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牦牛队风波再起 八名成员因何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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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牦牛队牌子未摘，实则不存
■摄影／郑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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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签发8张拘留证，曾浴血保卫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原野牦牛队8名成员涉案被拘。3月16日，拘留证变为逮捕证，理由是“涉嫌贪污”。
野牦牛队曾在历经神话般辉煌之后面临种种隐讳的非议，而在野牦牛队被撤并不到3个月的时候，暗地里的传言却变为检察院初步认定并行将力处的事实。鲜明的毁誉转折如此迅速，令所有关注野牦牛队命运的人们震惊。
野牦牛队的旗帜已经不在，野牦牛队的名誉是否亦将就此彻底损毁？而可可西里呢？而藏羚羊呢？
■野牦牛队8名成员被拘
记者是在青藏线上听到野牦牛队成员被拘的消息的。
3月19日晚，在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格尔木市，记者采访了该局局长才嘎。野牦牛队被撤并之前，曾和管理局并存3年，却水火不容。此番涉案被拘的8人中，有5人在野牦牛队被撤后成为管理局的临时工，即才嘎局长的属下。
才嘎局长说，检察院签发拘留证和逮捕证时，他均不在格尔木。局里打电话向他通报此事后，他即派员向检察院了解详情，反馈回来的信息是：8人涉嫌倒卖藏羚羊皮然后分赃。
这8个人是：原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司机吕长征，治多县林业派出所民警尼玛、尕仁青以及野牦牛队成员谢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其中吕长征现为管理局的正式职工，谢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为管理局临时工。
才嘎说，检察院执行拘留时，谢周正在玉树家中休假，他即让局里电话通知谢周，督其归案。
3月18日，才嘎回到格尔木。3月19日凌晨1点，才嘎在办公室向返回格尔木即将投案的谢周了解情况。
据才嘎转述谢周的说法：1998年，野牦牛队在一次巡山中，抓获了4名盗猎分子，收缴了两辆吉普车和94张藏羚羊皮。旋即，他们放掉了4名盗猎分子和一辆吉普车，并卖掉藏羚羊皮，把所得收入用于巡山补助和补发工资，人均分得4000余元。谢周还说，时任西部工委书记的扎巴多杰知道此事后，曾对他们进行过内部处理，按月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盗卖所得，至案发时已经扣清。
■家属：卖羊皮所得已经还清
3月19日晚，在原治多县西部工委为野牦牛队队员租下的住房里，记者见到了扎西才仁、彬巴、谢周和吕长征的妻子，4位女人一提起她们的丈夫就忍不住掉泪。
谢周的妻子央宗说，谢周是和扎巴多杰书记一起到野牦牛队工作的。1998年8月，谢周确实往家拿过4340元，说是补发的工资，后来队上又说这钱不许发，要扣回去，于是就按月扣。当时谢周的月工资只有260元，于是，家里很长时间连这260元都见不到了。
扎西才仁的妻子萨仁也回忆说，扎西在野牦牛队干得很苦，260元的工资还常常不能按时发。他们是卖过藏羚羊皮，那是因为饭都吃不上才卖的，他们没有捕杀过一只藏羚羊。
萨仁说，1998年扎西往家拿回钱不久，8月份队上就开始扣扎西每月260元的工资，直到去年8月才扣完。这两年里，扎西几乎没拿过钱回家。
彬巴的妻子不会说汉语，只是哭得厉害。旁边的女人们说她最可怜，十个月大的儿子肝上长了东西，要做手术。
对于丈夫的事，妻子们都说不理解：他们为保卫可可西里做过贡献，有问题也处理过了，为何还要抓人？因此她们找检察院，找才嘎局长，要求探监，要求解决她们的家庭生活困难。
■原队员：卖羊皮是为生存，为能坚持巡山
野牦牛队今年年初被撤并时，计有28名队员，其中24人被并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野牦牛队队员涉案，对于其他原队员亦该是扎心窝子的打击。记者问才嘎局长，原野牦牛队队员对此反应如何？情绪如何？才嘎局长说，他刚回格尔木，尚无更多时间和队员们交流。
而记者见到的一些原野牦牛队队员情绪颇为激动，他们说：“保卫可可西里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队员和家属不否认问题，但他们说，那是为了生存，为了坚持巡山，为了更好地保护藏羚羊。况且，处理也处理过了，如今又升级处理，到底为什么？
据了解，事发时，扎巴多杰任西部工委书记、即野牦牛队队长，梁银权任西部工委副书记，他们二人应该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最知情。现扎巴多杰已经离世，梁银权在野牦牛队撤并后亦未能进入管理局。但在此案中，梁银权应该作为一个重要证人。
据家属们说，3月16日，梁银权曾来看望过她们，后来就遍寻不见了。
是夜，记者在格尔木市多方寻找梁银权，未果。
在这样一起具有轰动效应的案件中，不知还有多少知情者尚隐忍不言，为什么？
■检察院：两个月内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虽然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设在格尔木，但可可西里保护区却在玉树州属地，且案发时野牦牛队尚属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管辖，野牦牛队队员也未归编于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一个已经得到处理的案子为何将于事发近3年后被提起公诉，又为何由格尔木市检察院管辖，记者于3月20日上午去格尔木市检察院进行了采访。
该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人员称，野牦牛队的一些作为他们早有耳闻。记者追问，既如此为何至今才查？该人士称，今年春节后又有群众反映。记者刨根问底：“如何反映？书面举报还是面谈？”该人士说：“直接过来和我们谈。”
至于管辖，该人士说：“我们自己摸查线索后，曾就管辖问题请示青海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反贪局指定此案由我们检察院搞。”该人士给记者看了拘留证、逮捕证，称拘留和逮捕8人的理由是涉嫌贪污，并称该院将在两个月内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记者问，此案是否会涉及更多人、更多事，检察官回答了三个字———“不能说”。
对于记者提出的采访涉案人的请求，检察官予以回绝。
■公众：野牦牛队有缺点，但瑕不掩瑜
野牦牛队的确曾卖过藏羚羊皮，野牦牛队的一些队员也曾酗酒、打架，野牦牛队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野牦牛队的各方面管理也不尽顺畅。总之，野牦牛队的一些问题确实是问题。但是，野牦牛队曾经的英名是否就该因此终结于法律的惩处，各方人士看法不一。
一位曾为可可西里的保护捐款捐物、一直关心野牦牛队生存状态的女教师颇为痛心地说：“这是为什么呀？我非常非常不理解。这样一支队伍真是英雄，他们在第一线出生入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在冰天雪地里追捕盗猎者，经常只能用生牛羊肉充饥，有时甚至从车辙沟里舀出泥水解渴，请问一些拿着国家工资从事藏羚羊保护工作的人做到他们那样了吗？”
一位曾两度跟随野牦牛队巡山的电视台记者说：“管理局1997年成立，去年才第一次巡山，还没有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而野牦牛队在资金匮乏又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做了那么多工作，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况且野牦牛队也在不断完善自己，1999年以后，他们没有卖过一张收缴的藏羚羊皮。”
也有人质疑，被捕的8人中有4人系临时工，临时工、四五千元是否能以贪污定罪？
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说，野牦牛队确实为保护藏羚羊出力流汗，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干了不少工作。但犯了法，就应该接受法律惩处。才嘎说他们不能干涉办案，但如果此事确实已经处理过了，就希望家属们和原西部工委的领导把处理单据拿出来。如果仅这一件事，才嘎说希望能宽大处理还是宽大处理。
■案发背景
是体制之争的延续吗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事发，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并不偶然，从野牦牛队的被撤并、野牦牛队大旗仆地便可窥见他们行将灰飞烟灭的端倪。
法律重事实、讲证据，功是功、过是过。不论背景，任何人盗卖藏羚羊皮都是违法行为。
事已至此，关注野牦牛队命运的人们只能祈望这是一起没有操作的案件；祈望法律能高悬公平之剑；祈望野牦牛队的是非功过能得到公正的评价；祈望野牦牛队的头上没有虚幻的光环，背后也没有莫测的冷箭。
其实，人们关注野牦牛队的命运，就是在关注可可西里的命运，推及其他，也是在关注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方向。
据了解，野牦牛队撤并之初，原野牦牛队成员既感失落，也寄予期望，尽管他们和管理局间曾有冲突，但他们也盼望有更加规范的管理和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
野牦牛队队员归并到管理局后，月工资从原来不能按时发放的260元涨为现在能基本保证的400元，租住房屋的房费也由管理局代交。队员的经济待遇比以前有所提高，但队员们还是感到些许不快，因为他们的临时工身份，他们总感觉自卑，没有归属感。
才嘎局长说，只有理顺体制，才能使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此话不谬。
现在的体制是几经反复确定的体制，是否是最佳体制，见仁见智。
但既已如此，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寻找平衡，问题是，这种平衡在制约鲁莽、无序的同时，是否也会消匿野牦牛队顽强、英勇、耐劳的精神呢？
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都表示，让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其他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保护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惟愿如此。(■文／本报记者 郑直)
 | | 可可西里管理局查获的藏羚羊皮 ■摄影／郑直 |  | | 撤并前的野牦牛队部分队员在可可西里。左五尕仁青、左六梁银权、左七谢周、右四扎西才仁 ■摄影／本报记者 孙丹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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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200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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