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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家中的追忆———邓小平亲人访谈实录
新华社记者  夏林  曲志红
  2004年08月15日05:43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邓小平在玉泉山赏玉兰花。(选自《邓小平画传》)
    邓小平在玉泉山赏玉兰花。(选自《邓小平画传》) 
  时间:2004年8月11日,一个溽热散去清风徐来的早晨。

  地点: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深处,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院落。邓小平晚年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这20年,院门外的百姓生活发生了令世人惊诧的巨变;也是这20年,邓小平全家团聚一堂度过了令家人最为留恋的日子。在这位世纪伟人百年诞辰将至之时,邓林、邓朴方、邓榕姊弟妹3人,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在这里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爷子当年经常站在这看莲花,赏金鱼。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特别欣赏和崇尚大自然。‘文革’前中南海里好多地方都种庄稼蔬菜的时候,我们的家就种满了花花草草。”

  树是这座老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风景。雪松、藤萝、海棠、樱桃、核桃,还有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邓家姐弟兄妹3人,和记者一起围坐莲花池旁。

  邓榕:这池里原来养了不少小金鱼。老爷子每次散步走到这儿,拍拍手,鱼就全游过来了。

  我们是1977年7月1日搬进这院子里来,当时只有门前的四棵石榴和两棵大松树。那两棵树的姿态特别像龙,我们家老头儿老太太都属龙,所以,院里人就叫它们“双龙树”,好多影视作品的镜头都是从双龙树开始照起。不久前,有一棵石榴树移植到广安老家去了,移的时候植物专家说这石榴至少有百年历史了。

  所有其它的树,大雪松、白皮松、海棠、核桃、樱桃,全是老爷子搬进来以后,亲手带着我们种的。樱桃到结果的时候,老爷子就来数,一直到果子熟了,摘下来,他给孩子们和工作人员分着吃,一人分一点儿,一边说“爷爷就这么点儿权力”。有时他发现哪颗果子只剩半个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是鸟偷吃了,他也高兴,“鸟吃了也好嘛”。

  搬到这儿来后,老爷子一住就是20年,直到辞世前住进医院的最后几天。

  邓林:我们1952年时刚来北京,没房子,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月,后来在西直门南草场找到房子住了几个月,然后又搬到地安门后面的吉安所右巷,聂帅的房子旁边。一直住到1957年,后来爸爸每天要到中南海上班,很不方便,就搬进了中南海庆云堂3号院,不用坐车,可以走着上班了。

  邓榕: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们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安排在东交民巷8号的一个院子。当时罗荣桓调来北京也没房子,他身体不好,爸爸就把房子让给罗荣桓住。

  邓林:我们在中南海,一直住到1966年把我们这些子女赶出来,爸爸在那儿又待了两年多,1969年10月到了江西。1973年2月从江西再回北京的时候,先住在花园村,后来家里人口太多,住不下,才搬到宽街。再往后曾经在东交民巷8号住过一阵,以后又住过西山25号楼,几经辗转,最后到了现在的家。

  邓林:我们搬家的原因都是政治方面的,是随着父亲的政治命运的改变而不断地搬来搬去。我们搬家、收东西、装箱子的经验特丰富。因为“文革”中经常是限时搬家,不管多少东西,两小时之内必须搬完,不搬也得搬,所以练就一身硬功夫。

  邓榕:我算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来来回回搬了十几次家。

  邓林:刚搬进这里的时候,院里都是部队种的庄稼,没有现在这么多花草。

  邓榕:中南海里早年也不能种花种草,都是种庄稼和蔬菜,大白菜,还有玉米。因为花花草草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说我们老人家特别呢,就是人家种庄稼的时候,他就要在家里种花种草。

  邓朴方:当时我们在中南海的院里有四个方花池,里面什么花都有。

  邓榕:太平花、玉簪花、樱花、海棠、榆叶梅、迎春花、月季、牡丹、芍药……全有,就那么一小院。老人家就是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欣赏和崇尚这种大自然的美。

  邓林:老爷子特别喜欢完美的东西,喜欢整洁,喜欢自然、有序的环境。

  邓榕:父亲特沉默寡言一人,不多言不多语的,但看见花他就上去闻一闻,特享受的样子。孩子们摘了花以后插在他身上,他也就那么戴着花到处走。

  邓朴方:春暖花开,老爷子爱到外面去,到玉泉山或是到中南海里面看花,一定要找一个花开得比较好的地方。

  邓林:春天的时候中南海的海棠开了,他专门到中南海去看。有时孩子们把柳条摘下来做一顶柳条帽,给爷爷奶奶戴上,都特高兴,还戴着照相。

  邓榕:是花草树木,他都喜欢,不是单喜欢哪一种花,偏爱哪一种树。他吃东西也不挑食,但喜欢换着吃,只是不爱吃那些海鲜。

  邓朴方:好吃的,他能吃出好。好酒,他也喜欢。黄酒、茅台、葡萄酒,什么都喝。不喜欢XO,不喜欢喝有香料的白酒。

  邓榕:喝碗稀饭,吃点咸菜,他也觉得特满意。他总说,稀饭是好吃的东西,你们不懂。他最爱喝的粥是绿豆粥。他不是一个认定一样东西就不变的人,我觉得他这人就是喜欢丰富多彩。

  “老爷子总是说:等我退休了以后,要享受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买东西,逛逛商店。只不过,他到哪里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后来就不想再出去‘扰民’了。”

  说到这个话题,邓家兄妹一口气讲了好几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明摆着的,平民生活对这位老人来说只能是永远的奢望。

  邓榕:老爷子总是说,等我退休了以后,要享受一下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买买东西啊,逛逛商店。有一次到上海他真去逛商店,临要到商店的时候,说我要买点东西,可身上没钱。当时一车人的身上都没带钱,就吴邦国同志带了十块钱,掏出来借给了他。老爷子拿着这十块钱,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给孩子们买了铅笔橡皮,回去后才把钱还给了邦国。

  邓林:他就做了那么一回老百姓,周围还围了一大帮子人。回来我们问他:“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他说:“就看见人了,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邓朴方:他轻易不出去,因为一出去要“布线”啊什么的,他就觉得扰民。他也说,不要布置,不要搞这些,但是有警卫制度,他也没办法。以后年纪大一点,我们动员他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郊游,他不去,说:兴师动众,麻烦得很呢。

  邓榕:最多就是去钓鱼台,还有就是中南海。再远的地方,他就不愿意去了。他一贯不愿意扰民,比如去黄山不让封山,到四川看武侯祠,他也不让封闭。中央警卫局的孙勇他们就忠实执行老人家的指示,警卫员都穿着便衣。去了以后,群众发现了就被围起来了,人山人海,结果出不来了。后来好不容易上了车,围的人太多,车子开不动。群众围着车子鼓掌,场面很感人。可是老人家说,你看我们一到哪儿,就是扰民。

  邓林:有一年去成都,我们先去杜甫草堂,看到梅花开得特别好,回来就鼓动他也去看看。老爷子同意了,去了以后想不到又是人山人海,只好到最后面一个小院,地上摆了几个盆景。回来问他看见梅花了吗,他说看见了,那个院子里有几盆。其实草堂廊子外头的梅树全都开花了,不过全是人,他看不见。

  “老爷子爱散步,走路的时候从不戴计步器,都是自己数数,走路一句话不说,拐弯都是走直角。”

  生活秘书作过精确测量,院子里的环形路一共长188米,邓小平每天沿着这条路散步。既是锻炼身体,也是思考问题。散步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甚至在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时刻,也是如此。著名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谪居江西时,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天天一步步走出来的。

  邓林:我记得曾给自己一个命题,就是拍“邓小平的一天”。尝试了好几次,我觉得太难拍了。他的生活太规律,太普通,不觉得哪一天拍出来的东西能出什么彩。他每天早上起来吃饭,吃完饭看文件,看完文件散步,散完步看报,看完报又该吃饭了。然后下午午睡,看录像啊,看书,打桥牌啊,晚上看看电视,觉得跟老百姓一样,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榕:早年的时候,老爷子散步都是走20多圈,后来年纪比较大了以后,一开始规定18圈,最后15圈,10圈。他都自己数着,走路极其认真,一句话不说,护士跟在后面。我妈妈一开始也跟着他,但是他走得太快了,我妈妈跟不上,连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跟不上。他散步不是说慢慢悠悠地散心,而是用自己最快速度健步走,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当然,他在散步的时候也在思考问题。

  散步的路线就是从房门出来,逆时针沿着院子里水泥路的外圈走,绝不走里圈,拐弯的时候也是拐直角,永远是走最外圈。陪他的人走内圈,他就说:偷懒。

  邓朴方:在江西的小路也有两条。一条是去工厂上班在田埂上走的路,还有一条是在院子里散步、思考的时候,围着我们住的小楼走。因为他这个人特别严格,每天走固定的路线,走着走着院子里砂石地上他走的地方就白了,把小石头都走开了。

  邓榕:我从日本给他买过计步器,他不戴,说我自己数数最准。

  (聊到这儿时,小平生前的保健护士王海珍来了,也加入谈话。邓家的工作人员,干得时间都很长,有的老人从50年代起就一直跟着,很多情况,比家属子女知道得还多。他们,同样算得上是小平的亲人了。)

  王海珍:首长绕圈数得确实准,有时我们跟着,走着走着就分心了,自己把圈数给忘了,但是首长肯定会记得的。走到门口够了圈数他就不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数错了,赶紧去给他开门。他差不多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基本上文件都看完了,就在院子里走个十来圈。

  邓榕:他也爱游泳,但从不在游泳池游。他说,心情不一样,我要游就在海里游,大海多辽阔。他游泳非常好,一下海就是两小时。一直到80年代都是这样,从海边一直游到深处,在拦鲨网那儿来回游两个小时,然后再游回来上岸。深水浮力更大浪更小,水也干净,最舒服了。如果浪特别大的时候,他就拉着游泳圈,让工作人员把他拉到深水去,然后自己在深水游。

  邓林:遇见大的波浪,老爷子不喜欢跳浪,而是从水里钻过去。

  “他工作的效率特别高,习惯坐在屋角的沙发上批文件,孙子、孙女趴在旁边的地板上剪纸、堆积木,各得其乐,互不干扰。”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有一次在北戴河想给他拍张办公照,老人家勉强摆了个坐在办公桌前办公的样子,说:“我从来不这样办公。”

  邓榕:有这事。老爷子晚年不习惯正襟危坐地在桌前办公,平时他喜欢坐屋角的卧榻或沙发,腿放在脚凳上批文件,旁边茶几上放着茶杯、眼镜、放大镜。孙子、孙女趴在地板上玩剪纸、堆积木,各得其乐,互不干扰。他做每一件事都很专心,是他的特点。工作的时候,效率特别高。当年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说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他回答说我一天工作两个小时,华莱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实际上爸爸讲的工作时间就是他看文件的时间,不包括谈话、开会。他平常还有很多时间是思考,有的时候在看电视,其实根本没看进去,多半都是想他的事。不过,办公时间两个小时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效率特别高。

  邓朴方:他处理文件比较快,从来不压文件,一个上午全把文件处理光。

  王海珍:首长见外宾,很少见到秘书过来给他讲外宾的情况什么的。

  邓朴方:老爷子见外宾的时候秘书基本都不跟着,也就晚年才跟着。

  邓榕:他见外宾之前,就看接待单位准备的一摞相关的材料,看完了以后就去见外宾。到场以后主办单位通常要汇报情况,他一般都说情况我都了解,然后就跟外宾谈。

  邓朴方:我出国访问见过很多大使,他们都跟我说特别愿意陪老爷子见外宾。因为老人家讲出话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另外呢他讲话头脑特别清晰,有逻辑,有条理,所以在场的翻译都愿意陪他见外宾。

  邓朴方:我们陪老爷子打桥牌多一点,打台球也是,我从小就跟着他。家里面有个台球桌,两个红球两个白球的,不是斯诺克也不是撞球,没袋子,算分的。他打得很好。打台球他选择对手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愿意跟打不好的人玩,要找打得好的。

  邓榕:老爷子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做得很认真,都要求高水平。

  邓朴方:那时候我记得老爷子打台球基本上就找两个人,一个是孙志远,一个是黄敬。因为这两个人打得比较好。打桥牌也愿意找好手,有的时候也跟国家队选手打,男女队都打过。

  邓榕: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的数学计算能力,心算、口算能力极强。经济数字几乎过目不忘,打桥牌也是,特别会算牌。

  “他博览群书,通读《列宁全集》,熟读《资治通鉴》,爱读人物传记,但不在书上写一字一句批注。”

  小平生前用过的书房,是一间42平方米的房间,镶着实木地板。办公桌、书橱和沙发都被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世纪伟人邓小平》展览借去了。空荡荡的书房只剩下暂时放在地上的半屋书。有《列宁全集》,也有《毛泽东选集》,还有整套的线装《二十四史》。这些书籍都是小平生前翻阅过的,他的子女们翻起来小心翼翼,视若珍宝。邓林拿起一本厚厚的《辞海》,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已经翻得很旧了,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邓榕给记者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是1957年8月出版的,定价4元5角5分,已经磨损了。

  邓榕:家里这些书每次搬家都带着,包括去江西,宝贝得要命。我父亲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除了中国历史书,他还喜欢外国的人物传记,看得非常多。还有就是外国古典小说,西方古典名著都看过,喜欢雨果,特别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老爷子爱看地图。出差总带着两本地图册,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他曾打开《康熙字典》指给我看,我名字里的这个榕字,《康熙字典》的解释是榕树“成荫不成材”。

  他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老爷子还特别爱看《三国志》。他看书的特点是博览群书,而且爱好非常广泛。政治人物的传记看得多,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他很注意地看过。还有国内的比如聂荣臻回忆录等。但他自己不写回忆录。

  邓朴方: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邓林:“文革”的时候抄我们家,一没有抄出存折,二没有抄出老爷子日记。干干净净,他们想抄的我们家全没有。

  邓榕:他这个人就是看宏观、全局,抓要害,小事他不管。

  邓朴方:他自己的工作习惯是提纲挈领,抓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些小事也很重要。他讲究分工,该负责的负责。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一定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

  “父亲百年诞辰特别感到伤感,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与父亲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怀念吧,浓浓的,化解不开。”

  小平同志告别这个院子已经7年了,邓家兄弟姊妹5家三代至今仍团聚在这里。每逢小平的忌日,母亲卓琳就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遍撒花瓣。按小平同志的心愿,他的稿费,捐赠了教育和科技事业;他的遗体,捐献医学事业;他的角膜,捐给需要光明的病人;他的骨灰,回归大海。留给亲人的,唯有满院子无处不在的记忆。

  邓榕:这种怀念的思绪是每天每日,随时随地伴随我们。

  邓朴方:时间长了这种伤感慢慢会淡吗?其实没有,特别是这次纪念百年诞辰,特别感到伤感。

  邓榕:这种怀念是浓浓的,化解不开的。别人家有些父亲可能比较严肃,没有跟子女那么亲近,工作很忙,偶尔见一见,周末见一见,我们是天天在他身边,时时刻刻都在他身边。他除了开会出去以外,工作、生活都在这里。我们子女跟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他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如果问我们生活中有哪一部分能够剥离出来跟父亲没关,我们可以告诉你,没有,不可能。

  邓朴方:他沉默,这大家都知道,不怎么说话,耳朵有点聋,好像别人说话他也没什么反应。但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特别细腻,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动作很大的。我这次翻画册,又看到老爷子嗑瓜子的照片,多生动啊,一盘瓜子两杯黄酒。桌上那桌菜是大家共同吃的,这一盘瓜子,那就是他的财产,给这个点儿,给那个点儿,经常还给我一点儿:“胖子,你拿几个瓜子。”我们对面坐着,嗑几颗瓜子,他有时候一两句话,有时候就看你一眼。别看他不说,但是心里什么都有数。

  邓榕:饭后给他削一盘水果,他吃两口,然后就往这边一推,说大家吃。给孙子、孙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那就是他可支配的资源。你如果特高兴地吃了,他就感觉很满足,美滋滋的。母亲还给他备了个旧饼干盒,里面给他放上巧克力、饼干、山楂片什么的,孙子孙女一到爷爷这儿来了,他就特高兴地给他们分。又得意又有点“可怜”地说,“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邓朴方:记得有一次,羊羊照相的时候不知是怎么受了委屈,呜呜哭了,这正是爷爷卖好儿的时候,“来来来,到爷爷这儿来,有爷爷保护”,还掏出手绢给孩子擦眼泪。

  邓榕:老爷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像她们这些护士,来我们家的时候护校刚毕业,小姑娘,来了以后长了,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生完孩子把孩子都抱我们家来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家老头儿老太太都把她们当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们这个院就是个大家庭,不光是我们子女多,亲戚多,工作人员都在这儿,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王海珍:我生孩子的时候,卓秘书(邓办工作人员对卓琳同志的习惯称呼)还去我们家,我根本没想到。因为当时是夏天,天气特别热,我爱人连上衣都没有穿,一开门看是卓秘书,赶紧往屋里跑去穿衣服。让我特别感动,因为那次是刚生完孩子也就3天左右。卓秘书拿着鸡蛋,醪糟,她是云南人,云南人都讲究由娘家人来给姑娘送醪糟,醪糟下奶,所以她给我带了一桶醪糟,还有10斤鸡蛋,代表首长一块看我,还给我孩子送了一身衣服,现在我还留着。

  8月22日是邓小平百年诞辰,全家人除了惯常的一同聚餐,切蛋糕,吃面条外,还特别准备以一台音乐会来表达怀念之情。邓楠的女儿眠眠谙熟外国古典音乐,她悉心挑选音乐会的曲目,希望藉3部音乐名篇,映现爷爷波折而顽强的人生、雄健而刚毅的精神。

  第一部是李斯特的《前奏曲》,它凸现不断探索、追求、奋斗的人生;第二部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声乐作品《最后的四首歌》,通过优美的诗句,道出人在晚年对生命的热爱和眷恋;第三部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是一部宏大的交响作品,以“英雄”为主题,吟诵人类永远追寻的崇高境界。

  看得出这是全家人的精心筹划。虽然,华章奏鸣并不能冲淡深藏心底的思念,但至少可以抒发他们缅怀的重重心绪。

  直到离开,也没见到卓琳。孩子们说,正在卧室里休息的母亲身体尚好,只是年纪大了,行动要格外小心。母亲现在是全家人重点保护的对象,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立誓“砍头也要跟着他”的这位老人,失去伴侣后的心情,难与旁人言道。

  临别回望,院子里的“双龙树”还是那么苍劲,树干是相距不远的两株,但到了空中,枝与枝相连,叶与叶相交,已经难分彼此。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下图为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八月十一日摄)。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同志晚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院内的小路和石凳是小平同志散步和休息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5日 第二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高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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