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成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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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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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脱离群众，在一些地方，已成顽症。就在两个月前，我曾收到这样一封通讯员来稿《乡长助农割麦忙》，说山东临沂某乡乡长“三夏”时节深入田间地头为民解忧。
怪了，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分内的事嘛！可这样一件平常事偏偏成了“新闻”！
干部终日浮在上面，或是沉溺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群众自然不会答应。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工作越来越难做，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常言说得好：“下海上山问渔樵，欲知民意搞民调。”只有深入下去，摸清群众的所思所想，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出成效。朔州的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瞧，干部一沉下去，干群关系立马融洽了，许多老大难问题也迎刃而解。
不过，编完这篇稿子，笔者在为朔州做法叫好的同时，也有些担忧：“炕头工作队”是一种长期行为呢还是权宜之计？会不会活动过后一切又恢复原样？
但愿它能成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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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民情日记”
新华社记者 于振海 胡靖国
山西朔州市在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中，把基层干部组成“炕头工作队”，进村入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化民怨，解民忧，为群众办实事，并把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民情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记者在翻阅“民情日记”时了解到，大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一个县乡的工作安排，如果干部作风不实，恐怕一切都很难落在实处。当前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已成为农村工作的关键问题，抓落实，一定要从干部作风抓起。
不是农民不听话，是一些基层干部不像话
平鲁区井坪镇党委书记贾志武4月22日星期日
经常听机关干部抱怨：“如今的老百姓不好管，不听话。”到底怎么样？我才来两个多月，心中不大清楚。今天是星期天，我决定到下称沟村去下乡。
走访了几家农户后，中午到了65岁的贾旺家，想在他家吃派饭。贾旺经常上访告状，是村里有名的“难缠户”，村干部担心在贾家吃闭门羹。谁知，和贾大爷一讲吃派饭的事，他立马拉我到他的家中。
“别说是书记，就是普通干部也从不来俺百姓家坐坐。”“乡干部是一年来一趟，秋后算一账。一见俺们就是要钱、要粮、做计划生育手术，一句好听话没有，跟‘响马队’差不多，上边的干部呢，一来就坐着小车打圈圈，兜上一圈下饭店去了。找干部办事，冷言冷语，别说帮忙贷款、推销农产品什么的，就是盖个章，也得跑个三四回……”
吃着莜面窝窝，听着贾老汉的话，我心里沉甸甸的，不是农民不听话，是我们有些干部太不像话，这些年，生活水平高了，但是干群之间的关系凉了。
干群感情不到位，中央的政策再好，也只是“开开会，喝喝水，念念报”，这就算是贯彻落实了，在农民中间见不了实效。
农民最实际，只看你办不办实事
应县南河种镇党委书记张玉儒5月20日星期日
深夜12时。忙了一天，刚刚睡着，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张书记，张书记，不好了，快起来！”接马峪村一下来了20多人，堵在我办公室门前。
5月中旬，正是青椒移栽的大忙时节。接马峪村刚栽下470多亩青椒苗，准备浇水时，断电了。如果天亮前青椒苗浇不上水，太阳一出来，青椒苗都要枯萎。农民们跑到变电站一问，原来是农网改造，施工队在杨堡村遇到“钉子户”敲竹杠，一户农民开口要3000元补偿费（按规定是200元），不然不让电线通过他家的土豆地。
杨堡村不属南河种镇管辖，又是深夜，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我立即带上两名群众代表赶到县电业局，找到了副局长贺志文。贺说农网改造由变电站直接负责，我们又拉上贺志文来到变电站。施工队原计划天亮后找派出所解决问题。我们建议剪断新线，接通旧线送电，施工队说损失太大，不愿意。我提出损失由镇政府补偿，今晚必须送电。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施工队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并免除了补偿费。深夜2时30分，接马峪村开始浇地，470多亩青椒苗得救了。
当我们返回路过接马峪村时，激动的农民给我们磕头致谢，齐刷刷跪在了地头。据农民们说，如果当时镇里没人管，他们还有200多人准备到镇里闹事去，酿出大事不说，农户的损失就成了定局。
农民最实际，也最根本，不看你干部说的有多好听，玩的有多少花样，只看你办不办实事，要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看是不是“自己人”。现在有些“知识型”的干部，一讲服务就云山雾罩地办公司、上项目，从WTO到调整结构，一讲一大套，群众听不懂，也不想听。其实，我们实实在在地从一件件小事做起，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群众还是非常拥护我们的。
也给基层干部减减负
山阴县委副书记南志中7月3日星期二现在全县上下正围绕“三个代表”的学习转变干部作风，坦率地说，作为一个“父母官”，我何尝不想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然而有许多时候还真的是身不由己，让你有许多无奈和难言的苦衷。就我自己而言，我有三怕：一怕开会。现在的会议太多了，我一个月曾开过22个会，大都是些务虚的，实质内容不多。而且会议时间又特别长，就那么一个意思，这个领导讲了，那个领导讲，本来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硬要长篇大论地说一番。
二怕文件。有什么样的会议就有什么样的文件，而且文件比会议还要多。现在的领导机关和部门，动不动就发文件，以文件代替了工作。有的文件长达几万字，其实有一二百字足够了。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份材料和文件要摆在办公桌上，面对高可盈尺的文件，我常常感叹，可惜了这些白纸，真不如给山里娃做几个作业本有用。
三怕接待。少的隔三差五，多的几乎天天都得迎来送往搞接待，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变成了“三陪先生”，陪吃陪喝陪参观，尤其是陪酒，中午喝了，晚上喝，简直是一大负担。这个检查，那个评比，穷于应付，忙于奔命，由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便应运而生，虽然问题发生在基层，可根源是上边造成的。现在企业减负，农民减负，学生减负，何时给基层干部也减减负？
《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15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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