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十三年之二：成熟，取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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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六大前夕，济南南门西侧护城河附近灯光工程完成新一轮改造。泉城夜色越来越美。 周青先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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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13年来，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左右摇摆
顾勇华：13年前，国内外有些人对中国的未来心存疑虑；13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中国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事实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成熟，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凌志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没有大起大落，在政治上没有左右摇摆。如果我们以10年为单位计算国家的进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党和政府正在成熟起来，执政水平提高了。
吕网大：当了十几年驻沪记者，我实际感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既能把握战略机遇，又能提出长远目标。大约从4年前起，上海市每年开人代会，都在《政府工作报告》后加印新名词解释，这些名词的页码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很快都从纸上的新名词变成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比如，“三网合一”（有线电视、电话、宽带网合一），起初觉得很遥远，如今已经有许多家庭用上了。又比如，“城市森林”。决策者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人民日报华东版有过一个很好的标题，叫做“上海：把城市建在森林里”。对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现在，大片大片的树林在城市周边真的建了起来。
屠知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城市叫得很响亮，在农村也叫得响亮。我在农村跑得比较多，批评报道也搞得比较多。然而，有一个感觉很鲜明，无论平原还是山区，无论发达的沿海还是贫困的老区，那里的干部都在千方百计带领群众奔致富路。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咬定青山不放松”。
谢卫群：这在江西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人们批评有些同志“爱琢磨人，不爱琢磨事”，整个江西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相对较慢、较弱。这一年多来，江西人的思想观念整个儿被搅动起来了。现在，江西人坐在一起就是谈招商引资，谈项目合作。思发展、议发展、谋发展的氛围已经形成。到江西采访，所到之处，总有人对我说：“你们接触面广，帮我们找点项目吧”。
曹焕荣：这叫办实事，不折腾。有的干部以前习惯甚至热衷于“破坏性思维”和“斗争哲学”，而现在大家追求的是“建设性理念”和“多赢局面”。若问什么叫政通人和？那就请看这十三年。
邓建胜：我赞成这种看法。这些年许多地方发展很快，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思路正确有很大关系。过去，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各搞一套，什么“张书记路”、“李书记街”的。现在呢，一届接着一届干，发展的思路和决策总能保持连续性。这减少了折腾和反复，赢得了时间。这一点，在福建漳州采访时，我的印象很深。
李泓冰：在原来的国家级贫困县安徽霍山也是这样。那里换了三四任县委书记，发展的思路却一以贯之，很有成效。他们把这叫做“不翻烧饼”。
顾春：今年春天，我到山东沂蒙山老区采访，那里的县领导年轻、知识丰富。他们在向记者介绍发展地方经济的思路时，总是把眼光放远10年甚至更远。人们把这叫做“一个口号喊到底”。
姜泓冰：我去采访县里干部，以前他们总是先谈政绩，而现在是先谈规划，与过去拍脑袋出点子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苏州工业园区就是这样。规划一定，就成了法规，哪怕是增减一幢楼，都得召开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当初，我们听到这种新闻，觉得不得了；可现在，像苏州工业园区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刘士安：过去，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摸索的成分很大，“摸着石头过河”最好地说明了那时候许多干部从事实际工作的情况。最近这10多年，无论国内国际发生什么，我们都不彷徨，也不争论，精力特别集中，始终坚持发展不动摇。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东风着地细细吹，万紫千红各争春———统揽全局的能力大大提高，深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要
谢卫群：其实，这十三年间，我们党和国家遇到的风险和危机并不少，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洪水等自然灾害、国际关系中的新矛盾、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但是，都自如地、顺利地闯了过来。
刘士安：党与政府统揽全局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筹考虑，而不是顾此失彼。许多地市，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联系起来；把国企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这说明，改革已经从单兵突进，变成综合配套、全面开花，广大干部真正做到了全局在胸、运筹帷幄。
周寅杰：我觉得，国企改革就是这样，既要推进改革，又要维护稳定，不引起大的震荡。于是，推出了国企职工下岗的策略，先是让他们从岗位上下来，有助于新的企业制度建立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又考虑职工为改革付出的代价，给他们以保障，帮助培训，尽可能地创造再就业机会。在上海，当年百万人下岗，现在实现了百万人再就业。
姜泓冰：各地也创造了不少新方法解决再就业问题。最近，我们发过一则报道，说的是在江西南昌等地，政府出面购买岗位，如保洁、保安、保养、保绿等，专门安排年龄大的下岗职工就业。
沈文敏：再说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吧。政府把治水和整个建设联系起来，在抓紧建设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移民建镇、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几年后，农民从江边、湖边搬了出来，建起新集镇，结束了每年提心吊胆的生活。没有洪水的时候，可以继续到原来的土地上耕作；有洪水了，就为水让路。
陈颂清：环境治理也是如此。过去，环境保护仅视作是环保局的事，而现在成为整个社会的事。环境也被视为生产力，视作投资环境。记得上海闵行区为了保护一棵古树，竟花费了800万元。政府保护的是一棵树，实质提升的是一个地区的品位和效益，周边的房地产也不断升值，从整体上说是“赚”了。
王伟健：还有医疗卫生改革呢。最初的改革，是为了抑制过高的药价，减轻国有企业的困难和职工报销难的问题，而现在，开始建立整个社会保障机制。在上海，医保卡已融为社保卡的一部分，为最终把“企业人”转化为“社会人”奠定了基础。
徐冲：破解难题，还包括对一些曾经不敢碰的问题进行突破。1997年秋天，我写过一篇通讯，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经营者能否持有企业股份，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才能能否量化并折成股份，持股资金从哪里来……赞成者说，这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的最大潜能，有利于搞好企业，壮大国有经济；反对者说，政府在这方面还没有明确条文，而且，如果企业家与职工的收入差别因此拉开怎么办？还有，购股资金来源也成大问题。这些都非常敏感，且无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地省、市对此毫不回避，广征意见，终于一步步解决了这类难题，既维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又得到职工的拥护。
试看天堑投鞭渡，举重若轻更从容———相信并尊重市场规律，领导经济的方法与手段越来越高明
赵彦龙：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很有感触：近几年，各地不断削减政府审批权，有的省份已将政府审批权的70％下放，或者干脆取消。
郝洪：还有商品价格，过去多由政府规定，而现在，98％以上的商品都是依据市场行情定价。
励漪：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过去，党和政府愿意做“问答题”，既自己提目标、提要求，又自己来解决问题；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学会了做“选择题”。各地城市建设就是如此。比如，上海南京路和上海黄浦江的开发建设，党委和政府只提要求，而将设计、规划通过招标的方式，整个儿交给市场。
孙小静：领导干部执政水平的提高，一个集中的体现是，做好“该做的”，放开“不该做的”，把本该市场管的，全部让市场来管。
凌志军：有一点特别明显，我们懂得尊重市场了，学会按照市场规律来解决问题了。这种转变的潜在意义在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过去主要来自政府的权威，现在则是来自普通人的需求。
吴焰：现在，决策者的注意力的确是越来越多地放在人民群众身上了，“经济＋人”、“人＋环境”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所接受，还把群众是否能得到好处和实惠作为评判工作的标准。
陈颂清：这样的事例可不少。有一年春节，火车票提价，过去，这当然由铁路部门说了算。可是，偏偏有旅客提意见，认为铁路部门不能自己说了算。于是，以后春节，火车票涨价都要召开听证会，涨不涨、涨多少，要听听老百姓和更多部门的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
陶峰：按市场的规律管理经济，政府对待新生事物的包容度更大，裁判水平更高。原来出现一个新东西，往往马上引来争论，甚至会有反对声，而现在，常常是先做不说，或者先做后说。
徐冲：遵循市场的规律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着眼高远。原来，各地的经济普遍有“画地为牢”甚至“以邻为壑”的倾向，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学会了优势互补。最近几年来，长三角各城市之间，与黄河、珠江三角洲之间，乃至中西部各省市区之间，各级党政领导、各类企业家互相学习、考察以及投资等方面的活动频繁，合作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我们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立足整个华东，所发的大量区域合作的稿件，往往能得到各方的呼应。
谢卫群：江西是中部省份，过去大都认为没有太多的优势。而就在这一年多内，该省的党政代表团，走遍了周边所有的经济发达省份。由于提出的目标“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与沿海有很强的互补性，很快得到了沿海省份的认可。原来人们眼里的江西，是老区穷区，现在则成了战略合作伙伴。
黄敬：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谋划全省发展大局时，提出“构建山海协作、对内联接和对外开放3条战略通道”，与江西省针对沿海发达地区提出的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不谋而合。福建省领导提出，福建的发展，选择内地是必然趋势，可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采取政府推动、企业为主的方式，在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推进与内地省份的经济技术合作。经济利益的互动，使东部、中部结合得更加紧密。
王伟健：安徽在90年代初，就推出“接轨浦东，开发皖江”的举措。尽管当时安徽遭受了1991年的大洪水，但是，第一个在浦东建起大楼的，是安徽人。这幢楼叫“裕安大厦”。
陈颂清：我认识不少在浙江省委、省政府机关工作的负责干部，谈起来，发现他们对上海的发展思路、工作布局、新上项目，比我这个在上海工作的人还要清楚。如今，他们抓经济时的立意很高。浙江绍兴县对宣传系统的干部也要求他们开阔视野，前几天，一批就集中了几十人到上海整整听了3天课。这样的干部，加上硬件的发展，如正在建设中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等特大型工程，将使浙江这个经济大省如强龙在渊，蓄势而上，与上海、江苏联手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经济带。
人心合处天心到，路上行人口似碑———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执政的方式与措施日益完善
孙健：党的执政能力之所以能提高，与执政的方式与措施日益完善分不开。
康燕：上海就明确提出，既“总揽全局”，但又要“协调各方”，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党委做什么、人大做什么、政府做什么、政协做什么”的问题。市委班子总揽全局，抓全局、抓战略、抓前瞻；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能在地方性法规中体现；市政府通过政府决策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政府的政令；政协党组通过政治协商，使党的主张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这些年上海的工作特别“顺”，我看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潘承凡：我们还能感受到变化大的是人大。过去，有的人对人大的印象是“橡皮图章”，以为立法、人事安排都是“走过场”。现在，人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提交的任命人选在人代会上通不过的，已不稀罕。上任的干部，还要接受人大的评议。上海市人大第一次对通过任命的局级干部进行述职评议时，曾轰动一时。可如今，这种做法各省都在做。甚至提交人大讨论的法规，也有通不过的。
包蹇：在采访各地人民法院时，我发现，“民告官”成了很普通的事情。近几年，行政诉讼案件直线上升就是一个证明。大到告国家部委、省的厅局，小到告“村官”。我接触过一个案子，真像“秋菊打官司”。江苏省江阴市一个弱女子，其丈夫与邻居发生纠纷打起来，村干部来裁判。可是，她认为这个裁判不公，最后把村干部告上了法庭。
孙小静：原来，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不透明，老百姓办事往往要找关系、走后门去打听。现在，各地在完善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厂务公开等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县级以上政权机关政务公开，扩大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老百姓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气也顺了不少。
朱华夏：特别是“电子政府”的使用，老百姓可以通过电脑与市长、县长“见面”。打开各种政府网站，“市长信箱”、“县长信箱”几乎个个都有。
邓建胜：江西大余县还探索一个做法，叫变“上访”为“下访”，也就是说，不等群众来上访，干部就主动下到基层，听取群众意见，把矛盾消化在基层。
娄靖：公开的目的是为监督。在接受群众监督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加强了自身队伍的建设。过去干部任用不透明，现在大都实行了任前公示。
王杨：记得几年前江苏宿迁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时，有人当面对市委书记说：“这下有一大批干部要调整职务，你可以发一笔大财了。”听了这番话，他大有触动，和市委一班人反复研究，坚定地推行任前公示制，有力地遏制了“买官卖官”现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顾春：江西的提法是：把“红灯”亮在出事之前。今年“十一”前，江西全省县级公安局长全部轮岗一遍，这就是预防在先。
田泓：我注意到，从4月下旬开始，《张家港日报》在要闻版连续推出廉政公益广告。江苏省张家港市纪委、监察局首次尝试运用廉政公益广告形式，以配合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的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活动。这种做法有新意，不仅使党员干部自身受到教育，还能使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和普通群众受到教育。
谢卫群：人们的心态也变了，流行语就是很好的注解。过去有句话，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在则流行“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减肥”。
刘士安：这是心态越来越健康的具体表现。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办，百姓的心气顺了，国家的事就好办了。这，当是我们党这十三年执政的取胜之道。
（执笔：谢卫群）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2年11月07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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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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