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社会 >> 社会广角 2002年7月22日08:49


长篇矿难调查报告:乌金泪

刘畅

    

   “6·20”黑龙江鸡西城子河煤矿爆炸,“6·22”山西繁峙金矿爆炸,“7·8”黑龙江鹤岗鼎盛煤矿爆炸———近日,记者踏访上述矿难发生地,采访了众多经历矿难的人。灾难过后,痛定思痛,当我们得以用理性的目光,回望近来频频发生的矿难时,才发现,我们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转折点上,同时又是一个事故多发的转折点上。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民族能完全避免灾难。但面对新世纪,我们有理由也有可能防范灾难、减少灾难、远离灾难。这是历史的命题,也是命运的呼唤。

    第一章 矿难,矿难

    矿区情怀 

    赵文阁哭了,在迷蒙细雨中。

    刚刚从小卖部买东西出来,赵文阁踏着泥泞的小路回家。这天,是7月13日,小路上还撒着黑色的煤屑,提醒着人们,这里连成片的平房,居住着无数与煤矿息息相关的矿工家庭。 

    不等记者说明来意,赵文阁抹着眼睛说:“进屋吧,进屋吧。”走进一间低矮的砖房,低于路面的屋内,刚刚抽完积水,雨水正顺着屋顶缝隙,不停地滴落在盆子里,发出嘀嗒的响声。赵文阁说,“我永远忘不了矿井出事那一天。”

    赵文阁,今年36岁,是黑龙江鸡西城子河煤矿工人江志华的妻子。6月20日,天气格外晴朗。早晨6时,江志华说:“今天,我上单位请个假,趁天好,咱们把房子修一下。”此前,他们居住的不足10平方米小屋,漏雨很久,这也是同住的老母亲董珍芳的一块心病。

    江志华今年37岁,是城子河煤矿的井下检修工。由于煤矿正进行安全检查,江志华的假没有请成,便下井进行检修,从此便再没回来。对此,67岁的母亲董珍芳泪水涟涟:“我的小孙子14岁了,要考初中了。将来,他长大了,就是要饭也不下井。” 

    年轻的时候,董珍芳曾下井10多年。后来,儿媳赵文阁也在个体小煤矿下过3年井,每月收入200元。近年,国家关闭了许多个体小煤窑,也不再准许妇女下井。所以,她们充当着井下工人的“贤内助”。

    6月20日,一场特大瓦斯爆炸,115名矿工遇难。其中,就有江志华和他的二姐夫于洪春。两位家庭成员骤然离去,使董珍芳感受切肤之痛。当遇难者遗体被运到地面,她们二话没说,就将亲人火葬。送别儿子远行,白发苍苍的董珍芳说:“国家不容易,煤矿也困难,我们绝不增添任何麻烦。”

    因糖尿病,老妈妈一直在打点滴,药费只能按50%报销。尽管如此,除3万元抚恤金、丧葬费外,她们没有提任何要求。江志华生前,每月工资近800元,养活全家。鸡西矿业集团的刘维久说,该集团是国有大型企业,共有8万名职工,整个矿区人口46万。这里,有许许多多可敬的矿工家庭。

    煤炭局长的心事

    鹤岗市煤炭工业局局长高云接到电话的时候,感到“浑身发冷,头皮发紧”。

    7月8日14时50分,一位邻近煤矿的矿长打电话给高云:“听说,鼎盛煤矿出事了。”

    伤亡有多大?”高云问。    “不清楚,可能会有20多人吧。”说完,对方电话就挂断了。

     高云向记者回忆说,在赶往鼎盛煤矿去的路上,他心情复杂,浮想联翩。2000年8月以来,这里一直没有发生过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而今,是怎样一种劫难呢?

    鹤岗市是黑龙江省有名的煤城,1919年就开始采煤,1949年,国家建立了大型国有煤矿———鹤岗矿务局。近年来,依托国有煤矿资源,地方小煤矿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01年,国家对小煤矿进行专项整顿,数量由95个减少到79个。79个小煤矿中,78个改制为个体私营。此次发生事故的鼎盛煤矿,原为鹤岗市南山区所属的集体企业,曾被省经委评为“城镇集体明星企业”,也是部级“质量标准化矿井”。据介绍,因为有300多万元贷款无法偿还,煤矿经营难以为继,2001年,这家集体煤矿以“零价出售”的方式,改制为个体民营。目前,该煤矿有矿工190人,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6万吨煤矿石。

    高云赶到了鼎盛煤矿。初步确认死亡44人,此后的3天3夜,高云都难以合眼。鼎盛煤矿矿长邹天宇,也在遇难者之列。高云认识邹天宇,他才39岁,但“干”煤矿已经18年了,曾经担任鹤岗市南山区第四煤矿副矿长。

    “不该出事啊!”高云惋惜不已。 

    7月3日,鹤岗市煤炭局检查人员在此下井,7月5日,再次下井,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今年鹤岗市的煤炭市场格外看好,往年夏季是淡季,一吨煤才卖60多元,今年,达到一吨90多元。重重监督之下,鼎盛煤矿还是“偷”着开工了。 

    高云说,7月8日,邹天宇带领矿工下井后,对一段电缆进行更换,停电2小时,这时,瓦斯迅速聚积。当送电恢复时,发生瓦斯爆炸。一份报告显示,救护队勘查证实“由于瓦斯聚积较少,其威力也比较少,井巷造成的破坏程度不是很严重”,于是,“仅用7个半小时就把遇难者尸体全部找到”。 

    矿难发生后,煤矿银行账户被迅速冻结,尚有100多万元资金,加上价值100多万元的存煤,赔付遇难者家属不成问题。对此,高云仍愁眉不展:“如果邹天宇活着,他不会承认自己‘要钱不要命’。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如果停电、换电缆时,人员能够撤到地面上来,如果没有侥幸心理,这44条生命都应该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啊。” 

    从事故现场返回鹤岗市区,正是华灯初上。广场上,歌舞声随着阵阵微风飘来,人们在舞着、跳着、唱着,一派祥和气氛。这一切,让高云心生“恍若隔世”和“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感慨。 

    他的办公室,陈列着“鹤岗市矿井分布图”,上面的79个煤矿宛若洒落的星光,飘绕在小兴安岭山麓上。对此,已担任8年煤炭局长的高云,总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鼎盛煤矿事故调查组驻地,主管安全的黑龙江省副省长张成义告诉记者:“睡觉都睡不踏实啊。” 

    调查者:奔波的滋味

    7月10日19时许,为查清鼎盛煤矿爆炸起因,纪国友走下矿井。作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二司副司长,他已说不清自己下过多少次井了。 

    2000年岁末,国家成立了专职主管煤矿安全的监察队伍,2800多人,分散到70个办事处,对全国煤矿安全进行监察。奔波在外,家人经常问“什么时候走”和“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标准答案是“不知道”。 

    江苏徐州的一次矿难过后,他来到井下,马上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巷道垮塌,支护全无,有的地方需要自己爬过去。因而,“到危险地方、到爆炸点去”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口头禅”。

    7月11日晚23时,小兴安岭东麓的鹤岗市,深夜的山风中带有一丝凉意。这时,纪国友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今年1至6月,全国煤矿事故遇难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事故总体数字也有所下降。但是,由于鸡西“6·20”特大瓦斯爆炸等事故的影响,使得“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一次,纪国友正在山西检查工作,突然,当地煤炭局长接到一个电话,脸“唰”地一下变白了,纪国友忙问出了什么事,结果,又发生了重大事故。他随即打电话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值班室、公安部值班室等沟通情况。如此这般的“意外消息”对他来说并不鲜见,“一发生事故,我的头都痛”,他说。

     燕明春,纪国友的同事,常常一起参与事故调查。他说,过去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对于安全生产来说,许多人“到了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不落泪,撞到南墙不回头”。

     他们回忆说,今年春节,北方一个小煤矿,矿上的人全都放假回家“过年”了。留下一个老头看矿井。这天,他发现井口冒烟,又找不到矿长,就向副矿长汇报。副矿长二话没说,带着4个人下了井。老头在井口左等右等,不见人上来,就又向矿长汇报,矿长带人下去,也没有回来。

    对此,他们惋惜不已:“冒烟说明井下着火,氧气没了,是最危险的时刻,下去的人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一氧化碳中毒致死。”纪国友深有体会:“高危险的行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但是,由于煤矿生产准入门槛很低,也留不住人才,而很多安全事故恰恰由于生产人员低素质、缺乏常识发生,确实让人痛心。” 

    国家印发了《煤矿安全规程》的小册子,指导安全生产,但很多矿长看不懂,甚至,个别私营煤矿矿长竟是文盲,把“防瓦斯”等规定说成了“防火、防盗”。 

    监察官员们向记者反映,去年下半年以来,煤价上扬,使得许多小煤矿迫不急待地抢进度,井下瓦斯记录,常常虚假填写。在鸡西矿业集团,一名官员说,国有煤矿管理比较正规,井下有瓦斯探头(瓦斯监测仪),一旦瓦斯超限,就会自动断电,工人们不得不返回地面。然而,有的工人以为,一旦断电、升井,自己当天的活就白干了,会拿不到报酬,就用泥巴将瓦斯探头“糊”上。对此,这位官员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将生命历程与事故调查结缘,纪国友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慨。他不知道,自己还将在事故现场调查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的奔波,何时能换来一片净土,上面写着宁静、祥和、安全。 

    第二章 安全,安全 

    井口的沉思

    谢纯杰手捧着报表,站在浴室门口,憨憨地笑着。

    这里是鸡西城子河煤矿“一号客浴”,专门供外来者、领导下井前更衣、返回后洗澡的地方。虽然条件比一般矿工浴池略好,但墙上剥落的墙皮、简陋的桌子,依然显示着煤矿的艰苦。

    谢纯杰是浴池的值班员,煤矿领导下井,他是最直接的目击者和服务者。他手里,拿着一本“领导干部入井日报表”,上面写着:左凌云、孟繁平7月12日19时下井,24时升井,查明:监测探头有坏的已更换、144工作面有15棵倒柱。  

    左凌云,城子河煤矿新任矿长,孟繁平,新任党委书记。他们7月12日24时升井,7个小时后,就赶往矿业集团机关参加安全会议。手里捏着这份报表,谢纯杰自言自语地说:“安全无小事啊。”  

    7月13日,记者来到城子河煤矿。6月20日,这里的一场爆炸,使115人命丧井下,其中还有鸡西矿业集团总经理赵文林。   谢纯杰说,当天不是他当班,但听到爆炸的消息,感觉“天旋地转”。因为,赵文林带领4名处级中层干部,就是在这里更换了工装,走下矿井,再也没有回来。  

    一名官员指着衣箱说,先穿上线裤,再换上工装,赵文林是6月20日9时10分换完衣服,5分钟后到达井下,半个小时后,瓦斯爆炸发生。  

    走过长长的矿灯房走廊,井口“安全重要,落实第一”的标语格外醒目,还有一个灯箱标着“安全是福”。鸡西矿业集团的干部说“这是赵局长提出来的”。鸡西矿业集团,原是鸡西矿务局,厅级单位,所以至今很多人仍习惯称总经理赵文林为赵局长。

    在鸡西,流传着许多有关赵文林的故事。谢纯杰说,每次,赵文林在井下,都用水“涮”一下靴子,不给人增加麻烦。一位干部也说,一年多前,赵文林从七台河矿务局调任鸡西矿业集团,当时这里很多煤矿都30多个月开不出工资,赵文林来后,几经努力实现了鸡西矿区的减亏。为此,他被称为“解困局长”。  

    谢纯杰说,“从赵局长来了以后,我们工资能按月领了,生活开始慢慢好转。”甚至许多遇难矿工家属也反映“赵局长是好人、好领导”。 

    在鸡西城子河煤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进门的大幅标语,上书“希望在我们手中,拼搏才有希望”、“不出煤,就没有出路”。   鸡西矿难后,有关部门披露,曾7次下达停产整顿通知,但因牵扯矿区人的“吃饭问题”被推迟,直至悲剧发生。日前,鸡西“6·20”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被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作为相关责任人,鸡西矿业集团总经理赵文林、城子河煤矿矿长赵永金都已罹难。对此,鸡西的干部群众表达了十分复杂的心情。赵文林提出“吃上饭、吃饱饭、吃好饭”,确实让人们心存感激。并且,作为长年下井的矿区领导干部,赵文林身上的平民气质和务实作风,也深受职工爱戴。 

    据介绍,赵文林遇难后,有5万名矿区群众十里相送,场面极为感人。鸡西矿业集团宣传部副部长刘维久说,赵文林是矿区的“靳开来”(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主要人物,牺牲时,因违反纪律未获军功章———编者注)。 

    2002年3月8日,黑龙江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出具监察意见,认为城子河矿144工作面瓦斯超标,要求这一工作面“立即停产整顿”,采取措施,在今年二季度末解决,没解决前“必须采取可靠的综合治理措施,确保瓦斯不超限”。 

    一位领导同志将这份报告交到记者手中时,目光中流露出惋惜之情,因为,这份监察意见的最后,明确写明“存在的问题由鸡西矿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赵文林……城子河矿矿长赵永金组织整改落实”,并要“确保万无一失”。   2002年6月11日,一份来自监察机构的“加强和改善管理建议书”也称:城子河煤矿发现隐患20条,重大隐患两条,再次责令145工作面停产整顿。 

    2002年6月19日,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的通报称,“有的矿井在瓦斯治理上还存在差距(如城子河煤矿145采面)”,对于144采面瓦斯检测员“未经培训”也责令其停产整顿。 

    这份最后通报发出的第二天,城子河煤矿上述工作面就发生了爆炸。调查表明,“由于停风停电,造成瓦斯积聚,并达到爆炸界限,排水电器设备的防爆性能出现问题,在重新启动时引发瓦斯爆炸”,因而酿成“重大责任事故”。

    对于不断发出的“停产整顿通知”,煤矿职工江美花心情复杂,尽管她的弟弟在这次矿难中丧生,但她最担心的,还是矿区会不会停产,甚至关闭,因为,这意味着“没了饭碗”。安全与生存、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把一个大大的“?”写在了矿区的土地上。 

    安监局长的一本账   “你想问什么?”王峰打量着记者,皱着眉头,目光有些迟疑。此前两次约见,被事故调查忙得不可开交的王峰都表示“没时间谈”。直到记者找到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成义,请求“借王峰一点时间”,他才答应“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王峰,黑龙江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黑龙江省的小煤矿最多时达到4800多个,经过坚持不懈地整顿,到2001年初,仅剩下1916个。一年多来,通过县、市、省三级验收,又关掉小煤矿近700个,目前,全省共有1237座小煤矿通过了验收。    此举给政府带来了难题,由于政策原因,很多关停的小煤矿具有合法手续,矿主要求赔偿,“正在生产的煤矿,说关就关了,怎么办?”为此,省政府决定“依法关闭”,拨出近两亿元赔偿金,标准是每一万吨设计能力赔偿8万元。当然,这不包括非法小煤矿。

    今年,省政府的目标是“咬牙”再关200个,将全省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000个以下。

    对于相隔18天的两起爆炸,王峰感慨万分:“两个井出事,将我们100%的努力付之东流。”同时,王峰认为,安全是一个综合因素,不是定个法律、下个文件、开个会就能解决的。

    目前,黑龙江省鸡西、鹤岗、七台河、双鸭山等矿区,安全投入的历史欠账达5.7亿元,包括通风、安全仪表、仪器等基本投入不足。况且这些煤矿都历史悠久,抗灾能力较弱。“就像人有病,经不起风吹雨打。”王峰说。 

    比如,城子河煤矿2000名井下工人,自救器只有900个。6月20日发生的爆炸,一氧化碳冲击波达两三公里,三分之一的人因窒息遇难。此外,井口深,有的煤矿垂直深度达800多米;瓦斯大,顶着瓦斯采矿,稍有不慎即造成灾祸。如此复杂的客观、历史原因,使王峰这个煤矿安全的“监察官”,经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面对新一轮事故高发期,王峰说,发达国家也经历了事故频发、事故减少的历史进程。比如,探矿后,先进行瓦斯排放,利用高科技将瓦斯利用,等瓦斯含量降到最低,再进行煤矿开采。为此,王峰还列出两个公式:

    瓦斯大+井口深+安全欠账、设备老化+安全意识淡薄+工人素质低+干部素质低=事故。

    瓦斯低+高科技+人员素质高=高效益。 

    王峰的梦想,就是在矿区的土地上,把第一个公式转化为第二个公式。“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努力啊。”

    一个私营煤矿的困惑 

    夏日的骄阳下,位于鹤岗矿区角落里的鼎盛煤矿显得寂静、寂寥。难以想象,10多天前,这里一场瓦斯事故使44人命丧黄泉。至今,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矿的矿长邹天宇,具有18年的煤矿经验,“为什么急于开工,又为什么对‘井下停电人要撤离’这样的常识性问题都没有引起重视呢?” 

    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中说,“有一定数量的煤矿投资主体多元化,出资人雇用矿长,即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出资人只注重追求产量、效益,矿长只能为出资人拼命多出煤,提高产量,在安全问题上则做不了主,造成安全措施不落实,隐患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排除。”

    这份报告,是鼎盛煤矿矿难后,针对“全市煤矿存在的问题”而言的。由于邹天宇已然“离去”,至今,人们无法证实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偷”着生产并导致事故的。只有井口依旧冒出的一缕青烟,诉说着一个关于生命、安全的不解的谜。 

    张新矿纪事 

    李玺站在连绵的小雨里,有些秃顶的他,轻轻抹着头上的雨珠。 

    李玺,鸡西矿务局张新煤矿党委副书记,今年53岁。张新矿,距离城子河煤矿30多公里,全矿人口1.6万。李玺说,张新矿也有过辉煌的历史,1964年7月6日投产,设计年生产能力60万吨,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现代化竖井,当时声名大振。 

    张新矿采区位于城子河煤系,1990年以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冒出140多个私营矿井,大多是无证开采,形成了“小井与大井争锋”的局面。1994年10月13日,秋雨连绵,一个非法小井与国有大矿井贯通,随即,奔腾的二道河水、黄泥河水将小井淹没,透水事故发生了。洪水将小井冲塌,进而进入大井,一时间,国有煤矿的所有设备被淹没,直接损失2500万元,间接损失3700万元。

    这一天对于李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从此,张新矿一蹶不振。7月13日,天空飘着小雨,张新矿的职工打着雨伞,踏着泥浆,到黄泥河边观望,担心河水再次将矿井淹没。

    如今,张新矿4个采煤队仅剩下1个半,由于开不出工资,很多人员流失掉了,这个矿6年没进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原因是“没人来”。李玺担忧地说,技术工人、采掘工、技术人员,缺少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今年,上级给的亏损指标是575万元,但现在早已超过这一数字。 

    去年,李玺作为矿领导,交给上级抵押金6000元,由于没完成任务,年底只返还了3000元。为了3000元钱,李玺曾“心疼得睡不着觉”。他说,“矿上大修工程欠款多,回风系统巷道维修跟不上,好在现在煤炭市场效益好,一吨煤能卖到106元,只要坚持不懈,把经济搞上去,就一定能保证安全。” 

    第三章 发展,发展 

    安全生产专家的心愿 

    20多年前,一个青年走下矿井,在一次透水事故以后,水把井下设备全冲走了,他和伙伴踏过井下一尺多厚的泥,清理着几千米长的巷道。为此,他的手上、背上都受过伤。

    在矿山下井的日子里,他目睹了负责安全的同伴死于事故的悲壮场面。后来,这位青年考上大学,学的是探矿。1985年,当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一个专业让他眼前一亮———安全工程,“这是保障生命的专业啊”,他感叹。当时,安全工程在我国刚刚起步,在金属矿山受过“刺激”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一专业。 

    2002年,中国矿难事故频发,这时,当年的青年已经46岁了,成为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的安全生产专家。一时间,他成为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他的名字叫罗云。

    罗云说,我国进入安全事故频发的第五个高峰期,前四次高峰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1992年至1993年第一轮工业改革时期。目前,他的“第五次”理论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罗云认为,“人的因素”是主要的,因为,我国的安全事故大多是人为事故,从管理、技术、生产力水平、人员素质等方面说,目前我国“安全水平整体较低”,要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付出代价。因此,目前的事故发生率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罗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安全生产是复杂、系统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制定法律、下发文件、领导重视就能解决的,需要大量、长期的基础性工作。”罗云呼吁,要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不能简单地下达停产通知单了事。同时,应加大安全生产投资力度,逐步使安全生产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1.5%左右(20世纪末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只有企业自身重视安全生产,加大安全投入,才能形成长久的安全机制。

    对于安全生产运行体系,罗云认为,应该建立“五方结构”,即国家监察、指导,地方政府管理、协调,企业负责落实,工会负责监督,中介机构提供咨询、评估。此外,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政府、雇主(资方)、雇员(工会)的“三方结构”,要靠发展来解决矿难频发的问题。

    目前,安全科技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广泛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等许多项目中,很少有关于安全生产的理论研究,安全生产科研项目的资助也微乎其微。

    对此,罗云常常鼓励年轻学人“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放弃,安全生产是有助祖国复兴的大事”。

    安全经济观

    一次矿难过后,一位监察官员赶赴内蒙古,听到了两位农民的对话。 

    一个说:“在矿上干了几年,怎么说没就没了。”

    另一个说:“他死得挺值的,还赔了两万元钱呢。”

    随后,听到了“啧啧”声:“我们干到死,都挣不到两万呢!” 

    当这位监察官员将故事讲述给记者时,他的面色显得悲哀而凝重:“一定要提高伤亡成本,让矿主们死不起人,不敢冒这个风险。”

    对此,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燕明春也感受颇深。据介绍,根据20年前制定的“伤亡抚恤标准”,一次性赔偿只是一个工人48个月至56个月的工资。如此算来,也就在两三万元钱。

    据了解,有的矿主私下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断一个指头赔1000元,两个指头3000元,直至死亡,也不过5000元,甚至私下要求矿工家属签字。这样的现象,令监察者感到痛心。

    一位安全监察官员感慨:“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比较严密,赔偿数额更高一点,就会让许多黑心私人矿主倾家荡产。”此外,针对小煤矿事故后,矿主逃匿,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处理善后的普遍情况,有关人士建议,应向矿主收取“风险抵押金”,不能再让政府为黑心矿主“买单”。

    在山西繁峙“6·22”金矿爆炸事故发生后,矿主殷山、洞主王全全等逃匿,他们在银行账户上分别只有20元、30元,结果,政府部门一边忙着事故调查,一边张贴遇难家属接待通知,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司长纪国友说,去年,江苏徐州“7·22”特大瓦斯爆炸之后,当地痛下决心,关闭了162个小煤矿,仅剩的4个也由国家买断,成为地方国有煤矿。这种让小煤矿全面“退出”的做法,表明了地方政府的决心。而在我国中西部很多地方,由于贫困,小煤矿还是地方经济的主要收入,如何引导、整顿,成为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课题。 

    在黑龙江鹤岗,正在抬高煤矿安全的“准入门槛”,要求私营煤矿平均投入80万元,添置通风、安全设备,要求“双电源”,保证一个停电,另一个继续畅通,不让瓦斯聚积。此外,添置瓦斯抽放设备需30多万元,瓦斯监控设备需7万多元,这些设备在改善井下安全生产条件的同时,也让“企图以牺牲工人生命换取最大利润”的矿主望而却步。

    有关官员说,通过安全投资,把事故和职业危害消灭在萌发状态,是最经济、最可行的安全生产之路。社会越是发展,越是要强调安全生产,安全就是效益。这是需要全社会普遍认可的“安全经济观”。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2年7月22日
(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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