,八局九局合为一个局,撤销八局建制,原八局办公室的部分人员分散到九局的办公室、一处、保卫处等部门。八局四处因人员无大动,原班人马在并入九局后,新组成九局的二处,仍负责外宾警卫工作。
    合并后的九局由此刻已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兼任局长,副局长有张耀祠、李树槐、田畴、毛维忠、杨德中和八局过来的郝若瑜、王生荣。局里共有办公室、政治处、警卫一处、警卫二处、保卫处、行政处、玉泉山管理处、服务科、交通科、供应科、中南海门诊部、中南海幼儿园等单位。
    因为所谓的公安部九局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是两块牌子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处并入九局后,办公地点也搬进中南海。本来警卫一处的处长、副处长中,就多是我在延安从事警卫工作后的老相识,如孙勇、成元功等。这次合并对我来说,等于是回到了老家。
    毛主席只身突然行动,
    而警卫人员毫无察觉
    5月从浙江回来后,正逢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文化学习和警卫业务训练红红火火的时候。文化学校办了初中、高中两个班,给达到初中水平的人,创造了进一步提高的条件。警卫业务训练主要是几种手枪的射击、拳击、擒拿格斗等,还从体育学院请了老师,定期到中南海进行身体素质训练的辅导。
    在这一期间,还有下面这么几件事值得说一说。
    一件是毛主席在1965年5月重上了井冈山,返回北京后的一天,汪东兴召集了警卫局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介绍了毛主席此次上井冈山的行程和经过,在那里见了什么人,讲了一些什么话等等。
    毛主席这次上井冈山,见了湖南省的省委书记张平化,江西省的负责人刘俊秀,同时在场的还有汪东兴。毛主席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在井冈山心潮起伏的毛主席,还写下了新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首词于1976年公开发表。
    另一件事就是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中南海,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他调离中南海后,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关于杨尚昆调动的原因,当时有种种推测,其中之一是未经向毛主席请示,就在一些毛主席活动的场合安装录音设备,但究竟是何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我之所以隐约听到一些传说,是因为我们二处的一些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1965年二处为了在接待外宾时有利于交通的顺畅和联络便捷,准备在迎宾的前卫车上装红、黄、绿三色警标;在外宾的主车上装报话机,在中南海、玉泉山装中转天线,相互联络,而且当时还设想如果使用效果好的话,也在中央领导车上安装步话机。可过了一段时间,装上的步话机让给拆了下来,大概就是受录音事件的影响。
    再一件事是这一年的4.5月间,汪东兴在警卫局党委会议上讲了一件事,他当时说得很郑重,要大家引起警觉,但多年以来我总觉得这件事里面有点谜。
    汪东兴说:前不久毛主席到玉泉山休息,有一天工作了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翌日拂晓,他还穿着毛巾睡衣,就招呼上警卫和司机,没有通知其他任何人,就他们三人开车出了玉泉山,直奔空军三十四师所在的西郊机场而去。有关人员,如警卫部门、保卫部门都全然不知。
    在空三十四师,他让能到场的人员全都到场,听他讲了一通话,才返回玉泉山。毛主席当时究竟讲了些什么,汪东兴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只字未提。他说毛主席只身突然行动,而我们的警卫人员毫无察觉,这给我们敲了警钟,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思考一下,如何才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出现,要确保领袖的安全。
    自从我从事警卫工作以来,毛主席这样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悄然外出活动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显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有他的深思熟虑,但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思索,促使他突然要部队去讲一番话呢?
    还有一件事,是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突然对罗瑞卿进行批判,并随即做出了撤消他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罗瑞卿一直掌握着公安系统,负责着中共领袖的安全警卫工作,他一直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
    正是因为罗瑞卿长期担负着这种特殊的使命,所以一旦他出了问题,整个系统就得重做一番检讨和审视。当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局长汪东兴,恰好带队去江西搞四清去了不在北京,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担忧,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便亲往中南海,对海里的各个要害部位和部门,做了一次细密的安全检查。我印象中这次检查并没有检查出什么。
    我跑到李树槐身边问道:“打不打?”
    他急促地说:“打,打。”
    1966年初,一场大的山雨欲来,可我们还丝毫没有感觉。1964年出台的“后十条”,预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持续五六年,我们觉得按部就班地推进,再有两三年就差不多了,根本想不到会愈演愈烈地成为触动整个中央领导层的大运动。
    继汪东兴亲自带队到江西省上饶地区铅山县农村搞四清之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带领的一个比较大的工作队,又于当年2月从北京出发,去江西接替汪东兴带领的第一批工作队,继续四清。
    有我在其中的第二批工作队,在江西上饶与汪东兴带领的第一批工作队汇合,我得知汪东兴这次下乡四清用了一个假名“劳汪”。两批工作队在一起开了个大会,汪东兴和公安军的欧阳清讲了话,介绍他们四清的情况和有关注意事项。
    我们仍然是到铅山县,但不是第一批去的石溪公社,而是去了与石溪隔信江相望的青州公社。工作队分成6个组:上古府大队工作组由成元功任组长,迁连弼副之;
    这次在江西农村的四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基本上没再正经地从事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并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和农村的社员同吃、同住,而这次四清等于给了我一个重新体验乡村生活的机会。
    在和当地的社员接触的一开始,就碰上了拦路虎——语言不通。这里的群众多是从安徽迁徙过来的,安徽方言和江西上饶本地的方言一掺和,就更摸不着规律、听不懂了。例如他们管自己的妻子叫“老蜜桃”,谁能想得到啊。我们要访贫问苦,要动员群众,要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有语言隔阂,就很难展开工作,学方言成了我们到江西的第一课。
    与社员们同劳动,使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贴近了。我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出身,在战争年代一直是又战斗又生产,重新体验一下生分了的劳动,是让人感到兴奋的。但这是在南方,生产劳作和我曾经熟悉劳作的很不同。
    在水田里插秧,裤腿要挽到膝盖以上,田里蚂蝗特别多,休息时爬上田埂,一看腿上叮了几只蚂蝗。我们打过仗流过血的还好,那些年轻一些的女同志吓得不敢再下水田了。有经验的人就给我们介绍经验,在下水田以前,先在脚和腿上涂一层肥皂,蚂蝗就不叮了。
    江西的生态环境也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的住地附近,我们经常走过的小路边,时儿有蛇出没,当地就发生过“老表”被毒蛇咬伤致死的的情况。因此我们工作组的人寻访群众时必带三件东西:水壶、手电筒、一根一米五六的竹竿。这竹竿就是用来打草惊蛇的。
    关于蛇,在我们工作组里确实还有几个故事。因为蛇多且伤人,女同志特别害怕,于是有人提出打一打蛇。我同意了,还带了几个年轻人利用中午休息去打蛇,结果打死了四五十条。有的年轻人把死蛇拿到住处,搞“战果”展览。
    一些迷信的“老表”看见了,认为这样不吉利,工作组也有人认为不该打蛇,向组长李树槐做了反映。李树槐批评了其他几位打蛇的同志,我对他说:打蛇这件事是我支持参加的,出了问题应该由我承担。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李树槐一起插秧,他在地边拿秧苗时,手碰到了一条爬到地边的大蛇身上,吓了一大跳,连喊“有蛇!有蛇!”我连忙抓起一根竹竿,跑到他身边问道:“打不打?”他急促地说:“打,打。”有人笑他说:老李那么大的个头,在延安就是警卫英雄,怎么还怕蛇?
    周总理对警卫局运动做的
    六条指示我始终没有见到
    9月23日回到北京,我才知道这里比外地还热闹。因为一直在江西搞“四清”,我对警卫局内的运动情况一点儿都不了解,回来后,也没有人向我们正式介绍,全凭自己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地听各种小道消息。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传的一则笑话,说运动刚开始时,局里几位领导做动员,讲解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有位副局长,因为平时不太看报纸,动员时对“三家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本讲不清楚。
    也是通过这种小道消息的传播,我得知警卫局机关陆续贴出的大字报揭出的各种问题。在外地,我对本系统的一些领导者已经受到了冲击毫无所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张大字报提到北京警卫系统有个“吃喝集团”,点了许多我们系统领导者的名,当时的感觉是这真是个“爆炸性的消息”。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局里的有几位领导,像副局长田畴、王生荣,还有张文健等处级干部,已经被弄进中央办公厅的“学习班”去了,去那里的人一般都是“有问题”的,但确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没有人正式介绍,我只是听了些有关传闻。
    传闻说田畴的问题是与杨尚昆的关系密切。
    王生荣被列入了吃喝集团,还说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把岳父带进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参加有毛主席在场的文艺晚会,再有就是他和“西北集团”有牵连云云。
    至于张文健的问题,则是说有人从他的日记中发现了反对“三面红旗”的内容;还有传说他和已经被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的彭真关系不一般。
    以上这些“文革”中揭出的问题,在“文革”结束以后,又都做了重新甄别,其中有的属不实之辞,有的根本就不算问题,有的则随相关人员的平反昭雪而得到拨乱反正。
    在田、王、张之后,不断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原来主持二处工作的副处长苏忱,就是检讨了几次却老通不过,故而在农村四清躲过“文革”初期的浪头,自然也不会犯路线错误的我,被委派主管二处的工作。
    在我回来前,中办警卫局就已成立了领导运动的“文革”小组,局属各单位都派人参加,二处最初进入局“文革”小组的是孙风山。我回京后,被吸收进了局“文革”小组,孙风山便不再参与局“文革”小组的事务。
    但我进局“文革”小组没多久,就因各个造反组织和战斗队,谁也没拿它当权威,也起不到什么领导作用而成了摆设。后来我经和另外一位“文革”小组负责人朱凤亭合计,建议“文革”小组散伙拉倒,局属各单位自己搞自己的运动。这建议马上就被上面认可,局“文革”小组遂寿终正寝。
    从总体上看,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波动,据说这是由于周总理曾对警卫局的运动做过六条指示,但我始终没有见到过这六条指示的文字材料,也没有人向我传达过这六条指示的详细内容。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夺权运动高潮迭起,这不能不对中央办公厅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像以年轻人为主、思想活跃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与“中央文革”有着缕缕联系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机要局,那一阵子都闹腾得都比较凶。人民大会堂的一些造反派们,还聚集到国务院的西门,要求周总理接见,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中南海里掀动的波澜,终于使警卫局也不那么平稳了,有人贴出大字报,对局里的“文革”运动加以评论,也写了个跟中苏论战相似的“九评”。
    特别是到了1968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向全国,警卫局部分干部群众受之激引蛊惑,酝酿模仿上海也搞一场夺权,在草拟的夺权宣言中,这些人表示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可以在警卫局进行夺权大演习,革命嘛,夺错了也没有关系,可以在运动中改正,改正了还是好同志。
    我后来听说:汪东兴等人看这势头不对,立即将这一动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采取果断措施处置此事。于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又有一些干部被调离。紧接着,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又将行政处的一批干部,集中到景山西街办学习班。这些人后来全部被下放到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劳动。
    我们二处有两个人因上面有指示,从警卫局调出,分配去了南京军区。
    从此以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再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波动。又过了些日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中央警卫团为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室、中央办公厅其他部门也有人参加的“支左”工作开始。中央警卫团专设了“支左”办公室,由杨德中分管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的支左工作。
    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什么外宾来华访问了,二处平时也没什么工作好做,就和局里的其他单位一道,每当中央领导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群众时,临时参加警卫工作。在干了十多年外宾警卫之后,我又转回了保卫中央首长的老本行。
    傅崇碧感到走原定路线安全难以保证
    说到在中央领导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群众担任警卫的事情,不由地使我想起一件小事,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与穆罕默德·哈达副总统送我的手表有关的故事。
    故事发生于1967年的5月1日,通常在“五一”之际,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是要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的队伍的。而这一年,毛主席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提出中央领导人到分散在各个公园或群众集结的点上去,与那里的群众共同庆祝“五一”。
    那天,毛主席乘坐敞篷吉普车,从中南海出发,经过西筒子河,走西、东厥门,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然后去“中山公园”,与在那里参加庆祝活动的党政军负责人、国际友人以及北京市的群众见面。
    当我们护卫着车队,通过“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群众夹道时,群众看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顿时群情激奋、欢呼雀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像潮水一般向毛主席、周总理等的汽车涌来,争相和毛主席握手致意。使得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但总算还好,车子还能慢慢蠕动,穿过了这里的群众夹道。
    然而到了“中山公园”,刚进南门,我们的车队就被群众和外国留学生们堵得水泄不通。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车队包围在中间,争着和毛主席、周总理握手。负责安全的谢富治等人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进到公园里面去了,就劝毛主席还是到天安门城楼上去。
    就这样,紧张归紧张,我们还是确保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安全,既没有发生意外,同时也达到了让他们到群众中间,与群众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目的。
    “五一”的夜晚,照例是群众性的焰火晚会。天安门广场一面放焰火,一面举行文艺节目,载歌载舞联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照例是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和群众的文艺联欢。
    晚上7点,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会齐,集体上天安门城楼。按原计划,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分乘几部敞篷吉普车,通过天安门广场,再过金水桥上城楼。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人看了一下情况,认为广场上人太多,感到走原定路线安全难以保证。他们建议车队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经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进南长街,再走西筒子河,进西厥门上天安门。
    本以为这样可以避开群众的围堵,比较顺利地上天安门,谁知出了人民大会堂一看,到处都是到天安门看焰火和联欢的群众。我们的车队刚出门不久,就被群众发现了,欢呼声一起,顿时秩序大乱,人潮像波浪一样汹涌而来。
    警卫部队和公安干警根本顶不住人潮的冲击,群众很快就挤到我们跟前。我们这些随卫人员,只好紧紧地护卫在毛主席、周总理等的吉普车边,以确保领袖的安全,车子能一点一点地往前蹭。
    因为吃力地阻挡和人潮的裹胁,我们每个人都大汗淋漓,继而军服被撕破了,鞋子被踩掉了,军帽被挤丢了,甚至身上带的物品也给挤没了,手表也挤脱落了……最悬的是有的同志被挤倒了,要不是周围的同志发现立即把他拉起来,真有被踩死的危险。就这样,我们终于把毛主席、周总理等护送上了天安门。
    但毛主席上了天安门城楼后,只呆了一会儿,就又从城楼上下来,走过金水桥,在和群众距离很近的地方坐了很久,才返回天安门城楼。
    整个晚上,太紧张了,体力消耗也太大了,加上我们全神贯注地护卫着中央领导们,直到焰火联欢结束,我们完成任务回到钓鱼台驻地,我才想起看看几点了。这一看才发现,我腕子上的手表不见了,就是那块很有纪念意义的、而且引起朝鲜外宾误会的欧米伽,我感到非常惋惜沮丧。
    第二天,抱着一线希望和不甘,我给“中山公园”派出所打电话,问他们在清理现场时是否拾到了手表。“拾到了一块手表吗?拾到的表多了去啦,你在单位开个证明来认领吧。”听他们这么一说,我顿时对找回我的表燃起了希望。
    我来到“中山公园”派出所,管理失物的同志,捧出一堆手表,都是昨天晚上活动后从广场上清理出来的。我一看,全是经过不知多少只脚踩踏过的、缺胳膊少腿伤痕累累的表,几乎全都“芯脏”停止了跳动。但当我从中扒出我的那块表时,尽管表蒙子上划痕缕缕,还沾上了沥青,可它却仍在滴滴哒哒地走着。
    我曾听说,有一艘轮船遇海难沉没,船上的一块欧米伽手表落入鲨鱼腹中。数十年后,鲨鱼被捕获,人们从它腹中取出那块表,发现那表还在走,从此那个型号的欧米伽被称为“海霸”。我的这块表,也经历了人海的踩踏考验,也有资格被称之为“海霸”了。从那以后我更珍惜它,至今戴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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