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社会 >> 案件传真 2003年4月18日13:45


法院欲“强制执行”公安局不予理睬

浦绍猛 齐白生

    

    【提要】:裁决书为他讨回说法,执行却又搁浅,只因为被执行方是公安局。

    到法院要求执行自己的案子,已成了36岁的吴如新数年来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2003年2月17日上午,吴如新照例来到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记者记录下了他与法官的一番对话—— 

    “法官,我的案子拖了这几年,什么时间才能执行?” 

    “如果被执行人不是公安局,我们早就执结了。” 

    “难道公安局就可以不执行法律吗?” 

    “我们早已下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并多次进行过交涉,他们不履行,我们也没有办法。” 

    “法律不是有规定,对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应当采取措施强制执行吗?” 

    “难道你不知道公安局是执法单位?谁敢啃这块‘硬骨头’?” 

    “这样说来,我的案子就没法执行了?” 

    “现在执行不了的案子多的是,我们这里也不少。执行难在全国很普遍。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嘛,我们确实难执行。” 

    “那么,法律的尊严在哪里?我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我也不清楚……” 

    警员遭意外解聘

    1988年,是吴如新难以忘怀的一年。怀着对事业的一腔热情,年仅22岁的吴如新踏进了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从工作那天起,他就抱着立志为公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而努力着。在刻苦钻研业务知识的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公安管理大专课程,并取得了文凭。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嘉奖。一次,他偶遇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先后从冰冷的河水中救出15名伤员,在给他的请功报告里这样写道:“这使我们感到:作为交警,他的责任感是那么强,人格是这样的高尚,伤员感谢他,天柱县人民感谢他。”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经常受到上级部门和新闻单位的通报表扬。可是,数年之后,这里却成了他刻骨铭心的伤心地。 

    1996年5月10日,吴如新像往常一样,在接到市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的报案后,迅速驱车前往事发现场,并对现场作了认真勘查。此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故是他从警8年来最后处理的一起案件。当他返回办公室时,被突然告知:市公安局已下文将他解聘。 事发突然,吴如新一时懵了。他对记者说:“我是经市政府下文,由市人事劳动局严格考试、考核后,被正式录用的民警,怎么说解聘就解聘了?” 

    经调查,市公安局处理吴如新的理由有两点:“1994年8月31日,吴处理驾驶员杨某的汽车肇事时,不秉公执法,随意裁定责任者,受害者不服,使此案久拖不决;1995年10月23日,吴处理另一起交通事故时,不作立案登记,不向事故处理科领导汇报,擅自保管肇事者交付伤员的治疗费1000元,影响伤者治疗时间。” 对此,吴回忆说,按照交通法规有关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责任认定不服,可在15日内依法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申请重新认定;在另外一起事故中向肇事者收取的1000元,是按当时队里规定,为确保案件顺利处理,在放行肇事车辆时所收的押金,并开具了凭证。所以,不存在“不秉公执法”和“擅自收押金”的问题。 官司赢了,执行难了起初,吴如新先是向有关部门提出对处理结果进行复核。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1996年6月2日,他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6月29日,仲裁委以“不符合受案范围”为由,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据仲裁委相关人员回忆:“当时之所以没有受理此案,是由于公安局隐瞒了吴如新的录用程序。” 

    此后,吴如新便踏上了艰难的申诉、上访之路,他决心要为自己讨回一个说法。 

    然而,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让他心力交瘁,欲哭无泪。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原国家劳动部、贵州省劳动厅、人事厅、公安厅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大、州公安局对他的遭遇十分关心,分别作了相关批示。 1999年6月,凯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重新受理了此案,并开庭进行了审理。12月28日下达了仲裁裁决书。 裁决书认定:“凯里市公安局单方解聘吴如新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凿,理由不充分,应予纠正。”为此,根据《劳动法》及其相关规定作出如下裁决:“撤销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解聘决定》;恢复吴如新工作,享受同期录用人员待遇;由凯里市公安局补发吴如新自1996年4月至1999年12月的基本生活费。” 

    对于这份裁决书,吴如新认为虽然没有得到全额赔偿,更主要的是没有赔偿他的工资,但“历时4年艰难而又漫长的申诉,自己已心力交瘁,负债累累,也就认了”。

    他原以为,为自己讨回说法的裁决书可以算是一粒定心丸,自己的冤屈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他错了。裁决生效近半年,却未见公安局自觉履行法律所确定的义务。 

    2000年5月16日,吴如新向市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交了执行费。随后法院向市公安局下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但公安局不予理睬。此后一年多时间,市法院多次与公安局交涉,均一无所获。 其间,黄副院长曾书面和口头分别向省政法委、公安厅及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作了汇报。市公安局依然置有关“招呼”不顾,始终拒不执行。 

    2001年8月,市法院向黔东南州中级法院请示提级执行。时任州中院执行局的吴局长和石副局长说:“市公安局与我们在一个地区,又是执法单位,我们啃不了这块‘硬骨头’,即使市公安局拒不执行,也不能拘留他们的局长。”还说:“类似涉及‘要害’部门的案子,也不只这一起。这样的‘执行难’案件,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并不少见。”当吴如新提出,如果执行有困难,应逐级上报至省高院时,遭拒。 

    12月28日,州中院将案卷发回市法院,并指令依法执行。当吴如新找到市法院负责执行此案的王法官时,王说:“不好强制执行。” 万般无奈之下,吴如新想到了申请国家赔偿。依照法律程序,2002年7月4日,吴如新先向凯里市法院提出司法赔偿申请,要求确认执行工作局不行使权力的行为违法,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6万余元。但申请书到了市法院两个多月,未见答复。 

    9月22日,吴又向州中院递交了第二份司法赔偿申请书。12月28日,中院复函称“不属于受案范围,不予受理”。据一位法官介绍:即使赔偿委员会作出了赔偿决定,执行起来也相当困难,因为《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没有具体的强制执行措施。

    “法律的执行者要尽到义务”

    对此案的“执行难”问题,有关法律人士认为:“司法最后救济的方式是法理使然,任何人受到非法侵害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求得公正。法院不仅要行使好审判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将执行权行使到位。因为生效法律文书之所以更具威慑力,就在于它背后依附的是国家强制力。如果连生效的法律文书都可以打折扣,那这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程序就会受到极大伤害。因此,要杜绝生效法律文书在执行上打折扣的问题,必须完善我们的执行制度。” 

    一位律师说,此案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当今社会都在呼唤司法公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院都得不到保护的话,势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与正义。 云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田成有认为,一起简单的执行案件,仅仅因为被执行一方是公安局,法院便以种种“理由”不予执行,确实令人费解。更为可怕的是,一旦人们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产生的后果将是无法设想的。因此,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必须要看到“执行难”带来的负面影响,切实尽到自己的义务。 

    等待结果

    尽管此案经7年多还没有一个结果,但各级有关部门及领导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如新的声援: 

    贵州省政法委曾6次将此案批转相关部门处理;贵州省公安厅政治部、纪委4次督办此案;黔东南州人大两次作过批示;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文明铣作了批示,并亲自过问此案;黔东南州公安局局长许德璋3次接待过吴如新,并指示市公安局认真处理;凯里市人大主任李仁和多次督办;凯里市原政法委书记龙兴安亲自过问;凯里市政府原副市长杨胜美作了重要批示;许多新闻媒体对此事也进行了报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此案的“执行难”问题,记者曾试图采访当地法院和公安局,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如今,已过去了7年多时间。为打这场官司,吴如新四处奔走,已被折腾得满头白发,人也瘦得不成样子,还欠下了3万余元的债务。 由于没有钱请律师,他自学了法律,现在已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作为一个稍懂一点法律的我来说,打这场官司都是这样难,换成普通百姓,那就更难了。”他向记者表示,再难也要把官司打到底。 记者在发稿时获悉:此案引起了贵州省政法委、公安厅、黔东南州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已派督察组督办此案,凯里市人大已将此案纳入了监督程序。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4月下)


(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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