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时政 >> 综合报道 2002年7月25日07:52


限价令缘何止不住药价虚高

本报记者  段朝华

    

  北京市物价局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该市先后降低了总共338种药品的价格,限定了最高零售价,但医院的药品销售价仍呈上涨趋势,患者医药费负担过高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7月25日开始,北京市物价局再次向有关部门发布94种药未列剂型规格的零售价格限价令。常用药阿司匹林、维生素C、安乃近、硝酸甘油等药品被列入限价行列。

    早在2001年12月12日,国家计委就向全国下发了《关于公布383种药品价格的通知》。为这些列入《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品种》的药品制定了最高价格。同时对其中的148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格的指导意见,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此为基础,在上下5%的浮动幅度内制定本地的最高零售价格。

    其实,自1997年以来,类似的限价举措已有11次。然而,频繁出台的限价举措虽然一时起到了一定效果,却远未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

    政府部门屡屡出台限价措施,与近年来药价不可遏制地上涨势头密切相关。国家计委意在通过“不断压缩药品中间环节”来降低药品零售价格,减轻群众药费负担。应当说,从“中间环节”入手治理,的确找到了药价畸高的“症结”。这里所谓的“中间环节”,是指从药厂生产药品到患者最终拿到药品需要经过的层层环节,包括药品批发商、药店、医院等。这些利益方在销售“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分兵把守”,都想“分得一杯羹”,致使众多药品的零售价高得“离谱”,有的药品如干扰素类,其零售价甚至高于成本价百倍。

    事实上,之所以11次限价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真正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和完善切实保护病人利益的医药体制。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医药分业制度,而我国仍在一直延续医药合业制度。医院直接开办药房,患者持医生的处方到药房交费取药,这也为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借助开药提取利润创造了另一种制度条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患者也是消费者,而且是特殊的消费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患者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患者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吃药看病不讲价”成为一种消费习惯,病人无时不在为高价药承担着额外的交易成本。

    根治药价虚高,牵涉到多方利益。但国家计委的“限价令”却只是根据药品的成本进行限价,这显然不能标本兼治。从北京市物价局最近对10家大中型医院的医药销售调查统计看出,虽然报销范围内的抗生素类药品降价使7家医院的此类药品销售额下降,3家医院的此类药品销售额增幅得到抑制,但10家医院的药品销售总额除协和医院和昌平区医院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8%和5.3%之外,其他8家医院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达到11.5%。调查结果还显示,面对物价部门对部分药品制定最高零售价的举措,医院纷纷减少降价药品中的低价药的使用量,而增加使用中高价药和报销范围以外的抗生素类药,有的医院非报销抗生素类药品的销售额增加了3倍多。药品价格方案出台后,经营使用单位为避免损失,对于一些降价药品还采取了不经营、不使用的方法,使得患者无法得到降价的好处。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目前,许多医院的科室和个人收入与药品等销售收入挂钩,强化了多卖药、卖高价药的机制。医院依靠各级拨款无法维持正常开支,也要靠卖药来获得更多的收入。

    对药品进行限价,出发点是保护患者的利益,但毋庸讳言,也损伤了一些药厂的利益,甚至出现了如强生、中美史克、健民三大药厂申请计委重新定价的现象。中美史克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药品降价是一件好事,但这次降价对我们来说降得太多了。比如必理通这种药,不算利润光成本价就要5元,现在一下降到1.8元,真是贴本做买卖了。”由于各项体制改革尚未到位,药品零售价格降低并不能改变药品利益分配格局。零售价格降低,缩小了药品价格折扣、回扣的空间,可能会导致生产企业进一步压低成本,以挤出新的促销空间。如果超过了生产成本的临界点,势必影响药品的质量,影响制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单靠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手段限价是不够的,要最终解决药品虚高的问题,还必须“治本”,进一步突破现行医疗体制障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医药分开。 

    《市场报》 (2002年07月25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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