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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病则忍,大病则扛。”辛酸地道出了人们对现行医疗环境的无奈。 在民间,医院已经被定为“新四大害”之一,很多患者望医院而却步。 民间怨言声重,政府也认为医院没有为国家分忧。人们不禁对医院产生质疑:“医院,你究竟为谁服务?” 金钱规矩下的亡魂 曾有些人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金钱能使人死而复生吗?钱是否能买到医术医德呢?若钱真的可以买到,那良心又何在,道德又何存?在“市场化”追求利益之风下,在金钱的唆使中,医院在谋取赢利方向的扭曲,令多少病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曾经在福建省连江王官头隧道附近的公路上,有位名为郑铿弟的病人,因摩托车滑倒,造成伤势较重。当他被送至连江县医院时,为凌晨3点整。当郑铿弟的妻子得知丈夫受伤的消息后,半夜赶到医院,并带了她当时所能支配的所有现金2200元。这些钱让郑铿弟得以接受各项检查。在医生为他做了“积极检查”之后,查出来的结果是:骨折、失血性休克、中量腹积水、还怀疑内脏挤压受伤。 凌晨4点55分,医生测定郑铿弟的血型为“A型”,对于血的要求,记录上标明“急”。而此时此刻,他的妻子发现所带来的2200元已所剩无几,不够支付一袋血的费用时,已通知了亲属们赶快筹钱。但当钱还没有到位的时候,病人家属多次与院方协商,甚至请求先压上手机和戒指,暂换一袋血先救人的情况下,院方的血库管理员说:“没钱,一点点血都不给输进去”而救治医生说:“没有血,手术动不了的,不关我的事。” 早上7点,病人的亲属们带来了1万多元,但此时,郑铿弟已宣告死亡。事后,院方副院长表示:“医院有医院的规矩,如果每个科室有急事,都可以到血库去取血,那不是都乱了套?” 红包之“红” 医院里的红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明的红包,一种是暗的红包。明的红包是指医院对点名手术,进行明码标价,早已形成不成文的规定。每位医生由科室自行安排做手术的价位,由病人自已挑选手术医生,依价位表付给主刀医生相应的钱。但此项收入是需医院入账的,并会给病人开收据。而暗的红包是指病人在做手术之前,主刀医生会暗示病人再悄悄地送上一定数额的钱,作为酬劳。曾有位病人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的主刀医生原本通知他周一做手术,可是直到周三都没有人来理他,也没有告诉他因为什么原因而推迟。后来听别的病人说,在手术前都要给医生红包的。第2天这位病人就找到主刀医生,给了他 2000元的红包。次日,医生就安排了这位病人进行手术,而且是加号手术。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病人由于不放心手术,觉得医生手里攥着他的生命,所以对医生的期望值很高。有的医生就利用病人这种心理,给患者加以暗示,赚取红包。病人为保平安,也就悄悄地送上“心意”,抱有“破财消灾”的心态,逐渐助长了医院的不良之风。还有医院的床位不够,医生不足,只能按行政级别分配床位,或者干脆让患者通过走后门、送红包和排队来获得医疗服务。红包在医院中,早已是处处开花,红似火,成为普遍见怪不怪的现象。 当记者在采访医务人员时,谈及红包问题,发现他们都异常敏感小心。从他们的言语中也能体会到一丝迷茫与困惑。对其收取红包的原因,记者也做了简单归纳。首先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一位医生称,收红包的歪风已发展到“不收定有隐情”的地步,有些患者认为收红包的医生定有“金刚钻”(医术),所以才敢收。第二,环境所致。歪风已无处不在,也可以说成是风靡。看到别人拿了,而且还没“东窗事发”被抓住,看到别人轻松赚到“小金库”,眼红手痒,于是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分享。第三,分配制度的“不公”。有患者骂医生赚黑心钱,但大部分医生对此也很不满。他们认为,现在医生除了灰色收入,真正的工资很少,甚至还没一个开出租的挣得多。以致让他们被迫只得收取灰色收入。 “为民医生”痛揭医疗腐败 前不久,《江南时报》有篇报道,是关于一位姓朱的人士反映自己曾经在胜浦医院的遭遇。他称,2004年11月,丈母娘因胆结石入住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医院并需要动手术。11月20日,院长李某前来病房了解情况,和家属讲病情的危险性并告知家属由他主刀。朱先生说,在动手术之前,院长曾对他们家属说,要好要坏都在主治医生手上。虽然说的很婉转,但家属已经领会。商量了一下后将1200元现金当面给了李院长,而李院长将钱接过后直接放进了自己口袋。朱先生说:“以前听说动手术也要给钱,有亲戚曾把钱装在信封里给,当时还不相信,没想到却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是更赤裸裸的交易。” 事情被公开报道后,胜浦医院里的一位医生也来到该报反映,从内部检举了医院的弊病,从而也证实了病人揭露李院长收取红包的事实。这位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报道我看了,反映的情况属实,作为该医院的医生,我也有必要说几句。”他告诉记者,自己在胜浦医院工作了几十年,看的东西也很多,院长收红包这回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但碍于种种原因一直没人敢说。 能站出来替百姓说出心理话的医生是勇敢的,是有良知的医生。有位被誉为“唐·吉诃德医生”——胡卫民,他揭露的医院医疗内幕可称之为轰动。 他收集的材料包括,娄底市中心医院在2003年-2004年5月,违规收取点名手术费、点名麻醉费、急诊处置、出院处置等费用合计90.3万元;违规自行采购医疗仪器,2003年为1451.28万元,2004年1-5月595.8万元;违规实行医疗提成2002、2003两年度合计105万元等等。 娄底市审计局的原始审计材料,查实市中心医院2002-2004年4月,违规药品收入1183万元。胡卫民曾经将32种药品作过对比,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要价高得惊人,许多 药品,厂家、药名、剂型、剂量完全相同,医院与药店的价格相差数倍。以最常用的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为例,中心医院的价格是15元,而距中心医院咫尺之遥的大药房只售1.4元。 上述一系列数据,足以证明该医院为赢取更多的收入,导致经营方向的扭曲。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单单仅有这一家医院。由于,医疗改革放开了经营方式,使医院盲目追求商业化。公立医院获得定价权,却无需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漫天要价便成为医院掠夺消费者的最佳途径。多开药多做检查已成为医院的普遍现象。 医药合谋 8月25日,据记者从丰台区社会保障所提供的处方单子上获悉,有位50岁的男患者,患有高血压和牙周炎。7月18日,丰台区某二级医院为他开了处方。依照记录,此病人一次就要吃18片5种不同的药。在医学上,每个病人协同用药不得超过3种。协同用药的“协”是指杀菌,“同”则指抑菌。在病人身上用药时,通常是先用一种抗生素的药,如果在服用此药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才可以加药或换药,但是服用抗生素不能超过3种。换言之,用到3种不同的抗生素,已达到最大剂量。 还有丰台区某二级中医院某位医生开大处方,为62岁患有脑梗病的男患者在12天里开了13盒牛黄清心。患者第一次去开药时,医生开了8盒牛黄清心,每盒有6粒。医嘱一天2次,每次1粒的用药量。也就是说8盒此药,可服用24天。病人事隔6天后去复查时,同一位医生又开了5盒牛黄清心。病人再隔6天去医院时,医生依然还继续给病人开牛黄清心,仅在12天里应服用此药4盒,可医生确多开了9盒。 诸如上述此类的事情还很多,其根源无非只有一点,就是医生通过多开药获取提成。每一种药都有相应的提成费,每个月底医生只要把开出的药单汇总后交给卖药的销售人员,就可以直接获取这笔收入。同理,在检查方面也是如此。例如一个患有脑血栓的病人,只需做脑CT,可是医生经常会建议病人做全身CT。在大众病人当中,是很少有懂医术的,把医生当作上帝,所以一般医生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让开多少药就开多少,不敢有半点“讨价还价”。无形中对于病人而言增加了医药费。反之,对医生而言,可以获取医药、检查项目的提成。据内部人士估算,大概一位医生每月的这些灰色收入,就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无疑不令人质疑:医院,你究竟在为谁服务?
《时代潮》 (2005年 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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