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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穿七大财务骗术---《财务骗术》一书有感

  “窃珠者,贼;窃国者,候!”生逢乱世的古人,
对于占据高位的当权者的胡作非为只能发出这
样无力的愤慨。不曾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制度是理应最民主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却发现他们也经常陷于类似的无奈之中。本来,投资者基于拥有的信息,进行投资,自己承担投资判断的风险。然而,近来他们发现还存在另一种风险: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未必真实,因为制造和传递公司信息的每一个环节——公司管理层、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经纪公司的分析师——都出现了问题。
    199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公司财务丑闻曝光的范围和规模超过了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股票市场的泡沫推波助澜,把近年来出现的趋势推向高潮。从1995年到2001年,公司纠正财务报告的案例从每年50例增长到每年150例,而今年第一季度就高达60例。(见《商业周刊》,2002年6月24日)。去年12月,安然公司(Enron)刷新公司破产规模的记录,六个多月之后,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再度爆发丑闻,再创公司破产规模的记录。
    五家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现为四家,编者注)都不同程度地与这些丑闻有关:安达信(Andersen)自不待言;德勤(Deloitte & Touche)未能发现第六大有线电视企业阿达尔菲公司(Adelphia)的关联交易;安永(Ernst & Young)与审计客户人民软件公司(PeopleSoft)签订软件销售协议,从中牟利;毕马威(KPMG)被施乐公司(Xerox)夸大收入的手法所蒙蔽;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因为微观战略(MicroStrategy)的欺诈行为而被罚款5500万美元。
    华尔街的所有主要投资银行都因为90年代在IPO过程中以热门上市股票的分配,换取客户支付过高的交易手续费用而受到SEC的调查。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高盛(Goldman Sachs)以及所罗门美邦(Solomon Smith Barney)等公司的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正是SEC和许多州政府现在调查的对象。
    其实,这些欺诈向来有之,尤其是在股市出现泡沫的时候。正如格林斯潘所言,人类的贪婪1990年代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只是可以满足那些贪婪的机会。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公司掩盖自身的财务问题变得更加容易,也使得公司管理人员相信明年业务增长会更快,从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同时,由于投资者们更加急于迅速致富,公司CEO们面临实现季度盈利目标的压力也更大。20年代初期同样由于技术革命的出现(汽车、电力的发明)、以及战争的结束,股票市场曾经出现一片荣景。1929年泡沫的破碎,众多丑闻的被揭露促使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的成立。西北大学教授阿瑟.安达信(Arthur Andersen)由于坚守道德准则,使得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迅速发展(对照今天发生的一切,同样是公司丑闻的揭露使得安达信公司遭到起诉,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与20年代末期所不同的只是,社会大众拥有股票的比例更高,从而公司作假丑闻的影响力更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一切或许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利用所占有利位置,牺牲另一方利益,为自己牟利。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脱离,所有权分散由众多投资者共同拥有,普通大众作为小股东对于企业的了解不如大股东,而大股东又不如董事会。理论上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如果全部由公司管理人员组成,则董事会无法起到监督公司的作用。即使董事会有独立董事,他们对于公司的了解仍然来自于由公司管理人员提供的信息,能够起到的作用自然有限。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也许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斯宾塞教授得奖的原因在于他开创了非对称信息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探讨了拥有高科技公司财务前景信息的内幕人员如何胜过其他投资者。现实生活中,他是通用面粉厂(General Mills)和希伯系统公司(Siebel Systems, Inc.)董事会的报酬委员会成员。根据<<彭博市场>>(Bloomberg Markets)2001年12月的一篇报告,这两家公司CEO的报酬远远超出了同类职位的水平,并且与股东所得利益毫无关系。而且,按照SEC的规定,公司主要管理人员的报酬必须全数披露。而在希伯系统公司的财务报告只是说,2000年没有支付董事任何现金报酬,却没有说明他们每人,包括斯宾塞教授,收到4万股的期权(当时价值大约为87.9万美元)。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以及经纪公司的分析师则还有另外的问题:利益冲突以及能力有限。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
    随着这些丑闻的曝光,公司财务的监控问题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有什么解决方法吗?陷入丑闻的有些公司已经属于“二进宫”了。1987年,安然公司由于忽略风险控制,曾经在原油交易上损失5亿美元,而处于破产边缘(公司自身资产当时只有4亿美元,依赖安达信的帮助,才逃过这一劫)。董事长肯尼思.莱(Kenneth Lay)当时向公司1700名员工发誓,这种情况绝对不会重演。显然,完全依靠企业或者行业自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性的贪婪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是不会自我约束的。毕竟,“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布什总统发誓要把那些有欺诈行为的公司CEO们送进监狱。可是,政府在这个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
    首先,有些会计手段的滥用在法律上讲是完全合法的,完全符合会计通行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例如,公司可以合法地随时提高退休计划的假设投资回报率,从而夸大盈利数字。本书把这个手法归为第三类骗术的第三种手段。朗讯公司(Lucent)1999年第一季度曾经通过这个手段,把盈利数字夸大了2亿8300万美元,使得盈利增长率从实际的31%人为地抬高为42%。
    许多时候,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找出种种理由保护自己。最近,美国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安达信一案中获胜,确证安达信支持了安然公司的过于激进的会计手法。《商业周刊》7月1日针对这件案例的一篇评论指出,这个胜利也许使得将来安然案件的审理更为复杂:安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据此强调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安达信的建议,从而为自己洗刷罪名。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加强公司财务审计制度的法规。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如果通过的话,安然公司的高层主管们可以据此为自己辩护: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正是旧制度不完善的体现。即使要求CEO们为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宣誓,他们仍然可以宣称他们被下属所骗。
    在会计原则的修改方面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例如,是否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盈利计算公式,使得投资者更容易鉴别公司的好坏?反对者们认为,这个统一公式只会增加投资者的困扰,因为不同的行业面临不同的营业情况和财务条件。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最近亡羊补牢,提议要求公司把股票期权以支出记录,可是遭到了包括微软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公司主管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把期权作为支出只会使得公司遭受重创,并且限制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促进管理人员和股东利益的一致。事实上,1994年,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已经尝试过要求把期权作为支出处理。但是,由于来自企业界尤其是高科技公司、以及国会的游说和压力,这次努力不了了之,无疾而终。而且,正由于高层管理人员一定程度上可以操纵盈利数字,股票价格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随机漫步的过程,传统的期权定价理论并不适用于计算他们手中期权的价值。所以,即使以支出记录这些期权,如何记录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股市有风险,入市要小心。投资者对于这句警告可谓耳熟能详。在商业活动如此发达的今天,股市风险不仅是指股票价格由于投资者心理变化、或者基本面信息的变化而引起的波动,还包括公司报告的盈利数字真实性的风险。中国股市虽然建立时间并不长,但上市公司在财务欺诈方面却不遑多让。面临这种会计手法的风险,投资者的因应之道是学会独立思考,仔细研究公司财务报告,找出真相。
    本书恰恰为投资者提供了窥探上市公司财务真相的绝佳工具。通过多年的研究,作者施利特博士总结出以下特征的公司容易诉诸于财务骗术:
    (1) 公司内部监控薄弱(即董事会缺乏独立董事或缺乏能干又独立的外部审计);
    (2) 管理层面临极端的竞争压力;
    (3) 管理层具有或可能具有可疑的性格。特别对于下列种类公司保持警惕:曾经高速增长而真实增长开始趋缓的公司;正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的公司;新上市公司;以及股权集中拥有的公司。
    所有这些特征似乎都很容易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虽然也在公司组织结构中设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似乎无法起到应有的监督约束作用。真正在公司中行使职权的不过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某个“铁腕人物”,因而造成公司章程形同虚设的局面,自然谈不上有效的监控。这样的上市公司,似乎不难找到。据2002年4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青岛碱业行为缺乏依据,虽已聘任两名独立董事,但“章程第111条没做修改”,“没有增设‘独立董事’事项”,可谓无法可依;东方集团置章程于不顾,我行我素,“2000年度委托理财4.7亿元,其委托金额和使用程序与《公司章程》不符”,可谓有法不依;深国商“章程某些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可谓执法不严;安彩高科“存在长期不参加董事会的董事而没有按照章程规定罚则进行处理”,可谓违法不究。
    同时,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市公司的时候,同样遇到如何在稳定客户来源和遵照审计准则行事之间进行选择。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1996年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施行起,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比率越来越高:1996年为9.06%,1997年为13.29%,1998年为17.51%,1999年为19.7%,2000年为16.3%,2001年为18.2%(见《国际金融报》 2002年5月21日)。另据2002年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有关部门共抽查了16所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32份审计报告,并对21份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审计调查,检查发现有14家会计事务所出具了23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造成财务会计信息虚假71.43亿元,涉及41名注册会计师。
    第二、三点不言自明。尤其进入WTO之后,随着国门的进一步开放,各行各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曾经快速增长的公司必然会放缓速度,甚至陷入困境。南京熊猫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在综合研究近年来会计丑闻案例的基础上,施利特博士总结了公司的会计欺诈行为,并将它们分为七大类,有不少也不难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找到痕迹:
    骗术之一:过早地记录销售收入或记录有问题的收入
    1996年,张家界公司在未开具发票并收到款项,土地使用权尚未转让的情况下,将约定的土地转让金确认为1996年收入,使收入凭空增加了7965.9万元,税前利润则增加2165万元。
    骗术之二:记录伪造的销售收入
    2001年引起轰动一时的银广夏公司,从1998年到2001年期间,累计共记录虚构的销售收入104962.60万元,少计费用4945.34万元,导致虚增利润77156.70万元。
    骗术之三:使用一次性所得增加收入
    2000年,长江控股接受泰港集团赠予的四川青神中岩风景区旅游开发公司价值18943万元的股权,并通过转让投资获利4800万元,使当年年终收益达每股0.264元。
    骗术之四:把现在的支出往前或往后转移
    郑百文公司,上市前曾经采用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账等方法,虚增利润1908万元,为上市装点门面。
    骗术之五:不记录或不适当地减少负债
    福建福联,长期股权投资账表不符2886万元,少提法定盈余公积192万元,少提公益金96万元,少提坏账准备107万元。
骗术之六和七是关于减少当期盈利,为将来作准备。这在目前的中国公司中可能还不多见。
    可是,中国公司也有自己的特色。一股独大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许多重大缺陷的主要根源,大多数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不分彼此,大股东可以随意控制上市公司,制度上的缺陷自然而然造成我国股市特有的提款机现象。这个特点的症状包括:不计长期利益地过度分红配股“圈钱”,以便大股东回收所得,稀释股权;随意调拨、不按招股书说明使用从股市筹集的资金。
    这个深具中国特色的财务诈骗,没有被施利特博士列为研究对象。要彻底根治这一现象,固然有赖于公司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这一长期任务完成之前,但愿国内专家能够填补这一空白,帮助投资者对于公司管理人员施加约束,遏制这种欺诈行为。
    和许多人一样,会计书籍对我而言,本是枯燥、乏味的同义词。可是,本书的第一版却使我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并有嵇生所说“未尝不废卷而叹,恐其卷尽也”的感觉。于是,当今年二月施利特博士告诉我本书第二版即将出版时,我当即下了将它翻为中文的决心,而且很快完成翻译工作。过程之快,固然说明了我对本书的竭力推崇,也说明了其中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期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编辑徐维东女士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对Cahill Gordon & Reindel公司的刘军先生、安永公司的倪勇军先生、和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夏一红教授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谢意。



文/吴谦立博士(美)
《上市公司》 (200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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