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社会 >> 每日说法 2003年3月21日10:48


“上门揽案”、“主动取证”均应摒弃

傅国云

    

    司法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和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办案方式已难以适应日益复杂多样的现实司法要求,应从观念上、理念上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司法的要求。

    公权力不应干预意思自治

    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令的前提下,享有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权,国家不得干预。因而民事诉讼中也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尊重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及诉讼权利依法行使处分权。

    当事人不告不理,诉讼程序的启动须由当事人发起。法院则在诉讼活动中居中裁判,处于一个消极仲裁者的角色。一旦判决、裁定生效,如果不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存在不当,只要当事人双方没有提出再审申请,法院原则上“不告不理”,不应当自行启动再审程序。因为当事人基于诉讼成本等因素而不愿申请再审,实际上是当事人对法律赋予其诉权的一种处分,对此法院应予尊重,无须干预,以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而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履行监督职责,这种公权力介入显然不是为了当事人私法上的某种利益,最起码不是以当事人私法上的利益维护为出发点,只要当事人不提出申诉请求,检察机关原则上不应干预,以维护或尊重法院的既判力。据此,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开辟案源、上门揽案的做法应当避免。

    显然,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是一种权力制衡,是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制衡,以防审判权的滥用,当然这应由当事人提出申诉,检方才介入。除非法官涉嫌徇私枉法,以及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检方一般应当尊重当事人对私权利的处分。民事抗诉的目标是追求司法公正,监督、纠正法院错误的裁判,站在维护法制尊严的超然立场,它与诉讼标的、对象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完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当然抗诉的结果在客观上常常会有利于一方当事人,但这不是抗诉的价值目标,而是抗诉引申的客观结果,不是检方的主观目的。检方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除了维护司法公正之外也没有个人的任何私利,那种认为检察机关民事抗诉会破坏诉讼当事人地位平衡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总而言之,抗诉这种公权力介入私法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另一种公权力(审判权)的异化。

    强化当事人举证,突出法律监督地位

    长期以来,民行办案人员受刑事办案观念的影响,在抗诉工作中投入过多的司法资源,费时费力地为查清案件真相而调查收集证据,甚至主动依职权为当事人重新鉴定有关书证,以期案件可以抗诉成功。这种做法不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外化为社会资源),而且影响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平衡地位,导致诉讼机制失衡,即因检察机关为当事人一方调查取证动用社会资源而将对方当事人置于资源稀缺的地位。

    这种调查取证的行为也常常无法证明生效裁判的错误性。因为许多案件在原审中是由于申诉人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后果,这种判决完全符合证据规则,事后检方以公权力取得新证据也难以证明原判不当。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既然当事人提起诉讼解决私权纠纷,就应由其承担诉讼成本及风险,尽可能将诉讼中的司法成本(审判机关为当事人解决私法上的利益冲突而投入的人力、财力)内化为当事人的个人成本(由当事人支付诉讼费并承担举证责任)。所以,司法机关原则上不为当事人调查取证,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及依当事人申请而调查取证的事项,而法官违反证据规则未履行调查取证职责。据此检方可以公权力介入调查取证,以实现诉讼程序的正义。

    因此,抗诉中应弱化职权主义色彩,突出法律监督者的超然地位,强化当事人举证,而且原则上在生效裁判作出之前举证。对于“新证据”,即原审生效裁判作出时缺乏的关键证据,在判决生效后又获得的有关证据材料,检察机关一般不予抗诉,而应动员当事人自行向法院申诉。

    证明标准由“客观真实”走向“法律真实”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认识活动,而诉讼本质上是对有关命题的证明活动,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认识活动,所以“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适用于诉讼证明显然是不科学的。案件客观事实属于过去,留给现在的惟有证据材料,因此诉讼要发现的案件事实具有相对性,证明标准从而也发生根本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立足于探求案件的客观真实,民事诉讼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一方面,法院为调查取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另一方面,法官亲临第一线,对于其所取的证据材料也会“情有独钟”,导致法官在庭审前形成先入之见,由此也难以理性、中立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从而破坏了诉讼的平衡机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已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一种带有浓厚当事人主义色彩的“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已普遍受到法律界的青睐。

    笔者认为,民事证据制度层面上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真实,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达到“客观真实”。

    基于案件事实的相对性,诉讼证明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表现为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和法官的举证责任分配二元化。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要求在审判活动中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举证责任分配,不允许法官自由裁量;而法官的举证责任是在法律、司法解释缺位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公平、诚信原则以及综合案件的各种因素作出举证责任分配,实质上是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那些案情复杂、当事人双方争执不下的案件,允许法官运用自由心证来审查判断究竟哪一方提交的是优势证据,从而据以定案。因此,民事抗诉的司法理念应适应现代司法改革的要求和诉讼规律。

    由于受传统办案模式、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民事抗诉中往往忽视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难以适应民事审判改革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法官自由裁量及自由心证的合法性、合理性难以驾驭,不易准确把握民事抗诉的证明标准。因此,民事抗诉中融入现代司法理念,掌握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既是一种趋势,也是抗诉的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200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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