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工作照

　　在接触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之前，我有选择地阅读了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和有关中国教育发展的论述。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正统的政治经济学学者或者严肃的中国教育家。与之交谈后，我却发现，他与我最初的想像有太大的区别。顾海良为人亲和，充满激情的谈吐和飞扬的思想，让我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50多岁的人。本来年轻的他，看起来比许多40岁出头的人还显精神。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形象，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某种观念。采访顾海良时，正值他生病治疗期间，原本只想占用他30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没想到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这充满启示的谈话，让听者领略到了哲学、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不同思想在顾海良身上同时产生的美丽结晶。

　　顾海良，1951年生，上海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思想家，兼为副部级官员。因为《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他被誉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主编的《世界市场全书》（获中国图书奖）被誉为展示世界市场的“清明上河图”。由他任总撰稿人的《画说〈资本论〉》、主编的《画说〈共产党宣言〉》，在海内外亦引起极大反响。顾海良的主要学术著作有：《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主编，获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主编）、《世界市场全书》（总编，获1996年中国图书奖）、《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画说〈资本论〉》（总撰稿，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画说〈共产党宣言〉》（主编）、《在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上》、《世纪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21世纪》（合著）、《从马克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张雷声合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与张雷声合著）、《新时期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教学片》（总策划、总撰稿，获国家首届音像制品优秀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主编，全国“两课”教学示范教材）。他发表论文200余篇。近年来顾海良还主持多个国家和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从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等。

　　顾海良现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是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长。

　　从读懂武汉大学开始百年高校掌门生涯

　　据传，顾海良出任中国高校书记一职时，有3所著名大学可供他选择，他毅然选择了武汉大学。有人说武汉大学深厚的人文历史是吸引这个研究哲学、经济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顾海良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桩事，是利用业余时间对武汉大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他要读懂武汉大学，就必须思考一些问题。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历史总是现实的影子。历史的影子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并影响现实的发展。顾海良对此体会极深。

　　回顾武汉大学110年的历史，顾海良把它分为六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93年由张之洞创立的自强学堂开始，这是武汉大学的开端。自强学堂设有文科、理科和语言类的学科，具有近代大学的基本雏型。第二个阶段是从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正式成立开始。但从校址的选定到校舍的建立，大概在1930年左右。抗战开始后，学校迁到四川乐山，学校实质性的发展被中断。第三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又搬回珞珈山，那时候学校采取果断的措施，有远见地从国外引进了一批高层次的学者。1946年以后，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但武汉大学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很大。第四阶段是建国后到5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由综合性比较强的院校，改为以文理为主的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教育改革成为学校发展的主题，武汉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六阶段是2000年8月至今，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使武汉大学开始了崭新的阶段。顾海良就是在这个阶段初期开始执掌武汉大学的。

　　顾海良说：“2000年8月合校以后，第一个大的举动，还是历史的回顾，强调以教学为本。2001年，我们召开了合校以后的第一次大的会议，就是一个有关教学的会议。武汉大学的历史在现实中不断得到折射和回顾，人们有意无意地在武汉大学这个历史舞台上走我们现实的道路。2002年，我们召开了学科建设会议。这个学科的理解是比较宽泛的，包括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等。2003年年初，武汉大学走出了自己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召开了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产业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武汉大学从教学出发，以教学为本，以科研为重，同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就是靠我们的科研和我们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学校从过去培养人才间接服务于社会，转到以我们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知识资源与社会资源、资本资源进行结合，直接服务于社会。原来是把我们的知识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用人力资源服务于社会。而现在，我们直接用我们的知识资源服务于社会。2003年产业工作会议的召开，更新了武汉大学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理念。”

　　关于大学，顾海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上，几百年来，大学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教学为主体的培养模式。如果把人类大学发展的历史刻成一张长达一小时的光盘，我想50分钟都是以教学为主的，只用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兼顾其他。”

　　T字启发了顾海良因地制宜的战略

　　顾海良向记者介绍，武汉大学是根据自己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所处的方位，确定因地制宜战略的。前不久，国家教育部通过全国各种门类的专家评选了全国高校的重点学科，评了900至930多个重点学科，然后按重点学科获得的多少来排位。900多个重点学科相当部分集中在少数学校。在重点学科排名上，武汉大学名列第七，排在前面的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人大、南京大学。名列第七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这9所学校，是全国获得重点学科20个以上的学校。从这20个学校地理位置的分布来看，其他7所学校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只有2所学校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即武汉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所以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和布局，形成了一个T字型，它庄重的一横，横在中国沿海。沿海还可以举出很多著名高校，而中部和西部却举不出再多的重点高校。这里讲的高校还不包括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很有实力的高校，也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这样一些著名的高校，也不包括厦门大学等学校。而中部和西部只有武汉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T字的一横相当的粗，而T字的一竖很瘦弱，沿着长江，经过南京到武汉，再往西部到西安，不仅很细，而且是间断的。

　　这个T字给了顾海良很有效的启发，高等学校的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基本上是相似的。而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变化，带来同样是教育结构和布局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武汉大学不仅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还要把自己的发展纳入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合理化和布局优化的大局中。

　　顾海良说：“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调整了学校发展的目标。当初合校的时候我们提出，要办成中国的一流大学，世界知名大学，现在我们又加上一条，要办成中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我想这三个目标有它内在的统一性，讲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并不是降低标准，因为一流大学的一流，可以是10，可以是20，也可以是25，而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却是唯一的。中西部可能有七、八个大学都是一流的，西交大、川大、武汉大学都是一流大学。但最好的大学却只有一所。所以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不是降低了要求，而是提高了，这个也表现了武大的一个决心和理念，就是今后我们要把学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提得更高，才能使武汉大学真正成为中西部最好的大学。那么这样一种从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理念，我想我们今后会在发展中付诸实践。”

　　提出教育源头创新和培养跨学科人才的新思想

　　顾海良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在WTO谈判桌前，WTO的代表通常是一个人，坐在桌子的那一边，而这一边则是我国的代表，总共有七八个人，有学国际法的，有学国际贸易的，有学国际政治的，等等。在谈判时，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由学国际法的那位代表来回答，涉及到国际贸易的问题则由学习国际贸易的代表来回答，涉及到国际政治的问题则由学习国际政治的代表来回答。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科单一性很强，这虽然有利于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有时单一性的知识不能回答综合性的问题。所以，WTO只派出一个代表来，而我们却要派很多的代表才能应付。相比较而言，掌握多学科的一个代表的优势，显然要比我们多个代表的优势多一点。因为我们的代表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商量一下才能回答，因为WTO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往往不是按学科来划分的，而是综合性的问题，需要掌握多学科的人才来解决。学科是把一个问题进行人为的分解，这样经过人为分解的各个学科要想解决综合性问题就非常困难。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我们在培养人才时，是走单一的按学科专业培养之路，还是走综合化的按照社会需要培养之路。是社会需要我们各个院系培养什么样的人，还是纯粹按我们院系的学科需要来培养人。很显然，教育必须为社会的需要和发展提供人才。这就需要我们高等学校培养跨学科的人才。

　　顾海良提出了跨学科人才培养需要高等教育创新，特别是教育的源头创新的新观念。他认为，真正能引起教育创新的应该是教育的源头创新。所谓教育的源头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招生制度的创新；第二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创新，录取了学生以后，教师就是教学中的主导力量，教师队伍的创新是三个方面创新中的关键创新；第三就是教材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顾海良认为：教育创新主要是要进行五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教育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教育观念创新。第二是必须要进行教育制度的创新。包括教育体制的创新。尽管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这只规定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制度，但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把高等教育法的制度落实到具体学校的体制和机制，并没有一个创新性的举措。

　　第三是培养过程的创新。从目标到环节，这一系列的过程创新我们现在研究的最多。过程的创新首先是目标创新，其次是环节创新，最后才是过程创新。第四是教学方法的改革。为什么要在高新科学技术基础上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革命呢？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已经为教育教学革命性的变革，为教学手段的创新提供了现存的基础。所以我们应当利用高新科学技术的现成成果，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实行我们教学方法手段的革命。最后是教育的开放性。因为高等教育也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创新都是为统治阶级、统治者培养接班人，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为整个经济、社会、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培养优秀人才，以推动自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点不管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它的共同性，有它的兼容性，有它的相通性。所以就此而言，如何学习国外高等教育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既包括制度上的某些因素和体制上好的东西，也包括机制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该大胆地吸收和引进。

　　据有关资料表明，在顾海良的支持和倡导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近年来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实践。这个国内少见的高级研究中心开办经济学、国学、哲学和历史等实验班，从生源、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上重点把关，比如经济学科的师资队伍几乎清一色地聘请国际一流大学的教授来授课，武汉大学被公认为有世界最好的经济学课堂。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知识面宽的硕士和博士。近年来，他们中的上百名学生陆续被世界一流大学选中，其中已经有不少学生成为自己领域的后起之秀。

　　大胆提出走跨越式发展新路的超前思想

　　顾海良说，我们提出跨越式发展，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来自对国际、国内和学校发展现状的分析。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就要对武汉大学未来的发展承担历史性的责任。我们极不希望这样一个百年老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衰落下去，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也非常需要武汉大学有更大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我们提出了跨越式发展。

　　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要超越常规，不走老路，不坐旧车，要实行大胆逾越。顾海良说：“在不少国外一流大学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过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在美国一流大学中就有一些建校历史不足50年的后起之秀，他们的经历也恰恰说明，通过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可能的。我们提出了武汉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跨越式发展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发展，而是追求规模、质量，及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我们是在一个规模比较合理，结构优化，质量和效益都是上层次的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武汉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也是一个创新的思路。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大学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拥有国内外的环境优势、制度优势和后发优势。武汉大学在2000年8月合校以后，很快就从教学转向科研，从科研转向为社会服务。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按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功能思考自己的发展，我们把这种发展称作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是一种理念的跨越，也是一种办学思路的跨越。”

　　武汉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是全国为数很少的规模比较大的学校。所以由此看来，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中，武汉大学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决定武汉大学必须实行跨越式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关系到武汉大学本身，也是优化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和布局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讲，武汉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不仅关系到武汉大学的未来，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和格局进行进一步优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推进的一个战略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顾海良认为，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一定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竖起中国大学的旗帜。

　　朴素而深刻的“五学”新观念

　　武汉大学，这所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是顾海良产生教育新思想的温床。前不久，他提出的“五学”新观念已经引起国内教育界人士的注意。

　　顾海良认为，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科。而建设一流的学科，就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即有大师级的学科带头人。武汉大学在这方面有宝贵的经验。

　　顾海良曾拜访一位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这位老师1951年到武汉大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但仍然在做研究工作。他告诉顾海良，武汉大学要出大师，但是出大师的地方首先要尊重大师。不仅要尊重现在还活着的大师，还要有勇气尊重已经离开我们的，武汉大学历史上大师。顾海良书记很赞同他的观点，他说：“要出大师首先要尊重人才，尊重学术。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有重大建树的大师，尽管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还是要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应有的崇敬，对于现在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或退离工作岗位的老师，但仍然在进行研究和工作的这些人，我们也要尊重和爱护。”

　　顾海良说，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是进入21世纪，大楼（硬件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筑巢引凤”也是吸引大师的一个条件。 大学要有以人为本的爱心，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一种大学的气度，鼓励追求真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高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离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所谓“五学”，是指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顾海良书记认为，创建一流的大学必须紧紧抓住“五学”。顾海良书记说：“没有一批优秀学者的学校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学校，没有优秀学者的学校也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学校，所以对于学校来讲，悠悠万事，学者为大。尊重学者的劳动，尊重学者的创造，尊重学者的知识、人格、人品，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五学”中，学者为大，学者为先。”

　　“其次就是学科。学者的威望，学者的影响总是体现在一定的学科上。任何一个学校，不管是大校、名校，或现在暂时还不是名校，肯定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没有优势学科，也有学科优势。所谓优势学科，我讲的是整体的学科是优势的。我们武汉大学的文、史、哲整体就是优势学科，我们的遥感测绘，我们的生命科学，这些学科就是优势学科。当然没有优势学科也要有学科优势。某一个学科，比如中文，至少古典文学这一学科中有优势，古典文学中哪怕在宋词或者元曲有点优势，所以优势学科和学科优势这两者尽管含量不一样，但是只要有闪光点，就是这个学校的资本，就是学校的基础，就是学校继续发展的新的能量。所以培育优势学科，培育学科优势，我想是发展必须考虑的。”

　　顾海良说：“对于武汉大学跨越式发展来讲，学科建设要瞄准一流学科去建。我经常讲的是在学科建设上要有中国乒乓球队的意识。那就是，冠军应该拿的，亚军就是失败。中国乒乓球队拿的如果是亚军大家会很失望，拿到冠军，最好是把全部冠军都拿回来，那样大家也不会吃惊。不要有那种男子足球队的意识。好不容易参加了世界杯就飘飘然了，认为自己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了。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有中国乒乓球队的精神，而不应该有中国男足的意识。”

　　第三个就是学术。要尊重学术。学术包括我们老师的著作、论文，包括我们的科研报告、科研发明，也包括我们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基地、学术刊物等等，凡是能反映学校学术水平的都纳入学术范围。尊重学术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就是尊重学者，任何对学术的限制将从根本上毁掉这个学校，而任何对学术的尊重，都将树立起学校的光辉形象。

　　第四，就是学风。一个学校有没有良好的学风，有没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值得人们赞赏的学风，富有特色的学风，是一个学校致力于名校——中国名校或世界名校的根本。同样学风也反映了学者的风范，反映了学科的水平，反映了学术中的水平。

　　第五是学生。学生是学校的产品和综合实力的体现。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更要培养他们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要重视知识、能力、责任感相统一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格与心智的完善。

　　顾海良还认为，在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上，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学校的凝聚力也十分重要，这两股“力”应该做到与“五学”的统一。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关于武汉大学，顾海良确实有更多的内容可谈。他的关于没有强大的经济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他的关于高校引进两种人的理论，即引进一流的学科帅才（院长）和能代表该学科水平能成为该学科的创新团队，他的关于高校服务社会的理论，他的关于抢占学科制高点的理论等等都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内容只有留待今后再写了。作为我个人，我不愿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经济学者或者教育家看待，我更愿意把他当着一个有着不竭源泉的教育思想家来看待。与他交谈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期待着还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一个有了自己教育理论体系的教育家一定更有可能把一个学校办得比别人更好。事实上，据有关权威人士介绍，在顾海良书记的领导下，武汉大学近几年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是明显的，有些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武汉大学这所中国最美丽的百年名校已经成功地走出了多年来的停滞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发展阶段，它的某些方面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向世界范围扩大。

顾海良2002年在深圳高交会上

2003年10月7日，顾海良（右）从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手中接过“五月的鲜花”活动会旗。

顾海良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

顾海良访问美国学术研究机构

顾海良(右一)陪同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左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考察武汉大学科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