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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剧背后——南京“自焚”进行威胁事件反思
鞠靖
  2003年09月03日16:5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惨祸的发生?

  有人说,由于长江路邓府巷拆迁时间紧迫,有关方面采取了强制拆迁的措施,并且有黑恶势力介入,导致了被拆迁居民和拆迁办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把强制拆迁和黑恶势力看 成罪魁祸首。

  但这些都在面上。追究更深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旧话重提,还得把它归结为现行一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给一些滥用职权者以可乘之机。

  拆迁补偿,刻舟求剑

  令翁彪一家始终不愿搬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从玄武区拆迁办得到的拆迁补偿和自己的预期有比较大的差距。

  接受记者采访的翁彪家属和邻居都说,拆迁办给的拆迁补偿是按照每平方米3300多元的价格来测算的。这个数字也得到了拆迁办工作人员的证实。

  但事实是,位于新街口市中心的长江路邓府巷是南京市的一类地段,新商品房的价格在每平方米7000元以上,即使是房型陈旧的二手房,其价格也不会低于每平方米5000元。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江路面临改造,二手房资源正在逐渐减少,其价格还在迅速上涨之中。

  拆迁补偿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在南京并非仅见。

  位于南京市下关区宝善地块的张家圩小区地段比邓府巷差,这里的二手房价格平均为4000元/m2,但在最近的拆迁中,其拆迁评估价格只有2000元/m2,在地段不变的情况下,被拆迁人用补偿款只能买到原来一半面积的房子,这同样令张家圩小区的居民十分不满。

  至于南京市“区位补偿单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定期公布”这一条规定,在具体执行中也大打折扣。知情人士透露,南京市现在实行的区位补偿单价还是1998年公布的价格,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很好履行“定期公布”的职责。

  熟悉南京房地产市场的人士说,近两年来,南京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涨幅超过千元,可按照目前执行的补偿标准,一些拆迁户反映,补偿款只能购回原条件的住房三分之二的面积。

  荒唐的“拆迁管理办法”

  但是,对于被拆迁的居民来说,他们的不满是没有用的,因为拆迁办公布的拆迁评估价格完全符合《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

  2001年颁布的这个办法又被人们称为市政府203号令。

  这个办法第28条规定:“货币补偿金额应当根据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格,下同)和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确定。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由区位补偿单价和房屋重置单价两部分组成。区位补偿单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定期公布。”

  第31条规定:“除拆迁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外,拆迁评估应当由拆迁人委托,并在评估委托合同签订后的15日内完成。拆迁人应当将评估结果告知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被告知评估结果之日起的5日内委托评估一次,评估费用由委托方支付。依照评估结果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

  按照这个办法,拆迁办显然在对评估价格的确定方面更有主动权。

  全国知名的法律专家、北京智晟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认为,上述关于由拆迁人委托评估的规定“非常荒唐”。他认为,这不仅仅体现在对《立法法》及《条例》的明显违反,更荒唐的是,它将解决纠纷的权力交给了纠纷双方中的一方。

  法律“规定”你无家可归?

  更让翁彪们无计可施的是,哪怕他们有再充足的理由和拆迁办进行提高拆迁补偿标准的谈判,也无法避免被“强制拆迁”的命运。拆迁办实行“强制拆迁”得到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支持。

  《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的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的3个月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裁决已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产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21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执行,或者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这两条规定面前,被拆迁居民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被泯灭了,你再有理,也是先拆了再说。

  高智晟分析说,这些规定表明,无论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提供的房屋或者支付的补偿是否令被拆迁人满意、是否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只要按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裁决”对被拆迁人提供了房屋和补偿,就可以“依法”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即使经过法院审判后,结果表明该“裁决”是错误的,但那时,“强制拆迁”也早已结束。

  如果被拆迁人不通过行政裁决,而是对拆迁人提起民事诉讼,两审结束时,他的房屋也同样早已被“强制拆迁”。因此,无论是行政诉讼程序,还是民事诉讼程序,对于被拆迁人而言都是形同虚设,等于没有任何救济手段。

  强制拆迁是否合法

  据高智晟介绍,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民法通则》第75条规定:“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拆迁当事人双方均属独立的民事主体,各自的法律地位平等。拆迁与否及拆迁协议的订立纯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订立过程。那些关于拆迁纠纷须经行政裁决及强制执行的规定除了严重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外,更直接形成了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这些基本法律的冲突,本应是无效的行政法规。

  遍查中国现有基本法律,均无为了城市改造及房地产开发之需就可以强制拆毁公民合法拥有房屋的规定。如果不是涉及国防、外交等重大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任何组织及个人都无权以任何理由及程序强拆公民合法拥有的房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对强迫交易属犯罪之举的法律界定是非常清楚的,构成此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买卖与否、买卖时间、价款、买受及卖予对象这些交易的确立因素都是被强迫接受的。强制拆迁关系中,以行政强制力迫使房屋所有权人将自己的财产以其不能接受的时间、价款卖给开发商,是赤裸裸的强迫交易;更有甚者,强行闯入私宅,将所有权人的财产弃于街市或安置于其不同意或不知情的它处,致使有的被强拆人只能在城市中流浪、蜗居。”高智晟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法学博士蔡定剑认为,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包括住房,可是房子说拆就拆,这不是宪法没有规定,而是没有宪法审查制度。

  按照《立法法》第90条规定,对严重违反《宪法》和其他国家法律的地方规章、政策,可以由相关权益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对其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8月10日,拆迁中的南京市下关区张家圩全体居民已经联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他们并不孤单。在此之前的7月14日,由遇到相同问题的杭州机械工业学校退休教师刘进成发起,金奎喜律师等116人联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杭州市的“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的挂号信寄往首都。7月20日,刘进成收到邮局回执: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收到他们的建议书。

  用更完善的制度 来代替强制性拆迁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里。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城镇开始大规模地改造。所谓改造,就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在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上学必经的路两边在进行这种拆和建。在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的争执和冲突,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政府是否可以不需要房屋主人的同意,强行拆迁;第二,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补偿。

  虽然,因拆迁而引发的冲突耳闻目睹了不少,但是,当我听到南京有人因此而自焚的 时候,还是感到震惊。在我看到本期报纸的大样上自焚者翁彪的照片时,这种震惊更为强烈。在照片上,翁彪满脸幸福地和自己的妻儿在一起,而摄影时间距自焚仅数日。我的震惊在于:当一个人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好的补偿,那绝对不仅仅是因为补偿的问题本身。

  在我看来,问题出在现行的强制性拆迁政策上。

  站在拆迁户翁彪的立场上,他所在地区二手房的价格为每平方米5000元,新房的价格则更高达7000元,而他获得的拆迁补偿仅为每平方米3300元,他的利益因为拆迁而受到了损伤。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城市土地的升值是因为政府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而带来的。你翁彪所在地区的二手房本来不值5000元,由于政府大量的投资——比如交通、通信、电力、用水等——这里的生活便利和不少,使得房子的价值提高了,现在政府通过拆迁来最大限度地享受其经营城市而带来的土地升值。

  问题是,公共设施的投资本身未必是经过当地居民同意的,你政府愿意投资,我也乐得搭便车,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搭便车,就剥夺我在这个地区的居住权。还有,所有在城市拥有房产的人都在搭城市建设的便车,而被拆迁的只是少数人(虽然在理论上,几乎所有人都可能被拆迁)。此外,居民在某一个地区长期居住,特别是世代在某一地区居住,会对这个地区产生感情,当他被强制离开这个地区的时候,这种情感上的损失要不要补偿?

  一种好的制度安排至少要考虑上述的几个问题。

  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产权问题:到底谁是土地的主人?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城镇土地为全民所有,居民拥有的产权仅仅是地上部分,对相应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且这种使用权的时效仅仅为70年,70年后,你的房子就成了“空中楼阁”。这是强制拆迁最基础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制度安排下,全民的法定代表——政府——好像一个大房东,所有的居民都是房客——不管你是从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祖屋还是自建房还是从开发商手中买来的房。这种安排赋予政府的权力是否过多?居民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能否有效地保证?

  其次,城市建设公共建设是否应该要居民更多地参与?这种参与包括方案,更重要的是,其支出应由居民支付。一个可能的模式也许是征收财产税,以避免搭便车现象。

  从我曾经生活过的北方小城镇到上海、到南京,强制性拆迁产生了大量的矛盾。有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有的矛盾虽被掩盖起来,或被强压心头,但也会酿成一种“民意”,在适当时候表现出来。如果翁彪的激烈行为能换取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并积极探寻更好的模式,则是不幸中的幸事。但愿今后不再出现新的翁彪。

  来源:外滩画报 

(责任编辑: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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