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观点 >> 社会走笔 2003年4月27日09:52


法律能否给小偷中介定罪

王晓东

    

    “小偷中介”帮忙找回被偷物品并收取“好处费”

    ■议题一:小偷中介得知小偷的盗窃行为后有无向公安机关举报的义务?知情不报应承担什么责任?

    主持人:中介行为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许多交易行为均通过中介人来进行。近期,在北京某社区出现了小偷中介,他们得知小偷的盗窃行为后不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通过向急需找回被盗证件的失主收取好处费来获利。由此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小偷中介发现盗窃行为后,有无向有关部门举报的义务?

    刘智慧:如果小偷中介仅仅是知道小偷的盗窃行为,而没有进一步的其他行为,我认为其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的义务。我认为,“知情必报”对一般公众而言应是一种倡导意义,而非强制意义。法律不能以“知情不报”为由勉为其难地将过多的法律责任苛加于弱势的社会普通人,这实际上可以体现法律对人性的宽容和对人权的尊重。何况,如果将知情必报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在目前社会的各项法律机制、安全保障都达不到同相应义务对应实施的程度,在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寄希望于公民无条件履行自己的义务是不现实的。

    许兰亭:“小偷中介”知道小偷的盗窃行为后,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仅仅是知情不举,还谈不上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伪造、毁灭、隐匿证据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了伪证罪,构成伪证罪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已经把“小偷中介”作为证人,向其调查取证。

    佟强:公民举报犯罪行为虽为我国法律所倡导,但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没有规定公民在发现违法行为发生时负有向公安机关举报的义务,否则就不会存在悬赏通缉的现象了。根据我国刑法,如果没有实施共同犯罪行为,也没有窝藏、包庇等行为,公民只有在知道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时,才于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时承担举报义务。本话题不涉及间谍犯罪行为,因此所谓“中介”不承担举报义务。

    王秀梅:我国现行法律对公民的举报义务有明确的规定,向司法机关报案、举报是每个单位或个人应尽的法律义务。为了便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及时查清案件,一切了解案件情况的自然人或有关单位,无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都应向司法机关报案、举报或作为证人如实提供案件情况,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拒绝向司法机关报案、提供证据这一法律义务。

    主持人:得知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不向有关部门举报,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对此有何规定?

    吕新伟:对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举报,这不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对于公民发现犯罪事实却知情不报的行为是否应受处罚、应受何种处罚,目前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即使公民没有依法履行举报的义务,也只能是受到道义和良心的谴责,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王秀梅:对知情不举者责任的实际认定问题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协助司法机关同犯罪做斗争,是公民自觉履行义务的行动。如果知情不举者忽视该项义务,只能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或良心的谴责,不会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如果“小偷中介”者与小偷相互串通实施这种行为,则应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议题二:小偷中介的中介行为应如何定性?

    主持人:小偷中介通过帮失主找回急需的证件来收费的行为应如何来认定?这样做是否合法?

    刘智慧:我认为,该行为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应承担一定行政责任的行为;如果其情节构成犯罪的,比如说构成盗窃罪或销赃罪,其还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王秀梅:我认为,在不同的前提下,中介行为的性质截然不同。现实中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中介者没有参与盗窃,对小偷的盗窃行为全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中介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如熟悉周围环境、小偷情况等,有偿帮助失主寻找丢失物品,属于一种非正当的谋取利益行为。这种居间中介行为虽然基于失主和小偷的认可,但不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范畴,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其二,中介者明知丢失物是盗窃所得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中,中介者与小偷之间并无事前的共谋,但与小偷之间形成一种合作的共识,而且对盗窃所得赃物具有明确的认知,帮助失主寻找失窃物品只是中介者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销赃行为。这种行为应以销售赃物罪论定。其三,中介者与小偷共谋的情形。中介者与小偷预谋、策划通过盗窃行为牟取中介费用,这种情形对中介者应以盗窃罪的共犯认定,即使中介者没有参与实施盗窃行为,也应按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佟强:在行为特征上,失主与“小偷中介”之间的行为属于委托合同行为,即某人委托他人完成某一事项,受托人根据该委托完成指定行为。本案中失主委托“小偷中介”从事寻回部分被盗物的行为即符合此特征。至于上述委托行为是否有效,需看其是否合法或符合社会公共道德(亦称为善良风俗),本案行为因委托事项违反善良风俗而致使合同无效。对于该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如下:如果按双方约定失主先付打点费并且已经实际支付,则该打点费性质属于基于非法行为的不当得利,失主无权要求“小偷中介”返还;如果双方约定失主事后付打点费,则该打点费失主有权不予支付,“小偷中介”无权主张。

    许兰亭:“小偷中介”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受谴责的行为。根据不同情况还可能构成犯罪。一、“小偷中介”和小偷一起策划、通谋盗窃,由小偷去偷,由“小偷中介”负责向被偷的人收取费用(实质上就是销赃),则“小偷中介”与小偷一起构成盗窃罪,是盗窃罪的共犯。二、“小偷中介”教唆小偷去偷,则“小偷中介”也构成盗窃犯的共犯。三、“小偷中介”事先没有与小偷共谋盗窃,只是小偷偷完以后帮助其处理赃物,则构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四、如果公安司法机关找“小偷中介”了解情况,调查取证,而“小偷中介”却为小偷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则可以构成窝藏、包庇罪。犯本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议题三:小偷偷窃三次就可认定为盗窃罪,如果小偷中介也为此中介三次,那么中介的行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

    主持人: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处罚。假如小偷中介为此中介三次,能否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王秀梅: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是共犯。如果“小偷中介”与盗窃犯之间既没有实施盗窃犯罪的共同故意,也没有事前或事中参与的共同行为,则不构成盗窃罪的共犯。如果“小偷中介”教唆或怂恿盗窃犯实施盗窃行为,自己再实施中介行为,收取一定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盗窃犯一次盗窃的数额达到认定盗窃罪的起点,或者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法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次数,小偷中介的教唆或蛊惑行为也应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如果小偷中介仅仅是因为其了解市场治安状况而知道相关信息,并通过出卖信息获得酬劳,与盗窃犯之间既没有主观上共同的内容,也没有客观上共同的行为,则不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吕新伟:小偷中介三次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要看小偷中介与犯罪分子事前是否有通谋。如果事前有通谋,事后对犯罪分子所得赃物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犯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事前未通谋,事后明知是犯罪赃物而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窝赃、销赃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本案中小偷中介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共犯,主要取决于其与小偷有无事先通谋。事前有通谋构成盗窃共犯,无通谋的构成窝赃、销赃罪。

    佟强:因为小偷中介所实施的行为虽不合善良风俗,但并非犯罪行为,而且其亦不存在与小偷之间的事先串通,故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要件,因此不属于共同犯罪。

    ■议题四:本案中小偷中介的行为是否构成销赃罪?

    主持人:小偷盗窃的物品应认定为赃物,而中介收取费用后,将被盗证件交还失主,实际上是将被盗物品变相卖出,这种行为算不算销赃?

    佟强:刑法对销赃罪的规定是“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关键是“小偷中介”收费后将钱包里其他东西返还失主是否属于“销售”行为?根据刑法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上述行为不属于“销售”行为。当然,如果小偷与“小偷中介”之间事先共同预谋,形成你偷我卖的链条;或者两者虽无预谋,但经多次“中介”成功而已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销赃关系,应可以构成销赃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刘智慧:销赃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

    销售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且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这里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而从讨论背景来看,小偷中介已然构成“明知”。而其行为,显然属于一种代为销售的行为,只不过销售的对象限定在被偷者而已,而认定销赃罪是不需要考虑销售对象的。

    王秀梅:“小偷中介”将失窃者的物品交还失窃者,并收取失窃者费用的行为不能一概以销赃论。所谓销赃,应当是小偷中介代为盗窃犯将犯罪所得的赃物卖出。本案情形是失窃者主动找到知道内情的“小偷中介”代为寻找失窃物品,不属于销赃行为。

    吕新伟:小偷中介收取费用后将被偷物品交还被偷者的行为应属销赃。知赃卖赃符合法律对销赃行为的界定。

    许兰亭:“小偷中介”收取被偷者费用后,将被偷物品交给被偷者,实质上是销售赃物,可定销售赃物罪。如果“小偷中介”借机敲诈勒索被偷人的,还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议题五:小偷中介存在引发的社会思考

    主持人:众位专家前面提到,小偷中介的行为是违法的,而失主无奈的妥协无形中助长了这一不良行为的气焰。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法制建设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对于这一点,专家有何建议?

    王秀梅:“小偷中介”本质上属于一种违反常规的行为。遗憾的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该中介行为既没有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失主,也没有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失主的财物,因而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尤其是,失主似乎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给小偷中介,作为找回自己丢失的其他物品的酬劳,在双方自愿达成这种“服务性合同”的前提下,似乎也难以确定该中介行为的违法性。但是,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一向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小偷中介”这种怪异的社会现象,无论其作用是好是坏,都是对失主雪上加霜的不道德行为。这些问题引发的法律思考包括:一、“小偷中介”现象的出现,严重混淆了民众的正确价值观及守法意识,混淆了公众对错与正误的一般评判标准。二、“小偷中介”和受害者本人均缺乏一般的法律常识,失主丢失物品不能主动与司法机关联系,反而却与“小偷中介”联系寻求帮助,这不仅助长了“小偷中介”现象的滋生,而且显示出民众对司法手段力度的怀疑。三、应尽快加强公民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四、建议制定相关法律规范不正当的中介行为。

    刘智慧:应该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来遏制类似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倡导“知情必报”,使小偷不仅在客观上丧失小偷中介这样一个销赃渠道,而且在主观上也断绝寻找小偷中介的念头。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给对偷窃行为进行举报者一定的物质奖励。这种手段既可以鼓励知情必报,给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道德觉悟感标示出一个合理的趋向,而且也可以给小偷以心理上的威慑。1996年广州市首次推出悬赏30万元用以举报非法生产线,很快破获了近30条非法光盘生产线。再比如,国家计委、财政部也出台了《价格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办法》,对于举报的范围、规定奖给举报人的奖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吕新伟:之所以会出现小偷中介,从表面上看是目前社会上小偷泛滥的结果。但从本质上来讲,还在于人们的法制意识淡薄。当遇到钱财物品被窃事件时,被窃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能尽快将钱物找回,而不是如何尽快抓住扒手,将其绳之于法。小偷中介正是利用了大多数人这种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从中投机取巧赚取所谓的“中介费”。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打击盗窃行为,在遇到被窃事件时能够及时报案,并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小偷,行窃的人少了,社会治安自然也就稳定了。另外,加强各种市场的管理也是当务之急,市场管理不能只收取管理费,而不承担安全防护工作,开办市场的负责单位必须加强市场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有责任将市场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也应当对辖区内的市场加强管理,确保一方平安。对进入市场的消费者,应当由市场开办者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如果市场主体放任违法行为存在,不采取安全措施,消费者人身财产因此受到违法侵害的,市场主体应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佟强:“不向非法让步”是一个正直社会的道德准则,因此“小偷中介”这种“地下秩序”是不符合善良风俗的秩序。失主完全可以通过报告公安机关或者自力寻找小偷并要求其返还丢失物的合法手段寻求救济。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失主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正因为通过正常渠道寻找失物的成本大于通过“小偷中介”寻找失物的成本,失主才会选择“小偷中介”。所以往往是在合法途径效率较低、成本较大的社区里,才会有上述“地下秩序”起到代偿作用,这和前几年社会风行讨债公司有类似之处,后者反映了通过法院或其他正常渠道讨债的不经济或低效率。但是法律观念不同于经济观念的重点是,法律强调行为的道德性,强调全社会的是非观念,如果为了一时一地的经济性而放弃了对整体社会秩序的保持,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上述失主的上述行为从经济上属于理性行为,但仍然属于非法。同时应当指出,针对“小偷中介”行为存在的土壤,我们一方面应该致力于加大惩治偷盗等违法力度,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不要形成纵容甚至鼓励“小偷中介”行为社会不良风气;另一方面,也需要公安、司法等有关部门对民众提供更全面、便捷、有效的犯罪追究机制,使人民生命财产得到切实的保障。

    ■文/本报记者■摄影/本报记者 侯毅君

    ■新闻背景

    据报道,在菜市场里丢了钱包不用着急,只要找到“小偷中介”,物品就会回到失主手中。日前,张女士讲起了小偷中介扎堆儿的怪现象。

    张女士家附近有个菜市场,小偷数量多得让人防不胜防。前两天,张女士买菜时把钱包丢了,很多证件都在里面。于是邻居告诉她,附近有些小偷中介,只要花些钱,他们就能把除了钱以外的东西找回来。

    在张女士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菜市场旁边一座居民楼中的小偷中介办公室。记者告诉他们,前几天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有些发票很重要。他们都表示,如果钱包当时丢的时候来找他们,就比较容易找到,但现在……在记者的一番恳求下,其中一人终于答应试着去找找,同时还透露出有个修鞋的人也能打听出小偷的下落。

    于是,记者找到这名修鞋人,他得知记者丢失钱包的时间是前几天,也说找到的希望很小。隔了几天,记者再次找到他,说有个同事的钱包刚丢,他先是拒绝,随后又说:“我要给你找着了,你是不是得给我打点打点,不过也用不了多少钱。”修鞋的人说道。但当记者问他是不是和小偷认识时,修鞋的却说现在做活的人太多,也不能担保每个小偷自己都认识。“不过,刚丢的钱包我绝对能找到。”他保证道。

    “就因为人们害怕小偷,才造成丢了东西还需要找个中介给讨回来的怪现象。与其拜托小偷手下留情,还不如把线索提供给警察,小偷自然会被一网打尽,菜市场的治安也就好起来了。”张女士建议说。

    ■相关链接

    ■《刑事诉讼法》

    第48条第1款: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第84条第1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刑法》

    第310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312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事先与犯罪分子有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与盗窃、诈骗、抢劫、抢夺、贪污、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分子事前通谋,事后对犯罪分子所得赃物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犯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事前未通谋,事后明知是犯罪赃物而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窝赃、销赃罪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观点

    ■对知情不举者责任的实际认定问题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协助司法机关同犯罪做斗争,是公民自觉履行义务的行动。如果知情不举者忽视该项义务,只能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或良心的谴责,不会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如果“小偷中介”者与小偷相互串通实施这种行为,则应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行为特征上,失主与“小偷中介”之间的行为属于委托合同行为,即某人委托他人完成某一事项,受托人根据该委托完成指定行为。至于上述委托行为是否有效,需看其是否合法或符合社会公共道德(亦称为善良风俗),本案行为因委托事项违反善良风俗而致使合同无效。

    ■“小偷中介”本质上属于一种违反常规的行为。遗憾的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该中介行为既没有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失主,也没有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失主的财物,因而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尤其是,失主似乎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给小偷中介,作为找回自己丢失的其他物品的酬劳,在双方自愿达成这种“服务性合同”的前提下,似乎也难以确定该中介行为的违法性。

    ■正因为通过正常渠道寻找失物的成本大于通过“小偷中介”寻找失物的成本,失主才会选择“小偷中介”。但是法律观念不同于经济观念的重点是,法律强调行为的道德性,强调全社会的是非观念,如果为了一时一地的经济性而放弃了对整体社会秩序的保持,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上述失主的上述行为从经济上属于理性行为,但仍然属于非法。

    ■本期主持

    杨灿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期嘉宾

    ■刘智慧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所长

    ■佟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吕新伟北京融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王秀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许兰亭北京市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

    本版所议话题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3年4月27日
(责任编辑:徐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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